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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小国的机会主义。防御性的对外政策稳定了周边局势，但也纵容了小国对中国边境的袭扰。
中国历史漫长久远，周边局势复杂多样，但就中央王朝以强者姿态来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而言，双方的互动具有一定的循环意味。尽管时期不同、具体背景也有所不同，中央王朝却总要面对周边小国的袭扰。总体而言，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具有相当强的防御性质，即使中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即使中国遭受到来自周边的不同程度的袭扰，也是如此。本文谈论的是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应当周边小国袭扰的一些做法。
古代中国的防御性周边政策
古代中国使用“天下”一词来指代世界，而且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近代的国家观念十分不同。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的误解也就在于此。与人们对宋朝“积贫积弱”的印象不同，按照如今计算国家综合国力的方式，宋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相对于世界同期而言最为强大的时期。有人认为，其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占世界总量的65%，甚至可能达到80%。这个数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世界级霸主的优势都要大。与此相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所获得的巨大优势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惟一不同的是，美国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比800年前的宋朝远为开放、联系远为频繁的世界。但是，在两宋岁入惊人的外壳之内，宋朝一直面临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危机，在它的北方存在着几个强大的对手，对它形成严厉打压，使它本来已经严重缩水的江山先失半壁，再则彻底倾覆。即便如此，宋朝貌似仍然没有按照人们熟悉的西方国家的基本逻辑行事，即通过吞并传统势力范围以外的小国，达到增强实力、抵抗北方对手的目的。联想一下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发展到沙皇帝国的历史，这一对比再鲜明不过了。GDP超强的宋朝，从来不是个“中央帝国”。而宋朝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传统做法。自秦汉以来中国基本版图格局奠定以后，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染指过周边地区呢？这就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是“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羁縻政策的对象既包括可以直接设立州县的边远地区、内属之国，也可包括敌国和“绝域之国”，承认或册封其当地政权，后者对中央政权有朝贡义务，亦即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中央政权，而其余一切事务中央政权均不予干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中央王朝笼络周边政权，从而维系周边安定，保证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
显然，这种所谓“统治”是十分脆弱的，既无军队驻扎，也无直属关系，口头或纸面上一句称臣纳贡，实际上则是天高皇帝远，逍遥自得乐。历史上，缅甸、越南乃至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都曾经在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带袭扰不已，并最终引发了中央王朝的征伐行为。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低头认错，中央王朝便会既往不咎。这些国家则继续以朝贡之名获得前者更多更实在的回赠，乐此不疲，受益不已。这实际上就说明了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的另一面。怀柔安抚是中央王朝处理周边问题时的主导策略。历史事实是不会撒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总是处在一种动态之中，朝贡体系所描述的状态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回顾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只想到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与汉武大帝的四处杀伐，却忽略了在2000余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中国并不或者说经常不以进攻性策略为主要方式来处理周边关系的事实存在。关于此问题的原因，中国社科院学者周方银曾引用《汉书》作者班固说过的一段话：夷狄之地，“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意思是中国以外的地方既没有必要去统治，也不可能去统治。换言之，就是统治这些地方的成本必然大于收益，中央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无利可图。因此，以羁縻之道,保持边境的稳定,双方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本着这样的思维，中央王朝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防御性的，一方面稳定了周边局势，但一方面也纵容了袭扰中国边境地区的小国。下文将选择一些历史的片段，来进一步说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策略上的互动过程。
