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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档案工作、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受到档案界广泛关注。围绕“档案工作如何讲好红色故事”主题，我们组织档案学领域青年学者从助力党史研究、融入教育教学、创新展览形式、加强资源整合、挖掘数据价值、丰富叙事方式、开发文创精品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以期对档案学界与业界有所启示。
关键词：档案工作;党史;红色档案;红色故事;建党一百周年
闫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关涉主题丰富，如人物、事件、考释、正误、史论、综述等不一而足。档案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助于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契合了中共党史研究存真的价值取向。早在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就中共党史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等问题，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提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而从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带领中共党员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主要历史文献的重要原因。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档案相较于口述、回忆录、会议文集、报刊、党内文件而言，是中共党史史实最为真实的记录载体，更能代表“往事的本身”。以档案为原始素材的中共党史研究更有助于在历史的细节中还原诸多党史真相和党史事实，有助于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走进党史、贯通党史，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共党史研究之存真的价值取向。
档案的历史叙述性契合了中共党史研究实证的方法取向。历史学是讲求实证的科学，实证主义史学也是史学史中最为绚烂的一个派别。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专题之一，中共党史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历经往事的学术，无论是讲求“论从史出”抑或是“以论代史”，都必须依赖于基本的史料。中共党史虽不等同于“往事的本身”，但却依赖于“往事的记录”，可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档案作为“过去留存于现代的痕迹”，蕴含着历史的细节，印刻着党史中的真实场景。
而随着数字史学的兴起，档案数据也以其自然性、互相关联性、独特性、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特点成为“讲好党史故事”的重要语言。依据档案的中共党史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观点。从这个意义而言，档案的历史叙述性契合了党史研究实证的方法取向。
常大伟（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将红色档案资源引入教育教学，培养有理念信仰、意志品格和专业技能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体来讲，可从加强红色档案资源的保护与整合、做好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发掘与凝练、推进红色档案资源与教育教学目标的协调、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内容的融入四个方面着手，促进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扬。
第一，加强红色档案资源的保护与整合。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促进红色档案资源的保护与整合，构建服务教育教学的红色档案资源专题数据库，是将红色档案资源引入教育教学的重要基础。
第二，做好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发掘与凝练。红色档案资源有着丰富的政治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在红色档案资源保护与整合的基础上，结合教育教学的需要和特性，将红色档案资源蕴含的多元价值予以发掘和凝练，是有效发挥红色档案资源思政教育功能的关键环节。
第三，推进红色档案资源与教育教学目标的协调。红色档案资源内容广泛，涉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多领域内容。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教育教学目标相协调，有助于提升红色档案资源思政教育的成效。
第四，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内容的融入。大、中、小学以及不同专业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育内容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为了切实发挥红色档案资源思政教育的作用，需要打通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内容的联系，实现红色档案资源承载的信息和课堂教育内容进行深度关联，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的全过程融合。
