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假定，君子小人、是非善恶是截然对立的。要是说某某爱憎分明，嫉恶如仇，那就等于说那人有美德和骨气，是莫大的褒奖。在这样的道德世界里真理是简单的，一切都在人妖之间，黑白之间。就像布什政府在发动反恐战争前夕所说，只有敌人和朋友，没有中间派。在日常生活中引入善恶大决战的思维模式，后果很难设想。然而不自觉地受那种“势不两立”的敌我意识支配，却十分常见。“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杜甫这两句诗就如同电视上常常露脸的人物，我们如此熟悉，以致倍感亲切。假如人人确信，一己所喜就是“新松”，一己所恶就是“恶竹”，那么人人都把自己等同于上帝，等同于正义的理念，争相“斩万竿”，这岂不是世界的末日。
　　其实世上哪有绝对的好人坏人。不妨先看看我们自己。大家一旦发现自己的嘴脸非但不完美，甚至有点可恶，就不再相信黑白断然分明，就会超越自己的视野来批判自己。使用“嫉恶如仇”那套话语的人则不然，他们自我感觉必定是好极了的。他们好像是在歌颂一种美德，同时又暗示他们自己也具有那种美德。只有跳脱出自我中心的监牢，怀疑并且抵制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才有可能获致自知之明，眼中所见事物才有可能与本来面目比较接近。
　　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1896—1980）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为了研究儿童认识空间、地形的关系，他做了一个山脉纵横的沙盘，将一个木制玩偶放置在某一位置，然后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站在沙盘前，描述玩偶在它所处位置看到的山川胜景。也就是说，皮亚杰想通过这一实验考察儿童是否具有把自己想像为玩偶的能力。结果，年幼的儿童只能言自己在沙盘外所见，不能取玩偶视角观察四周地形。学龄儿童的表现就出色不少。这说明，幼儿的视角是单一的，他们不能跳脱出自己的“亲眼所见”，无法设身处地地从别人的角度观察、感受某一个问题，易位思维，想像的能力随着年龄和进入社会的程度而增长。皮亚杰说，儿童自有一套“智识现实主义”，事物不是以其本来面目呈现，而是由儿童的想像决定。正是在这种心理现象的支配下，幼儿会产生幻觉。比如将词语与实物、思想与思想的对象混淆起来。而且，他们的欲望不能立即满足，就会哭得死去活来。这就意味着儿童的心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活动必然是自我中心的。在社会制度的中介下，儿童产生了社会意识，既有我，又有人，而认识现实的过程也就是破除自我中心的过程。意识到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是认知能力和道德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要描述木偶所见的前提就是超越自己所在位置强加给自己的视角。
　　沙盘实验中揭示的现象其实也见于一些心理发展有障碍的成人。皮亚杰写道：“这些人在他们自己和现实中间设置了一个想像的或神秘的世界，他们将所有事物缩减为这单一视角所见到的样子。他们未能调适到正常状态，沉浸于一种内在的、情绪强烈的生活。这使他们更意识到他们自己吗？自我中心主义指向更真实的检视吗？……生活于自我之中，可以促发无数难以表述的感情，纯属个人的意象和图式。与此同时，它削弱了分析和自我的意识。”
　　当然，仅仅取玩偶的视角还是不能从多个角度对沙盘的整体做出可靠的描述，仅仅进入一位少儿的心灵，感同身受，还不足以取得较为客观独立的立场。我们还必须用超越每一个自我的眼光来审视自己，观察世界。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说的“公正的旁观者”是对沙盘实验的补充。斯密认为，人性固有的激情是自私原始的，在它们的作用下，一己的毫厘得失显得极其重要，别人的生死也难以相比。这种消极的激情不受遏制，势必害人害己，而整个社会将沦为人人互相缠斗的地狱。因此，自我必须有一点分裂，考虑、判断任何事情，都必须把自己一分为二：一个我是审察者、评判者，另一个我是被审查、评判的行为者。斯密强调，当自己利益与他人利益冲突时，“我们必须既不从自己所处的地位，也不从他人所处的地位，既不用自己的眼光，也不用他人的眼光，而是从第三者所处的地位、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两方。”这位不偏不倚的第三者就是“公正的旁观者”。学会在待人接物的过程中接受“公正的旁观者”的监督，也就是经历并完善皮亚杰所说的“去自我中心”的过程。取第三者的眼光，我们立即能发现一些自己价值体系中的盲点，消化我们夹生的经验，有所振作，有所改变。人生的经验当然多多益善，不过没有经过消化的经验并无益处。例如赵氏孤儿报仇，又是将屠岸贾灭族，又在制造新的冤案。双方的血腥做法没有什么两样。受害者被施害者同化，这才是真正可怕的。
