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旨在从文化元典遭遇现代化的困境中，看“于丹现象”给出版业带来的契机。文化元典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但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却遭到了困境。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在跨媒介的融合中，“于丹现象”的出现，给文化界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不管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都足以说明“于丹现象”的影响力之大。如果出版业能恰好的抓住“于丹现象”的影响，依据自身的优势，可以在出版业的困境中找到发展的契机。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文化元典的现状进行分析，同时，对“于丹现象”的正负面影响，给出版业带来的影响作了一些思考，最终得出出版业只要抓住机会，就能在困境中找到发展的契机，并且为广大读者提供优秀的作品。
关键词：文化元典； 丹现象；出版业
一、 文化元典遭遇现代化的困境
（一）文化元典的定义
“文化元典”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指针的具有首创性、广阔性和深邃性的文化经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是《易》、 《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及诸子散文如：《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孙子》等典籍。
（二）文化元典遭遇现代化的困境
文化元典距今久远。在语言上，与白话文有很大的不同；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在互联网环境下，碎片化阅读日益广泛。因此，文化元典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堪称经典，但遭遇了现代化的困境。当然文化元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向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文化在孔子时代并未受到各诸侯国地重视，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未得到重用，孤独与穷困相伴一生。500多年之后，被汉武帝推为“独尊”，后来儒学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被贴上文化糟粕的标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孔家店”现象的出现，使儒家文化的发展严重受挫。到21世纪，现代科技飞速发展，pc阅读、移动阅读、数字出版等新词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中，快餐文化已成为一种时尚。相对而言，文言文的文化元典却在表达方式上，与现代大众的日常用语有所不同。它的文言表达方式不利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另外是文化元典的久远性，与现代化生活相差甚远，没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大众是较难接受，因此，文化元典的遭遇现代化的困境在所难免。
文化元典千百年来它的一些精神，并没有流行于朝野之中，被广大百姓接受。与它的文言表达，近代文化大革命的伤痛，现代快餐文化的冲击有关。现代文化元典遭遇了困境，曾一度被冷落。在现代化发展中，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时尚，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理解难、需要思考的文章，更何况是远离生活语言的文言文呢？因此，文言文的经典作品，虽然堪称经典但是少有人会静下心去阅读，除了学术研究和学校的教学外，少有人去翻阅。在电子阅读日益流行的当代，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人们会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快餐阅读上。因此，对于文化元典更难进入人们的视野范围内，虽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典作品但是他始终只能在小众之中传播。但是“于丹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改变了这一现象。
二、 “于丹现象”的社会影响
（一） “于丹现象”的定义
“于丹现象”是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短短七天，她迅速成为一颗文化明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随，进而形成了文化上的一种“于丹现象”。
（二） “于丹现象”的负面影响
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成名速度非常之快。在成名荣耀的背后有人提出了批评。批评者主要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于丹现象”。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的《岂容于丹再玷污庄子——为韩美林批于丹一辩》。[1]他高度赞扬了韩美林的批评观点。肖鹰教授认为：从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庄子》以来，学界和大众抨击于丹严重误解、扭曲庄子思想的声音就持续不断。2007年，肖鹰在《中华读书报》中撰写了《中国学者为何“不学而术”？——兼谈“于丹现象”》。肖教授指出读《于丹〈庄子〉心得》，“全书充斥着对庄子义理、命题、概念的误读、歪曲，错误连篇，凡涉及庄子，几乎找不到一页没有歪曲或误解的”。钱理群先生《解读”于丹现象”》，说《于丹<论语>心得》有遮蔽孔夫子“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了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贵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若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了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和支持现状 ”钱先生的话并无道理，例如“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2]这一说法就与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有悖，而“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于丹心语”[3]这样的解读可能导致把中国的儒家经典降低为一般的心灵鸡汤。