李子林（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以档案展览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具体业务开展思路如下：
首先，坚持采取一元主题下的多元叙事方式开展档案展览活动。“档”说党史，档案馆应明确以“叙说党史”作为档案展览的一元主题，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多个主体出发完成档案展览素材的选取和叙事路径的设计。以2015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京津冀抗战史料展》为例，选取了京、津、冀三地抗战的重要事件，中方和日方阵营的关键人物等作为展览叙事路径的关键节点，旨在从不同的事件、利益主体视角多维度还原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围绕学“党史”对各类档案素材进行合理编排和有机组合，将为观看档案展览的社会公众提供多元、丰富、立体的叙事脉络。公众沿着每一条档案叙事路径，均可体验一次独特的“党史”故事经历。
其次，深挖档案内容制定以价值传播为导向的档案展览策略。以物为中心的常规型展览以藏品资源为基础，倾向于“文物的展示”，将文物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见证物，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构建历史叙事;以观念为中心的实验型展览以价值传播为导向，侧重于“观念的表达”，展品成为信息的载体，文化叙事加入当代思考，服务于公众理解和社会价值共识的达成。考虑现实需求，档案馆在制定档案展览策略时应由过去简单的“档案实物展出”向更深层次的“档案文化输出”转变。以档案实物为基本素材，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入主题叙事和演绎元素，设计出彰显红色意识形态、具备国家价值导向、富含人文深度的档案展览服务，在观展过程中为社会公眾提供观念指引，实现社会公众价值共识的塑造。
最后，立足数字环境探索“线下展览”和“云端叙事”双重服务。一方面，引入3D、增强现实、音视频等技术为社会公众打造多维立体的“线下展览”空间。档案馆可以借鉴博物馆等机构的空间叙事、移步换景、光影随行、智能人声等手段，为社会公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另一方面，迎合数字时代公众对信息和文化产品消费的需求，打造“云端叙事”档案虚拟展览服务。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利用门户网站“多媒体展厅”等功能模块展出《邓小平与广西》《红色广西——百色起义革命历史档案资源展》，使得全国各地人民足不出户，在云端即可开启档案中的红色记忆之旅。 谢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红色档案分布较为分散，一是由于档案形成与收集主体多元，档案馆保存量最多，图书馆、纪念馆及社会个人等收藏亦不少;二则是不同主体间围绕档案占有、使用权力的博弈进一步阻滞了由分散到集中的进程。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调控档案权力与收益，实现档案聚集或互通有无，就构成红色档案资源整合的第一层次。依托数字化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等，实现档案资源数字存储、远程访问、网络传递，为第二层次，即从档案实体整合走向信息整合。过去，不少档案馆已通过交换、征集等方式谋求实体整合，推出档案汇编、联合展览、数据库等成果，支持一定区域内的共享。然而这还不够，唯有整合上升到第三层次，即红色档案内容层面的深度融合，才能充分揭示档案中相关联的人物、地点、事件，呈现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当然，这需要一定基础。2018年机构改革更加明确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性质，新《档案法》鼓励档案馆开展文化教育服务，这些有助于理顺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而知识组织、关联数据、互操作等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也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今则其时。”在建党百年之际，档案馆应围绕使命职责，促进红色档案资源整合向更高层次迈进，构建语义深度揭示、关联关系完整的知识体系，为讲好红色故事，发挥红色档案文化功能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
刘坤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遏制我国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四处散播“中国威胁论”，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打压中国。其中，歪曲英雄事迹、抹黑英雄人物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受此影响，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抬头，“英雄诋毁说”和“英雄怀疑论”在互联网上掀起不小的漩涡，一些无知网民甚至推波助澜，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棋子。在此背景下，档案界应主动担当，充分发挥档案的凭证价值，借助大数据技术让档案数据“发言”，维护历史真实，捍卫民族英雄，为百年辉煌党史提供强有力的“背书”。