　　睿智其实就是一种与自己保持一点距离的本事。一种批判地审视自己的经验的能力。法国散文家蒙田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他并不认为天主教是唯一的真理。他说，他绝不会与自己粘合得太紧，相反，他试图像他的邻居看他那样来认识、评价自己。换句话说，他心目中有一位“公正的旁观者”。
　　能去我的人必然能够像蒙田那样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会故意标示自己如何对立于社会，藐视公众。传说中许由之类的高士其实虚伪做作，一心自私到底，贪图青史留名。他们并没有热爱社会、服务社会的大心。合群是任何美德的基础。自以为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往往用孤独来炫示自己的优越，于是不合群反而被包装为脱俗的姿态。“出污泥而不染”实际上是自恋者的绝妙写照，镜中的自我多么可爱啊！
　　19世纪英国作家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念》（高师宁等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八讲中对绅士作过定义：
　　绅士克己宽容，一举一动莫不受到“公正的旁观者”的监督，合群是他的最大特点。他可能与“大丈夫”式的君子不大一样，爱憎不够分明，绝不是“怒目金刚”，因为他立身处世的首要原则是“绝不施痛于人”，“他的主要责任无非只是排除障碍，使周围的人感到自如，不受羁绊。……他在人际交往中使人感到舒适和方便，就像壁炉里的火驱散寒冷、安乐椅消除困乏。”具有这种风度的绅士处处照顾别人，尽力维护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脆弱的文明的外壳。一篇短文不宜过多引述，这回破个例，望读者海涵：
　　他小心翼翼地避免引起不快和震惊，比如各种意见和感情上的冲突、各种限制、怀疑、沮丧、忿恨。他最关心的是让每个人感到舒服、自在。他关注所有的伙伴；他亲切地对待局促不安的人，和蔼地对待关系较远的人，仁慈地对待可笑的人；凡是交谈过的人他都能回想起来；他小心地避免不合时宜地影射或刺激别人的话题；他很少在谈话中占风头，也绝不会在谈话中表现出怠倦。谈话时，他淡化自已的爱好；交流时，他似乎在接受别人的意见。他帮助人时不让人意识到那是帮助，给予却像是在受惠于人。除非万不得已，他绝不谈及自己，也绝不用反驳来为自己辩护；他绝不听诋毁或闲言碎语，对于妨碍他的人，他谨慎地不去归因于别人的动机，而把每件事都往最好的方面解释。争论时，他绝不卑鄙、褊狭，绝不会不公平地占上风，绝不会把人身攻击或犀利的语言当作论据，绝不会含沙射影，恶语相加。他深谋远虑，谨遵古代圣贤的格言：对待敌人时，应该想到，有朝一日他会成为朋友。他有太多良好的见识，因此绝不会被侮辱冒犯；他十分忙碌，因此绝不会记住别人带给他的伤害；他太懒散，因此绝不会心怀恶念。
　　这位绅士对自己非常警觉，绝无孤芳自赏的毛病。然而在有的社会，卓越之士身上似乎有一种固有的品质（“始终一操，涅而不淄”），使他享受特权，免受“公正的旁观者”的无情监视。在他看来，上述这些细节只是乡愿的无聊之举。于是自以为代表正义的猛士有太多的胆识和怨恨(背后是自恋，或自我剖析的缺失)，少的是同情和理解。如果在阴暗的敌我心理支配下变得好猜忌，时时防备荆棘和暗箭，而且动辄施痛于人，以此为快，对论敌一个也不宽恕，那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论敌并不怨恨他，也得不到宽恕吗？）。
　　英国导演柯蒂斯的影片《真爱至上》中有一段动人的独白：“当飞机撞向双子塔的时候，机上人们打出的电话没有一通是关于仇恨和报复的，而都是关于爱的。”纳尔逊·曼德拉曾被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判无期徒刑，多年狱中的生活未能击败他的大度与宽容。南非后来政权更迭，平稳过渡。曼德拉作为非国大领袖向三位看守过他的监狱管理人员致礼，并表示，如果他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身后，他就没能真正从监狱走出来。这种襟怀是一个快意恩仇的社会所难以理解的。曼德拉说的从监狱走出来，就是从自我的束缚中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