清缅战争：高昂代价才换取边境安宁
明朝年间，中国对缅甸经常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即通过保持缅甸内部各个割据势力的平衡，利用其间矛盾维系边界稳定和中央权威。但当16世纪东吁统一缅甸后，这一政策失去意义，东吁缅甸开始不断袭扰明朝云南边境。清朝建立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拒不与东吁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并一直保持强大的武力威慑。东吁王朝末期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开始主动向清朝纳贡称臣，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清与东吁的宗藩关系正式建立。不料其后一年，东吁为雍籍牙取代，后者开始大肆袭扰云南边境，并且向原属中国的耿马地区索取“花马礼”。尽管缅甸军队后为耿马军队击败，但是否缴纳花马礼，本身意味着当事地区主权归属问题。云贵总督向乾隆报告此事时，只将此事当作边境袭扰问题而未提及花马礼之事，而忙于平定新疆内乱的乾隆，更以之为蛮夷小国的匪患，而非缅甸新王朝的军事入侵，没有下令出兵严惩。清朝的宽容使得雍籍牙王朝的骚扰变本加厉，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侵入车里（今云南景洪）。此时乾隆终于认为，即便是匪患，也不能没完没了，于是做出清剿决定，延续多年、耗费甚大的清缅战争由此爆发。但起初乾隆内心并未觉得兹事体大，所以仅仅派出文官刘藻前去清剿，结果战局一直十分被动，直到换成武将杨应琚才打败缅军，收复失地。但此时，乾隆认为缅甸偏远，清朝大军扫荡费力不讨好，不如就此作罢。而杨应琚则希望彻底扫清匪患，建功立业。所以在乾隆并没有派大军支持的情况下，杨应琚便深入缅甸，结果遭到大规模反击。随后乾隆又派出亲信明瑞、傅恒等人，也屡有战败之事。但缅甸毕竟是小国，而且正在与宿敌暹罗作战，消耗不起，期间也数次向清朝请降，乾隆以缅人狡诈为由不允。最终，缅甸不得不与清朝签署了“永不侵犯天朝”的条款，中缅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王朝与缅甸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结果。在明朝末年，中央王朝的怀柔安抚策略让缅甸发现袭扰的机会，随后清朝初期的边疆意识让缅甸一定程度上臣服。当缅甸改朝换代后便开始对云南边境大肆掠夺，清朝初期由于不以为然，数度被动。直到乾隆正视缅甸在威胁国家安全后，派出大军征剿数次，终于在付出高昂代价后迎来了边界的安宁。
隋唐的朝鲜政策：忍让妥协致对方误读
再来看看朝鲜与中国宗藩关系的相关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类似何其多。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总体上形成于唐朝，但在隋朝双方便已有形式上的关系。在隋唐年间，朝鲜半岛正处在著名的三国时期，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三国中以高句丽实力最强，新罗和百济则结成联盟，并经常向隋朝求援。隋朝则希望通过三国相互制衡来稳定周边局势，这与后来明朝时期的对缅政策并无二致。公元589年，高句丽侵入隋朝辽西地区，隋文帝派水陆大军30万出征，尽管最终损失惨重，但仍然震慑了高句丽，使之遣使谢罪，称臣纳贡。到隋炀帝期间，高句丽仅纳贡一次，而且开始与突厥联合。隋炀帝当即使用了威慑策略，诏令高句丽必须立刻朝贡臣服，否则将立刻征伐。高句丽却不为所动，同时不断向南扩张，入侵新罗和百济。面对后两者的求救，隋炀帝决定征讨高句丽。但是在部队派发过程中，他一直看重威慑，这与后来乾隆对缅甸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天朝之兵所向披靡，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但事实上大军惨败而归。后来隋军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最终后者筋疲力尽、难以为继，于是上表谢罪。而隋朝也损失严重，并且内乱四起。这种和平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唐朝建立之后，形势为之一变。百济在看到隋朝失败后，逐渐倒向了高句丽，而新罗作为最脆弱的国家则完全倒向了唐朝。后来唐朝帮助新罗灭掉百济和高句丽，这却造成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开始对抗唐军。唐朝在事件发生时本意忍让，并做出实质性妥协，前提是新罗仍守宗藩之礼。但这却让新罗认为唐朝的让步等同于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于是放胆扩张。随后唐朝下令征剿，在迫使新罗收缩防守后即表露出无意进取。新罗领会其意，遣使朝贡并谢罪。
在上述这段历史的概述中，我们再次看到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策略选择互动效果：周边国家的臣服总是暂时性的，而且经常伺机反扑，同时中央王朝的武力威慑策略则往往归于失败。正如周方银所说，从中国安抚、邻国臣服逐渐过渡到中国安抚、邻国袭扰再到中国征伐，进而再次形成中国安抚，邻国臣服的局面，这样的循环不论以何种状态为起点，总是反复出现于整个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之中。
朝贡体系的华丽外衣之下