关于红色档案挖掘，国内档案机构和从业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现有的红色档案挖掘多依赖专家学者的脑力和体力。鉴于红色档案数据存在量大、分散和无序等特点，现有的挖掘力度和范围难以有效展现红色档案数据全貌，且难免存在一定主观性，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以此为借口质疑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在大数据和高性能计算的加持下，深度学习革命到来。基于深度学习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效的规律、规则和模式，已成为实现对事物或事件进行精准预测、识别、判断和检测的重要形式。这种挖掘方式旨在揭示数据所反映对象的本质，挖掘结果具备较强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受到众多领域广泛关注与应用。基于深度学习，对海量红色档案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可实现对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客观描述，然后结合对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特征挖掘，构建可视化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画像，有利于为百年辉煌党史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从而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马晓玥（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伴随数字革命产生的跨媒体叙事是指叙事主体协同媒介平台诠释故事，满足用户需求的传播过程。作为故事元素，红色档案因其年代久远、内容独特、形式多样的特征成为弘扬爱国精神与建设意识形态的鲜活题材，借助媒体平台触发叙事效果将使公众获得叙事体验。因此，通过跨媒体叙事能推动档案馆在数字转型时代利用各类媒介向公众呈现出红色档案中潜在信息和深层价值，充分发挥红色档案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存于档案而指导当下的作用。
近年来，档案馆在媒介选择、空间拓展、语言风格等方面提升了叙事技巧。一是拓展媒介平台，从平面传播启发至新媒体传播。如国家档案局参与组织“追寻先烈足迹”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向各级档案馆、媒体机构和网民个人征集短视频作品，强调以“小切口”深入历史瞬间，1.4万余件的报送作品在各短视频平台总播放量突破10亿次。二是延展叙事空间，从长篇式传播启发至碎片化传播。如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档案馆通过官方抖音号“马龙档案”发布“红星照耀中国”红色档案解说系列视频，以短评论的叙事结构和多人称的叙事视角实现了实体展的空间延伸、内容延伸、用户延伸和时间延伸。三是借助语言技巧，从官方式传播启发至互动式传播。如江苏省档案馆牵头电影《赵亞夫》的摄制，以人物的语言风格和心理特征还原时代氛围，营造强烈的代入感和体验感，提升了人物档案的扩散能力。
我认为，档案馆实现红色档案的跨媒体叙事不仅需要考虑制度建设、标准制定、多元合作等，也需要立足于叙事对象、叙事平台、叙事表达、叙事结构等叙事角度着重优化。首先，以用户需求开启叙事起点，借助馆藏资源建立叙事逻辑，以核心价值规范叙事引导;其次，搭建由平面传播的传统平台、双向传播的短视频平台、立体传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裂变传播的微博平台构成的媒体矩阵;再次，力求诠释到位，还原真实叙事表达，接纳不同时代的叙事声音;最后，协调元故事与子故事的叙事结构，注重要素间的互文连续，统一不同媒介间的风格，实现空间的拓展。
许晓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红色档案文创精品既不是对档案的简单利用，也并非打着红色旗号的普通文化产品，而应兼具文创之“形”与红色之“神”，在充分挖掘红色档案资源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赋能红色基因传承，更好地诠释档案背后的红色故事，实现红色文化的现代性表达。
第一，提炼红色文化元素，筑牢红色根基。档案文创要深入红色文化肌理，就不能停留在浅表式的元素叠加和对既成品的拼贴之上。切勿“照本宣科”式搬运红色档案中晦涩难懂的原始片段，而要提炼和甄选出最能够体现和反映其历史内涵和红色精神的元素。例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自主研发设计的“网红”手绘笔记本，并未直接在明显处标注主题，但从印花到书绳，每个细节都展示了一大会址的特征。当然，由于红色文创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某些标志性的红色档案元素在开发时可以采取“复刻”的形式，真实地反映红色文化的氛围感和情境感。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东方网在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推出的红色文创产品套组为例，其中便包含了《上海人民》号外复刻品、《解放日报》创刊号复刻品，还原了当时上海一片欢腾的景象。
第二，兼备美学与实用价值，面向广大受众。作为精品的红色档案文创不仅是红色文化的优秀载体，还应该实现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红色档案文创产品要“有质感”，离不开美学元素;部分具有高度纪念意义的红色档案经过艺术加工后更能突出其红色意象和信仰力量，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审美价值。如以红色档案为蓝本，深挖红色故事，创作雕塑和绘画作品等。另一方面，红色档案文创产品也需要“接地气”，在需求侧发力。手机壳、置物筒、彩妆、帆布袋等文创产品能受到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广泛欢迎，正是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与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红色文化的严肃性与特殊性，要慎重选择产品依托形式，不宜太过随意。既有美学价值，又有实用意义的产品应当是红色档案文创精品开发的重点。
