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的世界正处于新的百年大变局之中。南海、东海、台海的暗流涌动使西太平洋波诡云谲，上一个百年变局中熟悉的脚本似乎又在同一片海洋上再次拉开帷幕。
　　上一个百年变局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中国乃至东亚而言，发生那场世纪性断裂的空间场域便是海洋。北起朝鲜半岛海域，中经台湾海峡，南到南海海域，存在着一条海洋不稳定线。
　　两次鸦片战争都来自海上。
　　1874年，日本发动入侵中国台湾的战争，日本借此连进四步：迫使清政府承认日本的入侵为“保民义举”从而事实上承认琉球属于日本、彻底吞并琉球王国、炮击江华岛迫使朝鲜签订《江华岛条约》、与沙俄签订久拖未决的《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王朝“勝于陆地，败于海上”，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失败，清王朝被迫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占领。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战争始于黄海大东沟海域，终于威海刘公岛海域。日本完成对朝鲜与中国台湾的占领。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始于日军突袭被沙俄占领的我国旅顺军港，在迫使俄国太平洋舰队退守于海参崴后，终于在对马海峡击溃长途跋涉而来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日俄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之间划定了势力范围。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对德宣战之机，与英国联手，海陆并举，攻占我国青岛，进而占领胶东半岛。
　　这场百年变局对中国乃至东亚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21世纪新的百年大变局中，中国海域的海洋不稳定线复活，并且波动时间缩短。
　　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中国渔船，钓鱼岛事件爆发。
　　2012年4月，中国渔民在黄岩岛附近遭菲律宾非法抓捕，黄岩岛事件爆发。9月，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化”，钓鱼岛问题进一步升级。
　　2014年，围绕中国海洋石油公司981钻井平台，中越展开海上对峙。
　　2016年，非法的南海仲裁案所谓“仲裁结果”公布。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随后美国在包括南海问题的诸多领域对中国展开全面对抗。时任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表示“中国意图控制南海，美国必须准备与中国可能的战争”。候任美军印太总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宣称“除了战争，美国已经没有手段可以阻止中国控制南海”。
　　可见，此次百年变局中我国海域的海洋不稳定线发生波动的频率提速，几乎每两年发生一次挑战性的涉海事件，每一次都激化着海洋争端的烈度。
　　对比而言，上一个百年变局中每隔十年发生的事件都是大事件，而目前每隔两年发生的还都属于小事件。但是由于现实海洋事态的发展以及传统海洋时代的历史惯性，在海洋不稳定线发生大事件的概率还是很大的。
　　为此，我们首先需要思考：海洋安全现实是否会随着我们倡导“合作共赢”的海洋合作观而发生改变。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其次，我们需要回答：如何维护自身的海洋安全，在发展中创造海洋大合作的时代。
　　我认为，第一是做出时代判断。在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视域下，一切海洋场域都成为命运与共的整体。随着海洋科技的不断进步，随着越来越多国家与人民的生产与生活直接或间接与海洋事务发生联系，一个以竞争与合作为理念、以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合作为现实趋势、以海洋开发与海洋治理为现实政策的泛海洋时代到来了。
　　第二是实行以海制海的战略，以海洋外线维护海洋不稳定线的稳定。泛海洋时代并不意味着海洋冲突与对抗的消失或减弱，仍需要海洋权力的持续提升与海洋外线的大纵深拓展。上个百年变局中我国海域权力态势呈现的是“中弱、邻强、西霸”，弱者疲于防御，强者主动进攻，霸者纵横捭阖。因此目前我国的海洋战略应该牢牢抓住发展海洋权力这个根本问题，通过海洋权力的机动性，拓展海洋外线的大纵深，将海洋不稳定线纳入大纵深的海洋场域，以保证其不会波动到失控。海洋不稳定线有波动是正常的，但它必须是海洋权力之下可控的波动，直到使海洋不稳定线消失。
　　第三是确定三位一体的思路，以国际政治、国际法、海洋治理三种路径综合推进海洋合作。其一，没有海洋权力作为支撑的海洋是不可能安全的，海洋博弈的国际政治路径虽然古老却依然令人警醒。其二，海洋博弈的海洋法律路径尽管饱受争议，但毕竟给海洋博弈的现实提供了理想主义的解决希望，以海洋法律捍卫海洋权益是推进海洋合作的重要一环。其三，以海洋治理路径在海洋冲突中谋求合作。在很大程度上，海洋治理在于把来自海上的挑战纳入机制性的管控体系之中，使冲突各方在共治过程中获得绝对或相对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