2007年9月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于丹现象”——分析》的评论，说于丹红“毒性之剧、蔓延之速、杀伤力之大、岂不空前——心中虽祈祷再四，然‘绝后’一词终不敢妄加焉。”2008年3月在于丹《<庄子>心得》新书签售当日，就有一个身穿T恤者进入现场，T恤上写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几个大字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与不满。北京大学十位博士曾联名抵制批评于丹误读、歪曲经典也被媒体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我们汉学家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吧？”也反应了一定的实情。2007年4月出版名为《解“毒”于丹》的书，以示要将抵制于丹进行到底。不难理解，“于丹现象”这两个字已经不是先前只是作为一个名字的简单指代了，而是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虽然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但是不能不承认于丹解读经典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出版社能看到这种影响力，然后策划出相关的正确解读《庄子》、《论语》等作品的选题，以及一些延伸作品。出版业只要抓住这种影响力，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契机。 （三） “于丹现象”的正面影响
不可否认如果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不管《于丹<论语>心得》还是《于丹<庄子>心得》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大众通俗化的角度看“于丹现象”的影响力我们也是要能看到的，对“于丹现象”持肯定态度的大有人在，例如《学术也需要通俗唱法——为于丹式的讲法辩护》，[4]就是对“于丹现象”的高度赞扬。陈清华作为大学教师，编辑，作家也曾在书中直接的说“我读国学多少受到了国学热的影响，国学热不正常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5]“西方的文化好的要学，当然要学，但是，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中好的经典的，更要学，更要继承，不能让它断层。看待传统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信的心态呢？为什么不能从容一点呢？”[6]
于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现象，她必定有强大的优胜之处。于丹教授红遍了大江南北，百度一下“于丹”立马找到相关网页2310000篇，用时仅0.0001秒。作者、电视台、出版社三家的签约仪式上、公布首印《论语心得》60万册。创造了北京首签制造奇迹，2006年11月26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十点半， 于丹现场签售已超过万册，店面实际销售12600册，超越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刷新了一个新的记录。余心言在《于丹讲<论语>畅行的启示》中说到于丹讲《论语》、讲《庄子》，畅行全国，发行数百万册（盗版书还可能十倍于此），在书刊发行的排行榜上稳居榜首，影响所及，还有一些类似的读物也迅速畅销。”[7]例如：据统计《于丹<论语>心得》自上市起一年内，便售出400余万册，中文繁体版、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已在世界各地发行。阅读《论语》成为热潮，甚至在新 加坡也刮起了“于丹旋风”。世界各地的报刊杂志纷纷对于丹进行专访，这种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果出版社借助这种现象的影响力，开发一些相关选题，相信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的。
三、 “于丹现象”体现了跨媒介融合
“于丹现象”是跨媒介融合的结果。现代的信息时代，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的传媒，而是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于丹先是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庄子》，借助电视传播信息。在百家讲坛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之后，再借助纸媒介进行传播。可以说如果没有百家讲坛铺垫的影响力，而只是通过纸媒介进行传播，那效果肯定逊色很多。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电视传播，而没有纸媒介作为延伸，那么于丹也许不会成为一种现象。于丹是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个学术明星，甚至影响力更大，但是，不管是“易中天现象”还“于丹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跨界融合，是电视和纸媒介共同的作用造就了这一现象。历史上朱熹讲过《论语》，钱穆也讲过《论语》但是他们都没有让传统文化形成这样狂热的潮流。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朱熹、钱穆的讲解水平不高，而是现在比过去有更好的传播媒介，信息可以更广泛的进行传播。一种文化现象能形成一种潮流，必定有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作为出版人更多的是要看到它的优势，利用其优势正确引导文化元典的广泛传播。作为出版业应该抓住这种文化现象，解构其原因继而借助文化现象发展自己。
四、于丹现象为出版业带来了契机
（一） 于丹现象的内在根源