第三，融入个体记忆与独家视角，带动公众参与。宏大叙事固然令人心潮澎湃，独家记忆则更容易唤起共情。红色历史是由无数平凡的个体书写而成的，红色档案文创的开发也要回归到个体的精神共鸣与接续之中。“半成品”“互动型”文创凭借其突出的参与性、体验性往往能激发公众的独特记忆和个人成就感，从而提升宣传效果。可以将留存个人记忆的私人档案与红色史实相互融合，形成专属的时代文创。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制作带有个人标志的军用背包、水壶和纪念相册、光盘等，帮助其留住革命时代的烽火记忆;针对年轻群体，则鼓励其勾勒出建设时代下个人的追梦图鉴。还可以采用步步引导、深度体验等手段，帮助公众建构起新的红色记忆。如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出版的探索指引类系列丛书《我是档案迷》，提高了读者的建档意识和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为互动类红色档案文创精品开发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单位：许晓彤、章岸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其他作者，略 来稿日期：2021-02-20）
关键词：档案工作;党史;红色档案;红色故事;建党一百周年
闫静（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共党史研究关涉主题丰富，如人物、事件、考释、正误、史论、综述等不一而足。档案作为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助于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发展。
档案的原始记录性契合了中共党史研究存真的价值取向。早在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就中共党史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等问题，作了《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重要讲话，提出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而从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离不开重要的文献资料，这也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亲自带领中共党员收集、整理党的六大以来主要历史文献的重要原因。在党的历史文献中，档案相较于口述、回忆录、会议文集、报刊、党内文件而言，是中共党史史实最为真实的记录载体，更能代表“往事的本身”。以档案为原始素材的中共党史研究更有助于在历史的细节中还原诸多党史真相和党史事实，有助于在中共党史研究的过程中走进党史、贯通党史，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共党史研究之存真的价值取向。
档案的历史叙述性契合了中共党史研究实证的方法取向。历史学是讲求实证的科学，实证主义史学也是史学史中最为绚烂的一个派别。作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专题之一，中共党史作为研究中国共产党所历经往事的学术，无论是讲求“论从史出”抑或是“以论代史”，都必须依赖于基本的史料。中共党史虽不等同于“往事的本身”，但却依赖于“往事的记录”，可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十分材料说十分话”。档案作为“过去留存于现代的痕迹”，蕴含着历史的细节，印刻着党史中的真实场景。
而随着数字史学的兴起，档案数据也以其自然性、互相关联性、独特性、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特点成为“讲好党史故事”的重要语言。依据档案的中共党史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观点。从这个意义而言，档案的历史叙述性契合了党史研究实证的方法取向。
常大伟（郑州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将红色档案资源引入教育教学，培养有理念信仰、意志品格和专业技能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具体来讲，可从加强红色档案资源的保护与整合、做好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发掘与凝练、推进红色档案资源与教育教学目标的协调、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内容的融入四个方面着手，促进红色基因的传承与发扬。
第一，加强红色档案资源的保护与整合。借助新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促进红色档案资源的保护与整合，构建服务教育教学的红色档案资源专题数据库，是将红色档案资源引入教育教学的重要基础。
第二，做好红色档案资源价值的发掘与凝练。红色档案资源有着丰富的政治价值、道德价值、文化价值和时代价值，在红色档案资源保护与整合的基础上，结合教育教学的需要和特性，将红色档案资源蕴含的多元价值予以发掘和凝练，是有效发挥红色档案资源思政教育功能的关键环节。
第三，推进红色档案资源与教育教学目标的协调。红色档案资源内容广泛，涉及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等多方面多领域内容。以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教育教学目标相协调，有助于提升红色档案资源思政教育的成效。
