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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导演斯蒂文·弗里尔斯(StephenFrears)现身“伦敦电影回顾周”时，台下一名电影工作者激动万分，“他太牛了!从底层小人物拍到英国王室，他的电影遍布社会各个阶层!”
2006年，《女王》横空出世，夺下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全球50多个奖项，成为英国影坛一大奇迹。凭借该片，弗里尔斯第二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海伦·米勒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小金人。去年，炙手可热的弗里尔斯出任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身携伦敦电影局宣传任务，此次沪上之行被弗里尔斯戏称为“绑架而来”。这名年长的“绑票”脸上自始至终挂着亲善的微笑。
美国是金钱和美女的大囚笼
“当导演很难吗?你去导一部电影，好，你就是导演了!”这是弗里尔斯的开场白。
大学时，弗里尔斯在剑桥学习法律，由于不堪法律的枯燥无味，毕业后，钟情舞台的他选择了英国皇家宫廷剧院。1966年，在卡莱尔·雷兹(《法国中尉的女人》导演)的帮助下，弗里尔斯当上助理导演，从戏剧、电视逐步进入电影圈。多年摸爬滚打，凭借敏锐的视觉意识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弗里尔斯终于成为英国影坛一流导演。
因其多样化的取材，弗里尔斯人选“史上最伟大的21位英国导演”(《每日电讯》评选)：“丰富的戏剧从业经验使他对各种题材驾轻就熟：《危险关系》中18世纪的法国；美式风情的《高保真》；《肮脏甜蜜的事》中的当代英国底层民众《女王》中对君主的别样审视。”
英国独立电影人中，弗里尔斯是享誉好莱坞的“稀有品种”。1980年代末，弗里尔斯受邀去美国，他拍摄的《危险关系》、《千网危情》等多部作品在口碑和票房上都获得巨大成功。
2000年，弗里尔斯回到伦敦。“电影人需要自由，对我而言，美国是个充斥着金钱美女的大囚笼。我宁愿回到伦敦：这里整日阴雨绵绵，电影人生存并不容易，但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对我而言很完美。”
“年轻时，您有没有崇拜的导演?”电影学院的学生问。
“没有。”弗里尔斯和蔼地笑笑，“我小的时候导演都藏在幕后。观众走进影院，只看见故事和演员，他们对导演一无所知。后来，导演走出来了，还成了大明星，可我更喜欢那个‘被藏起来的’我。”
在弗里尔斯眼中，每个导演在童年时期都有一座天堂影院：“我更怀念童年时光，大家走进影院，只为了看一个故事，然后……流下最纯真的眼泪。”言至此，66岁的老人几近哽咽。
临别，他向台下的中国学生调皮地挥挥手：“《色，戒》很棒，你们看不到的那14分钟是我的最爱!”
拍《女王》时，我天天祈祷别被砍脑袋
“有人拍片花大钱，有人拍片用脑子。在我看来，脑袋里的东西更有意思。”
从影30年，弗里尔斯触碰了许多边缘题材——同性恋、种族主义、非法移民、未婚先孕的少女，直至英国王室的生活。
1985年，他以90万美元低成本拍摄了《欢乐洗衣店》。片中，弗里尔斯大胆植入种族和同性恋等敏感议题，通过一位巴基斯坦青年的眼睛反映了伦敦工人阶层的失业状况。“从小到大，我在一个白人中产家庭成长，当我读到哈尼夫·科瑞奇的《欢乐洗衣店》时，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该片捧红了丹尼尔·戴·刘易斯，也让弗里尔斯成为“酷儿”电影运动的旗手。
2002年，在电影《肮脏甜蜜的事》(又译《天使夜惊情》)中，弗里尔斯展现了一个全无英国白人出没的伦敦底层社会：来自亚非及东欧的新移民、出入高档酒店的黑人妓女、血汗工厂的纺织女工，以及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非法移民以贩卖肾脏求取护照的黑市交易。“当我走在伦敦街头，看到那些钟点工和出租车司机，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展现别人看不见的伦敦。”
2006年，弗里尔斯的事业攀上新高峰：《女王》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影片以戴安娜王妃去世为背景，刻画了英国社会、王室与政府之间错综的矛盾和共生关系，被誉为“一幅私密的、有揭示性的、颇具幽默感的英国王室画像”。
“女王的故事离我们太近了，你寄一封信，她就在邮票上。”将女王搬上银幕属于“胆大妄为”，弗里尔斯半开玩笑道：“女王是个大禁忌，这之前没人敢拍女王的电影，拍这片时，我天天祈祷别被砍脑袋。”
弗里尔斯认为英国王室岌岌可危，“最近10年，伦敦越来越有趣，但还是有它落后的地方，比如白金汉宫，说实话，我真想把它给炸了。”老人扮了个天真的鬼脸，他得意地翘起腿，露出了粉紫条纹的可爱袜头。
女王是个非常时髦的女人，却被关在愚蠢落后的皇室体系中
人物周刊：上电影《亨德森夫人的敬献》中。无论年长的寡妇还是年轻的村姑，你都能精准刻画出她们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是什么促使你对女性情感主题产生兴趣的?
