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福建上杭县的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发生污水渗漏事故,汀江河水遭到严重污染。然而此后9天,公司对外隐瞒信息。该公司工作人员解释说,之所以未及时公布事故信息,是考虑到“维稳为重”,担心引起当地民众恐慌。这样的说法令人震惊,维稳思维似已深入到一切有点权力的人的头脑中,而维稳在现实中也遭到严重扭曲。
　　任何社会,只有维护基本秩序的稳定,才有可能正常运转。政府最为重要的职能也确实是维护社会秩序。从这个角度看,面对目前不那么稳定的社会秩序,政府投入巨额成本实施“维稳”战略,也有必要性、合理性。
　　不过,在现行集中动员型政府体制下,一旦上级政府把“维稳”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压给下级政府,那么,下级政府就会把正常的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非常态化,演变出某种程度的政治社会运动。举例来说,据内蒙古政法委书记称,内蒙古自治区层层签订了维稳、综治、信访工作责任书,公务员维稳工作在实绩考核中的权重由6%提高到16.7%。今年以来,内蒙古用于化解社会矛盾的资金已超过3亿元,已抽调315名厅级干部和21320名干部深入基层,集中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维稳似乎变成了一场运动。
　　而在这种动员型维稳工作中,政府官员很可能把本属常态的工作非常态化,主动超越法律,或者以超越法律的手段应对民众。在湖南省长沙市被拆迁的上访者手中,流传着该市开福区房屋产权管理局原副局长曾新亮的两本工作日记,其中诸多记载显示了,“维稳”思维如何导致地方官员的行政管理活动发生严重畸变。从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地官员把越级上访的拆迁户定位于“敌对势力”。
　　而武汉最近也确实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把上访者当成敌对势力对待的事件:在湖北省委门口,该省政法委综治办副主任妻子被6名“信访专班”警察殴打16分钟。后得知被害人身份才送医院治疗道歉,如果是普通上访者,这些负责维稳的警察恐怕没有如此耐心。
　　有些部门甚至用“维稳”给法院施加压力,影响判决。重庆农民付某的蛙场被划入李渡工业园区,在补偿条件未谈妥的情况下遭到强行爆破,付某因此将爆破公司告上涪陵区法院,爆破公司的委托人则是李渡工业园区管委会。法院在审理此案之前,接到李渡工业园区管委会的一份公函,公然要求一审(法院)应做出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否则,可能“造成原告缠诉或者上访,并且不利于处理另外三户养殖户的诉讼”。在如此维稳压力下,法院果然按照公函做出了判决。
　　这两个事件或许是例外,但它们确实揭示了过分强调“维稳”在现有体制下可能带来的危害。地方政府为了维稳,投入大量财力、人力资源。这些资源如果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本来也许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化解社会紧张。更严重的是,为了维稳,地方政府有时会肆无忌惮地在法律之外使用权力。这种做法必然导致社会紧张加剧,制造出新的、可能更为严重的不稳定因素,从而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怪圈。
　　紫金矿业背后的故事,则更令人担心。该公司控股股东是上杭县国资委,作为纳税大户,该县近70%的税收均来自于紫金矿业。官员仅仅基于自身政绩考虑,也会保护这家企业不受“干扰”。更进一步,官员个人与这家企业也有直接利益关系。当地多位地方政府官员在紫金矿业挂职或任职,还有官员通过各种渠道拥有紫金矿业的股份,该公司多位独立董事也有政府部门的工作背景。如此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让该公司享有了监管的豁免权:紫金矿业一處回水系统去年曾发生泄漏,当地部分居民曾呼吁取缔该矿;国家环保部曾在今年5月对紫金环保问题进行过通报,但在地方政府保护下,该公司安然无恙。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确实维护了该公司的稳定。因此遭受损害的是民众、法律和监管的权威,而从中得到收益的既有该公司,也有身在该公司的官员个人。
　　政府确实应当维护社会秩序,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维稳工作,也确实可以解决民众反映强烈的部分问题。但是,在集中动员型的维稳运动中,也很容易出现相关工作人员超越法律、损害民众权利的现象,甚至可能出现地方官员利用维稳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的事情。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些这类事情,有关部门恐怕应当对此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尤其是从制度上防范这类现象的再度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