第四，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内容的融入。大、中、小学以及不同专业在课程设置和课堂教育内容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为了切实发挥红色档案资源思政教育的作用，需要打通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内容的联系，实现红色档案资源承载的信息和课堂教育内容进行深度关联，实现红色档案资源与课堂教育的全过程融合。
李子林（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以档案展览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具体业务开展思路如下：
首先，坚持采取一元主题下的多元叙事方式开展档案展览活动。“档”说党史，档案馆应明确以“叙说党史”作为档案展览的一元主题，从多个维度、多个视角、多个主体出发完成档案展览素材的选取和叙事路径的设计。以2015年北京市档案馆举办的《京津冀抗战史料展》为例，选取了京、津、冀三地抗战的重要事件，中方和日方阵营的关键人物等作为展览叙事路径的关键节点，旨在从不同的事件、利益主体视角多维度还原抗日战争的历史事实。围绕学“党史”对各类档案素材进行合理编排和有机组合，将为观看档案展览的社会公众提供多元、丰富、立体的叙事脉络。公众沿着每一条档案叙事路径，均可体验一次独特的“党史”故事经历。
其次，深挖档案内容制定以价值传播为导向的档案展览策略。以物为中心的常规型展览以藏品资源为基础，倾向于“文物的展示”，将文物作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见证物，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构建历史叙事;以观念为中心的实验型展览以价值传播为导向，侧重于“观念的表达”，展品成为信息的载体，文化叙事加入当代思考，服务于公众理解和社会价值共识的达成。考虑现实需求，档案馆在制定档案展览策略时应由过去简单的“档案实物展出”向更深层次的“档案文化输出”转变。以档案实物为基本素材，在此基础上适当加入主题叙事和演绎元素，设计出彰显红色意识形态、具备国家价值导向、富含人文深度的档案展览服务，在观展过程中为社会公眾提供观念指引，实现社会公众价值共识的塑造。
最后，立足数字环境探索“线下展览”和“云端叙事”双重服务。一方面，引入3D、增强现实、音视频等技术为社会公众打造多维立体的“线下展览”空间。档案馆可以借鉴博物馆等机构的空间叙事、移步换景、光影随行、智能人声等手段，为社会公众营造出身临其境的观展体验。另一方面，迎合数字时代公众对信息和文化产品消费的需求，打造“云端叙事”档案虚拟展览服务。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利用门户网站“多媒体展厅”等功能模块展出《邓小平与广西》《红色广西——百色起义革命历史档案资源展》，使得全国各地人民足不出户，在云端即可开启档案中的红色记忆之旅。 谢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红色档案分布较为分散，一是由于档案形成与收集主体多元，档案馆保存量最多，图书馆、纪念馆及社会个人等收藏亦不少;二则是不同主体间围绕档案占有、使用权力的博弈进一步阻滞了由分散到集中的进程。针对这些问题，通过协调主体间关系，调控档案权力与收益，实现档案聚集或互通有无，就构成红色档案资源整合的第一层次。依托数字化技术、信息通讯技术等，实现档案资源数字存储、远程访问、网络传递，为第二层次，即从档案实体整合走向信息整合。过去，不少档案馆已通过交换、征集等方式谋求实体整合，推出档案汇编、联合展览、数据库等成果，支持一定区域内的共享。然而这还不够，唯有整合上升到第三层次，即红色档案内容层面的深度融合，才能充分揭示档案中相关联的人物、地点、事件，呈现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当然，这需要一定基础。2018年机构改革更加明确档案馆作为文化事业机构的性质，新《档案法》鼓励档案馆开展文化教育服务，这些有助于理顺它与其他主体的关系;而知识组织、关联数据、互操作等技术的成熟与应用也提供了可靠技术支撑。“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今则其时。”在建党百年之际，档案馆应围绕使命职责，促进红色档案资源整合向更高层次迈进，构建语义深度揭示、关联关系完整的知识体系，为讲好红色故事，发挥红色档案文化功能奠定坚实的资源基础。
刘坤锋（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为遏制我国的发展，西方敌对势力四处散播“中国威胁论”，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打压中国。其中，歪曲英雄事迹、抹黑英雄人物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惯用伎俩。受此影响，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抬头，“英雄诋毁说”和“英雄怀疑论”在互联网上掀起不小的漩涡，一些无知网民甚至推波助澜，成为西方敌对势力打压中国的棋子。在此背景下，档案界应主动担当，充分发挥档案的凭证价值，借助大数据技术让档案数据“发言”，维护历史真实，捍卫民族英雄，为百年辉煌党史提供强有力的“背书”。
关于红色档案挖掘，国内档案机构和从业者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现有的红色档案挖掘多依赖专家学者的脑力和体力。鉴于红色档案数据存在量大、分散和无序等特点，现有的挖掘力度和范围难以有效展现红色档案数据全貌，且难免存在一定主观性，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以此为借口质疑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在大数据和高性能计算的加持下，深度学习革命到来。基于深度学习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效的规律、规则和模式，已成为实现对事物或事件进行精准预测、识别、判断和检测的重要形式。这种挖掘方式旨在揭示数据所反映对象的本质，挖掘结果具备较强的客观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主观人为因素的影响，因而受到众多领域广泛关注与应用。基于深度学习，对海量红色档案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可实现对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客观描述，然后结合对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特征挖掘，构建可视化的英雄事迹和英雄人物画像，有利于为百年辉煌党史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从而有效应对历史虚无主义。