弗里尔斯：说实话，我并不了解女性，我只是觉得她们比男人有趣多了，她们的情感世界微妙而又复杂。
人物周刊：从1988年的《危险关系》到近年的《亨德森夫人的敬献》与《女王》，你的女主角都是年长女性，你好像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非常有研究。
弗里尔斯：噢，这并不代表我对老年女性感兴趣，我还是更喜欢17岁的姑娘。或许因为她们更像我母亲，我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
人物周刊：那就说说你的母亲?弗里尔斯：我母亲是个非常strong(强壮、厉害)的女人，strong得几乎让我发疯，她的工作就是养育3个孩子，呵呵(大笑)。事实上，女王很像我母亲，她们都是坚韧的女性，承担了很多责任。
人物周刊：关于《女王》的采访中，你说，“事实上，你面对与处理的是一种极其复杂难解的情感。”能否具体谈谈这种复杂?弗里尔斯：确实非常复杂，因为你必须讨论皇室环境下的每个人。我认识女王快60年了，这么长时间，对她的感情自然是复杂的，你开个玩笑很容易，然后你又要探讨玩笑背后的深意。事实上，女王是个非常时髦的老女人，但她却被关在愚蠢而落后的皇室体系中，还得学会适应现代世界。戴安娜王妃逝世时，女王的那种情感是极其真实的，但是，英国民众给了她很大压力，外界要求她对自己撒一个谎，要求她承认戴安娜。
人物周刊：说说你对戴安娜王妃的评价?
弗里尔斯：她太现代了，更像一位明星。我觉得她的婚姻是个悲剧，这段婚姻对她而言是一种牺牲，但她在受到压力时敢于站出来反抗，这是我敬佩她的地方。我同情那些受到压力和被欺侮的女性，我很尊重女性。
人物周刊：很多人认为电影中那头麋鹿具有隐喻意味。
弗里尔斯：英国皇室每年都要射杀那些长了犄角的麋鹿——犄角说明它已经太老了。但是，电影中那头长了犄角的老麋鹿居然逃过枪口，幸存下来，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想，皇室就和这头老麋鹿一样，经历了太多沧桑，然而，如此腐朽的制度竟存活至今，它早该消失了!当然，女王很像那头躲过无数枪口存活下来的麋鹿。
人物周刊：你用“可塑性”形容海伦·米勒的表演。具体说说为什么选中她演女王?
弗里尔斯：“可塑性”这个词再准确不过了，海伦具有强大的能量，散发出一种威慑力，这是女王必备的气质。就像中国有皇帝时，你们害怕并下跪一样，在英国，人人都敬畏女王。海伦的表演恰到好处，片中，面对摄像机，她扮演的女王在葬礼上流出了一滴眼泪，我想，所有的震撼都凝聚在这滴眼泪上，正是这滴眼泪，使我预感到她将获得奥斯卡。
人物周刊：雷奥·卡拉科斯曾说，每导演一部电影，他常情不自禁爱上自己的女主角，你呢?
弗里尔斯：(神秘地笑笑)当然，总是这样。我接触过许多美丽的女演员，她们聪慧而感性，具有良好的表演功底，让人惊艳，你只能爱上她们。
人物周刊：《女王》编剧彼得·摩根曾说，他希望用女王的这个故事讲述英美两国的关系。作为导演。你是否有相似的意图?
弗里尔斯：我想他不该那样说，他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布莱尔吧。无论这种关系良好还是恶劣，我们(英国)还是参与了入侵伊拉克。
人物周刊：你对伊拉克战争是什么态度?
弗里尔斯：这是一种愚蠢至极的白痴行为。非常、非常愚蠢!