通过上述历史分析，我们首先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劳师袭远”导致代价远远高于收益。据载，仅清朝对缅甸的最后一次用兵，清军三万一千人最终仅存三分之一稍多,而白银也花去一千三百万两，这是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中成效最差的一次。因此中央王朝的历代君主在表面上纷纷采用以威慑为主的策略，但却往往不成功。因为古代中国总是希望邻国尽量不要多惹事就好，凡事以息事宁人为目的，但这种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邻国的机会主义动机。换言之，他们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激起中央王朝的愤怒，但却绝对没有国家倾覆的危险，反而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好处。利益总是诱使国家行动的根源，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浓厚。
其次，周边国家的臣服经常是权宜之计，而臣服本身也经常本着自己必会获益的逻辑。我们知道，所谓朝贡，实际上是“薄来厚往”，中国“赐予”藩国的礼物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会远远超过藩国的进贡，所以中央王朝实际上主要是以经济利益等怀柔安抚政策来维持边界安定关系。但是臣服并不是周边国家的固定策略，袭扰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便会伺机而动。
最后，中央王朝的征伐可以收到效果，尽管次数不多，而且代价很高，但这确实有助于周边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决心。威慑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实质上的巨大实力差距，还必然包括被威慑方要确信威慑方使用武力的决心。反之，中央王朝一再忍耐且虚张声势的结果，只能让周边国家的袭扰成为常态。而威慑手段的增强则可以使得周边国家放弃袭扰策略，转而选择臣服。国际政治充满着信息的误读，想要证明自己的决心，就要增强手段的使用和声势的宣传，这一招不论是隋炀帝还是乾隆等中央王朝的著名君主，都曾经反复采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朝贡体系那华丽的外衣之下，则是中央王朝痛苦的呻吟。面对众周边小国较为频繁的袭扰，古代中国似乎从来都不是个彻底的胜利者。
（本文引用了周方银在2011年第1期《国际政治科学》中《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一文中采用的案例和分析，在此表示感谢）
第八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举办
自1992年以来，中韩两国关系全面、迅速发展。两国关系从建交初期的“单纯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为“睦邻友好”关系，1998年又升级为“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再次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跃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在此大背景下，5月19日至20日，第八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该论坛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协办。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的新探索”。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博士生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者就“中国与朝鲜半岛”、“安全与大国关系”、“韩国历史与文化”、“韩半岛问题及其东亚共同体建设”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韩国中南大学前校长宋荣浩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大同与弘益》的特别演讲。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胡礼忠教授、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对博士生们的论文作了精彩、到位的点评。
中国历史漫长久远，周边局势复杂多样，但就中央王朝以强者姿态来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而言，双方的互动具有一定的循环意味。尽管时期不同、具体背景也有所不同，中央王朝却总要面对周边小国的袭扰。总体而言，中国的周边战略目标具有相当强的防御性质，即使中国处于明显优势地位，即使中国遭受到来自周边的不同程度的袭扰，也是如此。本文谈论的是在朝贡体系下中国应当周边小国袭扰的一些做法。
古代中国的防御性周边政策
古代中国使用“天下”一词来指代世界，而且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近代的国家观念十分不同。但是对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的误解也就在于此。与人们对宋朝“积贫积弱”的印象不同，按照如今计算国家综合国力的方式，宋朝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相对于世界同期而言最为强大的时期。有人认为，其国内生产总值至少占世界总量的65%，甚至可能达到80%。这个数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世界级霸主的优势都要大。与此相比，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所获得的巨大优势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惟一不同的是，美国当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比800年前的宋朝远为开放、联系远为频繁的世界。但是，在两宋岁入惊人的外壳之内，宋朝一直面临众所周知的国家安全危机，在它的北方存在着几个强大的对手，对它形成严厉打压，使它本来已经严重缩水的江山先失半壁，再则彻底倾覆。即便如此，宋朝貌似仍然没有按照人们熟悉的西方国家的基本逻辑行事，即通过吞并传统势力范围以外的小国，达到增强实力、抵抗北方对手的目的。联想一下俄罗斯从莫斯科公国发展到沙皇帝国的历史，这一对比再鲜明不过了。GDP超强的宋朝，从来不是个“中央帝国”。而宋朝的做法典型地体现了古代中国处理周边关系的传统做法。自秦汉以来中国基本版图格局奠定以后，中国为什么从来没有染指过周边地区呢？这就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通常意义上，人们认为中央王朝在处理与周边政权的关系时，经常采用的是“羁縻”政策。“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羁縻政策的对象既包括可以直接设立州县的边远地区、内属之国，也可包括敌国和“绝域之国”，承认或册封其当地政权，后者对中央政权有朝贡义务，亦即至少在名义上承认中央政权，而其余一切事务中央政权均不予干涉。这一政策的核心是中央王朝笼络周边政权，从而维系周边安定，保证中央集权制度的统治。