马晓玥（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伴随数字革命产生的跨媒体叙事是指叙事主体协同媒介平台诠释故事，满足用户需求的传播过程。作为故事元素，红色档案因其年代久远、内容独特、形式多样的特征成为弘扬爱国精神与建设意识形态的鲜活题材，借助媒体平台触发叙事效果将使公众获得叙事体验。因此，通过跨媒体叙事能推动档案馆在数字转型时代利用各类媒介向公众呈现出红色档案中潜在信息和深层价值，充分发挥红色档案基于历史而引领未来、存于档案而指导当下的作用。
近年来，档案馆在媒介选择、空间拓展、语言风格等方面提升了叙事技巧。一是拓展媒介平台，从平面传播启发至新媒体传播。如国家档案局参与组织“追寻先烈足迹”短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向各级档案馆、媒体机构和网民个人征集短视频作品，强调以“小切口”深入历史瞬间，1.4万余件的报送作品在各短视频平台总播放量突破10亿次。二是延展叙事空间，从长篇式传播启发至碎片化传播。如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档案馆通过官方抖音号“马龙档案”发布“红星照耀中国”红色档案解说系列视频，以短评论的叙事结构和多人称的叙事视角实现了实体展的空间延伸、内容延伸、用户延伸和时间延伸。三是借助语言技巧，从官方式传播启发至互动式传播。如江苏省档案馆牵头电影《赵亞夫》的摄制，以人物的语言风格和心理特征还原时代氛围，营造强烈的代入感和体验感，提升了人物档案的扩散能力。
我认为，档案馆实现红色档案的跨媒体叙事不仅需要考虑制度建设、标准制定、多元合作等，也需要立足于叙事对象、叙事平台、叙事表达、叙事结构等叙事角度着重优化。首先，以用户需求开启叙事起点，借助馆藏资源建立叙事逻辑，以核心价值规范叙事引导;其次，搭建由平面传播的传统平台、双向传播的短视频平台、立体传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裂变传播的微博平台构成的媒体矩阵;再次，力求诠释到位，还原真实叙事表达，接纳不同时代的叙事声音;最后，协调元故事与子故事的叙事结构，注重要素间的互文连续，统一不同媒介间的风格，实现空间的拓展。
许晓彤（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红色档案文创精品既不是对档案的简单利用，也并非打着红色旗号的普通文化产品，而应兼具文创之“形”与红色之“神”，在充分挖掘红色档案资源文化价值的基础之上，以文创产品的形式赋能红色基因传承，更好地诠释档案背后的红色故事，实现红色文化的现代性表达。
第一，提炼红色文化元素，筑牢红色根基。档案文创要深入红色文化肌理，就不能停留在浅表式的元素叠加和对既成品的拼贴之上。切勿“照本宣科”式搬运红色档案中晦涩难懂的原始片段，而要提炼和甄选出最能够体现和反映其历史内涵和红色精神的元素。例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自主研发设计的“网红”手绘笔记本，并未直接在明显处标注主题，但从印花到书绳，每个细节都展示了一大会址的特征。当然，由于红色文创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某些标志性的红色档案元素在开发时可以采取“复刻”的形式，真实地反映红色文化的氛围感和情境感。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东方网在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之际推出的红色文创产品套组为例，其中便包含了《上海人民》号外复刻品、《解放日报》创刊号复刻品，还原了当时上海一片欢腾的景象。
第二，兼备美学与实用价值，面向广大受众。作为精品的红色档案文创不仅是红色文化的优秀载体，还应该实现艺术性与实用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红色档案文创产品要“有质感”，离不开美学元素;部分具有高度纪念意义的红色档案经过艺术加工后更能突出其红色意象和信仰力量，具有极高的收藏和审美价值。如以红色档案为蓝本，深挖红色故事，创作雕塑和绘画作品等。另一方面，红色档案文创产品也需要“接地气”，在需求侧发力。手机壳、置物筒、彩妆、帆布袋等文创产品能受到公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广泛欢迎，正是迎合了大众的消费心理与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红色文化的严肃性与特殊性，要慎重选择产品依托形式，不宜太过随意。既有美学价值，又有实用意义的产品应当是红色档案文创精品开发的重点。
第三，融入个体记忆与独家视角，带动公众参与。宏大叙事固然令人心潮澎湃，独家记忆则更容易唤起共情。红色历史是由无数平凡的个体书写而成的，红色档案文创的开发也要回归到个体的精神共鸣与接续之中。“半成品”“互动型”文创凭借其突出的参与性、体验性往往能激发公众的独特记忆和个人成就感，从而提升宣传效果。可以将留存个人记忆的私人档案与红色史实相互融合，形成专属的时代文创。例如，针对老年群体，制作带有个人标志的军用背包、水壶和纪念相册、光盘等，帮助其留住革命时代的烽火记忆;针对年轻群体，则鼓励其勾勒出建设时代下个人的追梦图鉴。还可以采用步步引导、深度体验等手段，帮助公众建构起新的红色记忆。如苏州市工商档案管理中心出版的探索指引类系列丛书《我是档案迷》，提高了读者的建档意识和对档案工作的认识，为互动类红色档案文创精品开发提供了有益借鉴。
（作者单位：许晓彤、章岸婧，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其他作者，略 来稿日期：202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