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是精神却依然是一片荒原，整个社会出现了精神迷失的状态。曾经有人主张一味的向西方学习，但是到最后，却发现依然走不出精神的困顿。经过了一段伤痛的历史，她让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上变得那么的不自信，常说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而我们有什么呢？于是我们开始去追寻自己的文化根基，发现了《论语》、《老子》、《庄子》等。这时于丹借助百家讲坛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论语》、《庄子》，这种传播方式，受到广大的观众的欢迎，继而加上各种媒体的宣传，于是“于丹现象”就出现了，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顺应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积极的传播作用。因此“于丹现象”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2007年2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系列报道“于丹现象启示录”中国写道：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从中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于烈渴求。“于丹现象”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一种有益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自信地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我们的文化元典中吸取营养。西方的文化精华我们固然要学，但是我首先要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基。虽然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的<庄子>心得》都具有心灵鸡汤的因素，但是如果能把传统文化普及到广大的百姓中去，让更多的国人去了解传统文化岂不是一件好事。
（二） 于丹现象对相关书籍的影响
在时间上离我们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文化元典，在精神上却一直给我们以强大的力量感，“于丹心得”折射出对文化元典的学术研究价值的不足，但是如果这些金典的文化能够普及到大众的生活实践去的话，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去了解传统文化，那么它的价值是积极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仅仅是几个学者圈内的事，而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应用和实践，能为服务与大众的文化就是有用的文化。所以说“于丹现象”走红并不是一种偶然。“于丹现象”的出现和《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的畅销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国学书籍的销量，连销量较少的学术书籍的也有所提高。例如：杨伯峻 《论语译注》从四五千册的年销售量增至一两万册，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等读本销量均有上升趋势。据笔者了解，有这么一些相关书籍在“于丹现象”之后相继出版，例如：《荀子谋略》、《先秦诸子文精读》、几个版本的《易经》、《儒家朋友伦理研究》、《儒学五论》、《孔子的智慧》、《图说天下论语》、《老子处世真言》、《老子谋略》《傅佩荣细说老子》等等共达四十多种相关书籍。我想这些书籍将会帮助更多读者去了解古典文化，去研究经典之作。只要出版业看到这种现象背后的读者需求，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契机。 （三） 现代出版业的困境
现在各种媒体分散着受众注意力，数字出版大势所在，它以强劲的力量赶超传统出版。碎片化阅读，已经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特别是在青少年一代。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剩书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几年图书品种相对前几年而言，增加了不少，但是单品种平均销量却在下滑。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有三四十万种，而平均每天上市的图书约一千种，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图书中，让读者快速找到自己喜欢的图书，让出版社顺利卖出自己策划的书，变得越来越难，所以一本书的畅销，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作为出版更应该去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机会，利用这种现象，寻找发展的契机，这应该是出版业迫在眉睫的任务。
（四） 于丹现象给出版业带来的契机
不管学术界对“于丹现象”的批评还大众对“于丹现象”的赞扬，通过现象看本质，这都说明了“于丹现象”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文化元典博大精深，学术界对于丹的解读有尖刻的批评，这对大众阅读经典提供了参考，学会正确认识和理解经典文化，出版业可以借助“于丹现象”的负面影响，去开发和策划相关书籍，正确引导读者去阅读文化元典。有批评才有进步，不要仅仅只看到显性的“于丹现象”而是要发现隐性的出版契机，为广大的受众提供更好的作品。借助“于丹现象”的正面效果，广泛的开发辐射作品，依靠《论语》、《庄子》的畅销，带动这一类书籍的销量，为传播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力。
五、 结语
通过“于丹现象”我们看到了媒体融合的巨大力量。多媒体时代、数字化时代对出版业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机遇。如果能借助媒体融合发展出版业，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当“于丹现象”出现时，作为出版人，需要有敏锐的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机会发展文化产业。“于丹现象”不管是从正面效应，还是负面影响，都可能给出版业带来发展的契机。出版业只有抓住这种契机为大众策划、创造、传播优秀的文化作品，才能数字化时代成找到出路，成为产业的赢家。（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参考文献：
[1] 肖 鹰.当代文坛.四川，2009年04期.
[2]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1页.
[3]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3页.
[4] 范鹏.国学论衡.甘肃，2007年00期.
[5] 陈清华.孔子为什么这么红.武汉，崇文书局，2009，第134页.
[6] 陈清华.孔子为什么这么红.武汉，崇文书局，2009，第141页.
