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东坡志林》中读到这么一个故事——
　　北宋元丰初年的一天晚上，河南白马县发生了一起人命案：一户居民家里进了一个窃贼，窃贼正要行窃时，被主人发现，慌乱中窃贼用刀将主人杀死、夺路逃走了。这起命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按理说，被害人家属到官府报案即可，可是，被害人家属却没有去报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凶手，凶手是当地的黑社会头头，平日游手好闲、以偷窃为生；而且，此人报复心极强，曾有人向官府举报他行窃，官府将他抓了起来，坐了两年牢后又放了出来，但从此以后，举报他的那家就倒了霉了，不是柴草堆莫名起火，就是半夜被砸了窗户……
　　大家都知道这是那个窃贼干的，但抓不到他就没有证据，官府也不好处理。举报人只好天天担心受怕、后悔当初不该那么冲动。正因如此，这次命案被害人的家属也不敢报案了。但不报案吧，又不能看着自己的亲人白白死掉啊，于是他们就想了个办法——给官府写封匿名举报信，以一个旁观知情者的名义向官府举报了这个案子。官府接到举报信后，立即将凶手缉拿归案。同时，官府也通过其他渠道查出了匿名写举报信的人——被害人家属。
　　照我们的想法：案子查清了，凶手抓到了，就该将凶手判处死刑；然而，县令却不敢那么办，什么原因呢？原来，宋朝有一条法律，就是禁止以匿名信的方式举报别人，所有的举报信，即使所举报的是事实，也必须署上真实姓名，而不得用匿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是为了防止告讦之风。这样一来，县令就不敢决断了，他认为：法律禁止写匿名信，而凶手是通过匿名信提供的线索抓到的，所以不敢贸然将他处死；依照法律规定，写匿名信者应当处以流放，但具体到案情本身，被害人家属的做法则又情有可原。所以，县令没有自己做主，而是将此事报给了上级主管部门——开封府。
　　当时的开封府尹叫苏颂，苏颂了解了此案的案情后，也觉得这个案子比较难办，就将此案上报给了皇帝宋神宗。宋神宗便将苏颂召上殿议论这个案子，苏颂说：“陛下，因为凶手是通过匿名信提供的线索抓到的，所以可以免除他的死罪——判他坐牢；投匿名信的人虽然触犯了法律，但他是被害人的家属，这样做也情有可原，所以，就不必追究他的责任了。”
　　宋神宗听罢，说：“你前面说的有道理——凶手可以免除死罪；但你要把写匿名信者的罪过也免去，这就不妥了。我们制定法律，就要严格执行，无论是谁犯了法，都要依法处理，如果我们把本案中写匿名信者的罪行免除了，那么以后又怎么处罚其他人呢？”苏颂道：“陛下所言极是，但这个写匿名信者与众不同——他是被害人的家属，所以，如果也一样处罚，会显得我大宋朝的法律太没有人性！”
　　宋神宗又问：“如果依照法律，本案中写匿名信的人应该怎样处罚？”苏颂说：“重则流放；轻则杖打数十下。”宋神宗说：“这就好办了！你暗地里嘱咐用刑的人，在用刑时，杖可以高高举起，但一定要轻轻落下……”苏颂会意，领命而去。
　　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首先，宋朝的法律追求一种程序正义。宋朝的法律，对于杀人者，也是主张偿命的。本案中的凶手杀了人被抓到了，本应该以命相抵，可是，就因为他是被匿名信举报抓住的，所以，就没有被判死刑。宋朝的这种理念，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体正义当然重要，但程序正义同样重要！其次，此案经过了三级会审，县令和开封府尹虽然都认为写匿名信者违反了法律规定，但都认为此事情有可原，所以可免除处罚，说明他们在执行法律过程中，是讲求人性化、灵活性的。最后，宋神宗虽然也认为写匿名信者情有可原，但他想得比知县和开封府尹更加周全，他担心如果不追究写匿名信者的法律责任的话，会引起连锁反应；后来，他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又照顾了写匿名信者，从而使事情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几百年前，宋朝的三位执法者能有那样的考量，是很难能可贵的，应该引起我们当代执法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