2006年，《女王》横空出世，夺下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全球50多个奖项，成为英国影坛一大奇迹。凭借该片，弗里尔斯第二次被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海伦·米勒捧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小金人。去年，炙手可热的弗里尔斯出任了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身携伦敦电影局宣传任务，此次沪上之行被弗里尔斯戏称为“绑架而来”。这名年长的“绑票”脸上自始至终挂着亲善的微笑。
美国是金钱和美女的大囚笼
“当导演很难吗?你去导一部电影，好，你就是导演了!”这是弗里尔斯的开场白。
大学时，弗里尔斯在剑桥学习法律，由于不堪法律的枯燥无味，毕业后，钟情舞台的他选择了英国皇家宫廷剧院。1966年，在卡莱尔·雷兹(《法国中尉的女人》导演)的帮助下，弗里尔斯当上助理导演，从戏剧、电视逐步进入电影圈。多年摸爬滚打，凭借敏锐的视觉意识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弗里尔斯终于成为英国影坛一流导演。
因其多样化的取材，弗里尔斯人选“史上最伟大的21位英国导演”(《每日电讯》评选)：“丰富的戏剧从业经验使他对各种题材驾轻就熟：《危险关系》中18世纪的法国；美式风情的《高保真》；《肮脏甜蜜的事》中的当代英国底层民众《女王》中对君主的别样审视。”
英国独立电影人中，弗里尔斯是享誉好莱坞的“稀有品种”。1980年代末，弗里尔斯受邀去美国，他拍摄的《危险关系》、《千网危情》等多部作品在口碑和票房上都获得巨大成功。
2000年，弗里尔斯回到伦敦。“电影人需要自由，对我而言，美国是个充斥着金钱美女的大囚笼。我宁愿回到伦敦：这里整日阴雨绵绵，电影人生存并不容易，但我很享受，这样的日子对我而言很完美。”
“年轻时，您有没有崇拜的导演?”电影学院的学生问。
“没有。”弗里尔斯和蔼地笑笑，“我小的时候导演都藏在幕后。观众走进影院，只看见故事和演员，他们对导演一无所知。后来，导演走出来了，还成了大明星，可我更喜欢那个‘被藏起来的’我。”
在弗里尔斯眼中，每个导演在童年时期都有一座天堂影院：“我更怀念童年时光，大家走进影院，只为了看一个故事，然后……流下最纯真的眼泪。”言至此，66岁的老人几近哽咽。
临别，他向台下的中国学生调皮地挥挥手：“《色，戒》很棒，你们看不到的那14分钟是我的最爱!”
拍《女王》时，我天天祈祷别被砍脑袋
“有人拍片花大钱，有人拍片用脑子。在我看来，脑袋里的东西更有意思。”
从影30年，弗里尔斯触碰了许多边缘题材——同性恋、种族主义、非法移民、未婚先孕的少女，直至英国王室的生活。
1985年，他以90万美元低成本拍摄了《欢乐洗衣店》。片中，弗里尔斯大胆植入种族和同性恋等敏感议题，通过一位巴基斯坦青年的眼睛反映了伦敦工人阶层的失业状况。“从小到大，我在一个白人中产家庭成长，当我读到哈尼夫·科瑞奇的《欢乐洗衣店》时，我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该片捧红了丹尼尔·戴·刘易斯，也让弗里尔斯成为“酷儿”电影运动的旗手。
2002年，在电影《肮脏甜蜜的事》(又译《天使夜惊情》)中，弗里尔斯展现了一个全无英国白人出没的伦敦底层社会：来自亚非及东欧的新移民、出入高档酒店的黑人妓女、血汗工厂的纺织女工，以及触目惊心的残酷现实——非法移民以贩卖肾脏求取护照的黑市交易。“当我走在伦敦街头，看到那些钟点工和出租车司机，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展现别人看不见的伦敦。”
2006年，弗里尔斯的事业攀上新高峰：《女王》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丰收。影片以戴安娜王妃去世为背景，刻画了英国社会、王室与政府之间错综的矛盾和共生关系，被誉为“一幅私密的、有揭示性的、颇具幽默感的英国王室画像”。
“女王的故事离我们太近了，你寄一封信，她就在邮票上。”将女王搬上银幕属于“胆大妄为”，弗里尔斯半开玩笑道：“女王是个大禁忌，这之前没人敢拍女王的电影，拍这片时，我天天祈祷别被砍脑袋。”
弗里尔斯认为英国王室岌岌可危，“最近10年，伦敦越来越有趣，但还是有它落后的地方，比如白金汉宫，说实话，我真想把它给炸了。”老人扮了个天真的鬼脸，他得意地翘起腿，露出了粉紫条纹的可爱袜头。
女王是个非常时髦的女人，却被关在愚蠢落后的皇室体系中
人物周刊：上电影《亨德森夫人的敬献》中。无论年长的寡妇还是年轻的村姑，你都能精准刻画出她们所面临的人生困境，是什么促使你对女性情感主题产生兴趣的?