[7]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wqywh200706001.aspx
关键词：文化元典； 丹现象；出版业
一、 文化元典遭遇现代化的困境
（一）文化元典的定义
“文化元典”是指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指针的具有首创性、广阔性和深邃性的文化经典，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堪称“元典”的是《易》、 《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及诸子散文如：《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孙子》等典籍。
（二）文化元典遭遇现代化的困境
文化元典距今久远。在语言上，与白话文有很大的不同；在理解上，有一定的难度；在互联网环境下，碎片化阅读日益广泛。因此，文化元典在现代化进程中，虽然堪称经典，但遭遇了现代化的困境。当然文化元典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向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儒家文化为例。儒家文化在孔子时代并未受到各诸侯国地重视，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未得到重用，孤独与穷困相伴一生。500多年之后，被汉武帝推为“独尊”，后来儒学成为一种显学，但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被贴上文化糟粕的标签。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打倒孔家店”现象的出现，使儒家文化的发展严重受挫。到21世纪，现代科技飞速发展，pc阅读、移动阅读、数字出版等新词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化进程中，快餐文化已成为一种时尚。相对而言，文言文的文化元典却在表达方式上，与现代大众的日常用语有所不同。它的文言表达方式不利于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另外是文化元典的久远性，与现代化生活相差甚远，没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大众是较难接受，因此，文化元典的遭遇现代化的困境在所难免。
文化元典千百年来它的一些精神，并没有流行于朝野之中，被广大百姓接受。与它的文言表达，近代文化大革命的伤痛，现代快餐文化的冲击有关。现代文化元典遭遇了困境，曾一度被冷落。在现代化发展中，碎片化阅读已经成为时尚，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理解难、需要思考的文章，更何况是远离生活语言的文言文呢？因此，文言文的经典作品，虽然堪称经典但是少有人会静下心去阅读，除了学术研究和学校的教学外，少有人去翻阅。在电子阅读日益流行的当代，人们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人们会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快餐阅读上。因此，对于文化元典更难进入人们的视野范围内，虽然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经典作品但是他始终只能在小众之中传播。但是“于丹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就改变了这一现象。
二、 “于丹现象”的社会影响
（一） “于丹现象”的定义
“于丹现象”是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短短七天，她迅速成为一颗文化明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随，进而形成了文化上的一种“于丹现象”。
（二） “于丹现象”的负面影响
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心得，成名速度非常之快。在成名荣耀的背后有人提出了批评。批评者主要是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于丹现象”。如：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肖鹰的《岂容于丹再玷污庄子——为韩美林批于丹一辩》。[1]他高度赞扬了韩美林的批评观点。肖鹰教授认为：从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庄子》以来，学界和大众抨击于丹严重误解、扭曲庄子思想的声音就持续不断。2007年，肖鹰在《中华读书报》中撰写了《中国学者为何“不学而术”？——兼谈“于丹现象”》。肖教授指出读《于丹〈庄子〉心得》，“全书充斥着对庄子义理、命题、概念的误读、歪曲，错误连篇，凡涉及庄子，几乎找不到一页没有歪曲或误解的”。钱理群先生《解读”于丹现象”》，说《于丹<论语>心得》有遮蔽孔夫子“激进的社会批评家的一面，忽略了儒家思想的批评性传统，在面对中国现实的巨大矛盾时，避而不谈政府的贵任，弱化社会和政治承若的重要性而一味诱惑老百姓逃避社会，退回内心，就实际上转移了造成了人们痛苦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她实际是倡导安于现状和支持现状 ”钱先生的话并无道理，例如“只有真正的贤者，才能不被物质生活所累，才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2]这一说法就与马斯洛的五个需求层次有悖，而“我们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灵太少——于丹心语”[3]这样的解读可能导致把中国的儒家经典降低为一般的心灵鸡汤。