弗里尔斯：说实话，我并不了解女性，我只是觉得她们比男人有趣多了，她们的情感世界微妙而又复杂。
人物周刊：从1988年的《危险关系》到近年的《亨德森夫人的敬献》与《女王》，你的女主角都是年长女性，你好像对这个年龄段的女性非常有研究。
弗里尔斯：噢，这并不代表我对老年女性感兴趣，我还是更喜欢17岁的姑娘。或许因为她们更像我母亲，我对她怀有特殊的感情。
人物周刊：那就说说你的母亲?弗里尔斯：我母亲是个非常strong(强壮、厉害)的女人，strong得几乎让我发疯，她的工作就是养育3个孩子，呵呵(大笑)。事实上，女王很像我母亲，她们都是坚韧的女性，承担了很多责任。
人物周刊：关于《女王》的采访中，你说，“事实上，你面对与处理的是一种极其复杂难解的情感。”能否具体谈谈这种复杂?弗里尔斯：确实非常复杂，因为你必须讨论皇室环境下的每个人。我认识女王快60年了，这么长时间，对她的感情自然是复杂的，你开个玩笑很容易，然后你又要探讨玩笑背后的深意。事实上，女王是个非常时髦的老女人，但她却被关在愚蠢而落后的皇室体系中，还得学会适应现代世界。戴安娜王妃逝世时，女王的那种情感是极其真实的，但是，英国民众给了她很大压力，外界要求她对自己撒一个谎，要求她承认戴安娜。
人物周刊：说说你对戴安娜王妃的评价?
弗里尔斯：她太现代了，更像一位明星。我觉得她的婚姻是个悲剧，这段婚姻对她而言是一种牺牲，但她在受到压力时敢于站出来反抗，这是我敬佩她的地方。我同情那些受到压力和被欺侮的女性，我很尊重女性。
人物周刊：很多人认为电影中那头麋鹿具有隐喻意味。
弗里尔斯：英国皇室每年都要射杀那些长了犄角的麋鹿——犄角说明它已经太老了。但是，电影中那头长了犄角的老麋鹿居然逃过枪口，幸存下来，这是非常奇怪的事。我想，皇室就和这头老麋鹿一样，经历了太多沧桑，然而，如此腐朽的制度竟存活至今，它早该消失了!当然，女王很像那头躲过无数枪口存活下来的麋鹿。
人物周刊：你用“可塑性”形容海伦·米勒的表演。具体说说为什么选中她演女王?
弗里尔斯：“可塑性”这个词再准确不过了，海伦具有强大的能量，散发出一种威慑力，这是女王必备的气质。就像中国有皇帝时，你们害怕并下跪一样，在英国，人人都敬畏女王。海伦的表演恰到好处，片中，面对摄像机，她扮演的女王在葬礼上流出了一滴眼泪，我想，所有的震撼都凝聚在这滴眼泪上，正是这滴眼泪，使我预感到她将获得奥斯卡。
人物周刊：雷奥·卡拉科斯曾说，每导演一部电影，他常情不自禁爱上自己的女主角，你呢?
弗里尔斯：(神秘地笑笑)当然，总是这样。我接触过许多美丽的女演员，她们聪慧而感性，具有良好的表演功底，让人惊艳，你只能爱上她们。
人物周刊：《女王》编剧彼得·摩根曾说，他希望用女王的这个故事讲述英美两国的关系。作为导演。你是否有相似的意图?
弗里尔斯：我想他不该那样说，他更感兴趣的应该是布莱尔吧。无论这种关系良好还是恶劣，我们(英国)还是参与了入侵伊拉克。
人物周刊：你对伊拉克战争是什么态度?
弗里尔斯：这是一种愚蠢至极的白痴行为。非常、非常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