2007年9月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于丹现象”——分析》的评论，说于丹红“毒性之剧、蔓延之速、杀伤力之大、岂不空前——心中虽祈祷再四，然‘绝后’一词终不敢妄加焉。”2008年3月在于丹《<庄子>心得》新书签售当日，就有一个身穿T恤者进入现场，T恤上写着“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几个大字公开表示自己的反对与不满。北京大学十位博士曾联名抵制批评于丹误读、歪曲经典也被媒体报道。德国汉学家顾彬说“我们汉学家要了解孔子，总不能通过于丹吧？”也反应了一定的实情。2007年4月出版名为《解“毒”于丹》的书，以示要将抵制于丹进行到底。不难理解，“于丹现象”这两个字已经不是先前只是作为一个名字的简单指代了，而是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虽然受到了学术界的批评但是不能不承认于丹解读经典已经很有影响力了。如果出版社能看到这种影响力，然后策划出相关的正确解读《庄子》、《论语》等作品的选题，以及一些延伸作品。出版业只要抓住这种影响力，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契机。 （三） “于丹现象”的正面影响
不可否认如果站在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不管《于丹<论语>心得》还是《于丹<庄子>心得》都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从大众通俗化的角度看“于丹现象”的影响力我们也是要能看到的，对“于丹现象”持肯定态度的大有人在，例如《学术也需要通俗唱法——为于丹式的讲法辩护》，[4]就是对“于丹现象”的高度赞扬。陈清华作为大学教师，编辑，作家也曾在书中直接的说“我读国学多少受到了国学热的影响，国学热不正常但是也没有什么不好”[5]“西方的文化好的要学，当然要学，但是，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中好的经典的，更要学，更要继承，不能让它断层。看待传统文化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自信的心态呢？为什么不能从容一点呢？”[6]
于丹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现象，她必定有强大的优胜之处。于丹教授红遍了大江南北，百度一下“于丹”立马找到相关网页2310000篇，用时仅0.0001秒。作者、电视台、出版社三家的签约仪式上、公布首印《论语心得》60万册。创造了北京首签制造奇迹，2006年11月26日，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从下午一点半到晚上十点半， 于丹现场签售已超过万册，店面实际销售12600册，超越了当时如日中天的易中天，刷新了一个新的记录。余心言在《于丹讲<论语>畅行的启示》中说到于丹讲《论语》、讲《庄子》，畅行全国，发行数百万册（盗版书还可能十倍于此），在书刊发行的排行榜上稳居榜首，影响所及，还有一些类似的读物也迅速畅销。”[7]例如：据统计《于丹<论语>心得》自上市起一年内，便售出400余万册，中文繁体版、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已在世界各地发行。阅读《论语》成为热潮，甚至在新 加坡也刮起了“于丹旋风”。世界各地的报刊杂志纷纷对于丹进行专访，这种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如果出版社借助这种现象的影响力，开发一些相关选题，相信也会收到一定的效果的。
三、 “于丹现象”体现了跨媒介融合
“于丹现象”是跨媒介融合的结果。现代的信息时代，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单一的传媒，而是多种媒介融合在一起，共同起作用。于丹先是在百家讲坛，讲《论语》、《庄子》，借助电视传播信息。在百家讲坛有一定的名气和影响力之后，再借助纸媒介进行传播。可以说如果没有百家讲坛铺垫的影响力，而只是通过纸媒介进行传播，那效果肯定逊色很多。另一方面，如果只是电视传播，而没有纸媒介作为延伸，那么于丹也许不会成为一种现象。于丹是继易中天之后又一个学术明星，甚至影响力更大，但是，不管是“易中天现象”还“于丹现象”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跨界融合，是电视和纸媒介共同的作用造就了这一现象。历史上朱熹讲过《论语》，钱穆也讲过《论语》但是他们都没有让传统文化形成这样狂热的潮流。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朱熹、钱穆的讲解水平不高，而是现在比过去有更好的传播媒介，信息可以更广泛的进行传播。一种文化现象能形成一种潮流，必定有多重因素共同起作用。作为出版人更多的是要看到它的优势，利用其优势正确引导文化元典的广泛传播。作为出版业应该抓住这种文化现象，解构其原因继而借助文化现象发展自己。
四、于丹现象为出版业带来了契机
（一） 于丹现象的内在根源
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但是精神却依然是一片荒原，整个社会出现了精神迷失的状态。曾经有人主张一味的向西方学习，但是到最后，却发现依然走不出精神的困顿。经过了一段伤痛的历史，她让国人在自己的文化上变得那么的不自信，常说基督教有《圣经》，伊斯兰教有《古兰经》，而我们有什么呢？于是我们开始去追寻自己的文化根基，发现了《论语》、《老子》、《庄子》等。这时于丹借助百家讲坛用通俗的语言讲解《论语》、《庄子》，这种传播方式，受到广大的观众的欢迎，继而加上各种媒体的宣传，于是“于丹现象”就出现了，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顺应了大众的精神需求，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又有着积极的传播作用。因此“于丹现象”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
2007年2月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系列报道“于丹现象启示录”中国写道：在“于丹现象”的背后。我们隐约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从中看到了当今中国百姓心灵深处对于通俗易懂的人文理论的强于烈渴求。“于丹现象”是构建中华民族认同感的一种有益的努力，所以我们应该自信地看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我们的文化元典中吸取营养。西方的文化精华我们固然要学，但是我首先要立足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之中，不能忘了自己的根基。虽然于丹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的<庄子>心得》都具有心灵鸡汤的因素，但是如果能把传统文化普及到广大的百姓中去，让更多的国人去了解传统文化岂不是一件好事。
（二） 于丹现象对相关书籍的影响
在时间上离我们现实生活越来越远的文化元典，在精神上却一直给我们以强大的力量感，“于丹心得”折射出对文化元典的学术研究价值的不足，但是如果这些金典的文化能够普及到大众的生活实践去的话，让更多的人去接触、去了解传统文化，那么它的价值是积极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不仅仅是几个学者圈内的事，而是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应用和实践，能为服务与大众的文化就是有用的文化。所以说“于丹现象”走红并不是一种偶然。“于丹现象”的出现和《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得》的畅销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带动了一系列国学书籍的销量，连销量较少的学术书籍的也有所提高。例如：杨伯峻 《论语译注》从四五千册的年销售量增至一两万册，朱熹的《论语集注》、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等读本销量均有上升趋势。据笔者了解，有这么一些相关书籍在“于丹现象”之后相继出版，例如：《荀子谋略》、《先秦诸子文精读》、几个版本的《易经》、《儒家朋友伦理研究》、《儒学五论》、《孔子的智慧》、《图说天下论语》、《老子处世真言》、《老子谋略》《傅佩荣细说老子》等等共达四十多种相关书籍。我想这些书籍将会帮助更多读者去了解古典文化，去研究经典之作。只要出版业看到这种现象背后的读者需求，就一定能找到发展的契机。 （三） 现代出版业的困境
现在各种媒体分散着受众注意力，数字出版大势所在，它以强劲的力量赶超传统出版。碎片化阅读，已经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特别是在青少年一代。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剩书时代”，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近几年图书品种相对前几年而言，增加了不少，但是单品种平均销量却在下滑。目前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有三四十万种，而平均每天上市的图书约一千种，所以在这么众多的图书中，让读者快速找到自己喜欢的图书，让出版社顺利卖出自己策划的书，变得越来越难，所以一本书的畅销，必定有它独特之处。作为出版更应该去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机会，利用这种现象，寻找发展的契机，这应该是出版业迫在眉睫的任务。
（四） 于丹现象给出版业带来的契机
不管学术界对“于丹现象”的批评还大众对“于丹现象”的赞扬，通过现象看本质，这都说明了“于丹现象”已经受到了广泛关注。文化元典博大精深，学术界对于丹的解读有尖刻的批评，这对大众阅读经典提供了参考，学会正确认识和理解经典文化，出版业可以借助“于丹现象”的负面影响，去开发和策划相关书籍，正确引导读者去阅读文化元典。有批评才有进步，不要仅仅只看到显性的“于丹现象”而是要发现隐性的出版契机，为广大的受众提供更好的作品。借助“于丹现象”的正面效果，广泛的开发辐射作品，依靠《论语》、《庄子》的畅销，带动这一类书籍的销量，为传播传统文化尽自己的一份力。
五、 结语
通过“于丹现象”我们看到了媒体融合的巨大力量。多媒体时代、数字化时代对出版业是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机遇。如果能借助媒体融合发展出版业，有可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当“于丹现象”出现时，作为出版人，需要有敏锐的眼光，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机会发展文化产业。“于丹现象”不管是从正面效应，还是负面影响，都可能给出版业带来发展的契机。出版业只有抓住这种契机为大众策划、创造、传播优秀的文化作品，才能数字化时代成找到出路，成为产业的赢家。（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参考文献：
[1] 肖 鹰.当代文坛.四川，2009年04期.
[2]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1页.
[3] 于丹.于丹论语心得.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3页.
[4] 范鹏.国学论衡.甘肃，2007年00期.
[5] 陈清华.孔子为什么这么红.武汉，崇文书局，2009，第134页.
[6] 陈清华.孔子为什么这么红.武汉，崇文书局，2009，第141页.
[7]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zwqywh200706001.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