显然，这种所谓“统治”是十分脆弱的，既无军队驻扎，也无直属关系，口头或纸面上一句称臣纳贡，实际上则是天高皇帝远，逍遥自得乐。历史上，缅甸、越南乃至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朝鲜都曾经在中央王朝的周边地带袭扰不已，并最终引发了中央王朝的征伐行为。但是只要这些国家低头认错，中央王朝便会既往不咎。这些国家则继续以朝贡之名获得前者更多更实在的回赠，乐此不疲，受益不已。这实际上就说明了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的另一面。怀柔安抚是中央王朝处理周边问题时的主导策略。历史事实是不会撒谎的，中国与周边关系总是处在一种动态之中，朝贡体系所描述的状态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如今我们回顾那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只想到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与汉武大帝的四处杀伐，却忽略了在2000余年的封建王朝历史中，中国并不或者说经常不以进攻性策略为主要方式来处理周边关系的事实存在。关于此问题的原因，中国社科院学者周方银曾引用《汉书》作者班固说过的一段话：夷狄之地，“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意思是中国以外的地方既没有必要去统治，也不可能去统治。换言之，就是统治这些地方的成本必然大于收益，中央王朝在政治和经济上无利可图。因此，以羁縻之道,保持边境的稳定,双方相安无事就可以了。
本着这样的思维，中央王朝的对外政策大体上是防御性的，一方面稳定了周边局势，但一方面也纵容了袭扰中国边境地区的小国。下文将选择一些历史的片段，来进一步说明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策略上的互动过程。
清缅战争：高昂代价才换取边境安宁
明朝年间，中国对缅甸经常采取一种平衡策略，即通过保持缅甸内部各个割据势力的平衡，利用其间矛盾维系边界稳定和中央权威。但当16世纪东吁统一缅甸后，这一政策失去意义，东吁缅甸开始不断袭扰明朝云南边境。清朝建立后，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拒不与东吁王朝建立宗藩关系，并一直保持强大的武力威慑。东吁王朝末期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开始主动向清朝纳贡称臣，乾隆十五年（1750年）大清与东吁的宗藩关系正式建立。不料其后一年，东吁为雍籍牙取代，后者开始大肆袭扰云南边境，并且向原属中国的耿马地区索取“花马礼”。尽管缅甸军队后为耿马军队击败，但是否缴纳花马礼，本身意味着当事地区主权归属问题。云贵总督向乾隆报告此事时，只将此事当作边境袭扰问题而未提及花马礼之事，而忙于平定新疆内乱的乾隆，更以之为蛮夷小国的匪患，而非缅甸新王朝的军事入侵，没有下令出兵严惩。清朝的宽容使得雍籍牙王朝的骚扰变本加厉，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缅甸侵入车里（今云南景洪）。此时乾隆终于认为，即便是匪患，也不能没完没了，于是做出清剿决定，延续多年、耗费甚大的清缅战争由此爆发。但起初乾隆内心并未觉得兹事体大，所以仅仅派出文官刘藻前去清剿，结果战局一直十分被动，直到换成武将杨应琚才打败缅军，收复失地。但此时，乾隆认为缅甸偏远，清朝大军扫荡费力不讨好，不如就此作罢。而杨应琚则希望彻底扫清匪患，建功立业。所以在乾隆并没有派大军支持的情况下，杨应琚便深入缅甸，结果遭到大规模反击。随后乾隆又派出亲信明瑞、傅恒等人，也屡有战败之事。但缅甸毕竟是小国，而且正在与宿敌暹罗作战，消耗不起，期间也数次向清朝请降，乾隆以缅人狡诈为由不允。最终，缅甸不得不与清朝签署了“永不侵犯天朝”的条款，中缅迎来了较长时间的和平。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央王朝与缅甸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中央王朝的羁縻政策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结果。在明朝末年，中央王朝的怀柔安抚策略让缅甸发现袭扰的机会，随后清朝初期的边疆意识让缅甸一定程度上臣服。当缅甸改朝换代后便开始对云南边境大肆掠夺，清朝初期由于不以为然，数度被动。直到乾隆正视缅甸在威胁国家安全后，派出大军征剿数次，终于在付出高昂代价后迎来了边界的安宁。
隋唐的朝鲜政策：忍让妥协致对方误读
再来看看朝鲜与中国宗藩关系的相关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上的类似何其多。朝鲜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总体上形成于唐朝，但在隋朝双方便已有形式上的关系。在隋唐年间，朝鲜半岛正处在著名的三国时期，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足鼎立。三国中以高句丽实力最强，新罗和百济则结成联盟，并经常向隋朝求援。隋朝则希望通过三国相互制衡来稳定周边局势，这与后来明朝时期的对缅政策并无二致。公元589年，高句丽侵入隋朝辽西地区，隋文帝派水陆大军30万出征，尽管最终损失惨重，但仍然震慑了高句丽，使之遣使谢罪，称臣纳贡。到隋炀帝期间，高句丽仅纳贡一次，而且开始与突厥联合。隋炀帝当即使用了威慑策略，诏令高句丽必须立刻朝贡臣服，否则将立刻征伐。高句丽却不为所动，同时不断向南扩张，入侵新罗和百济。面对后两者的求救，隋炀帝决定征讨高句丽。但是在部队派发过程中，他一直看重威慑，这与后来乾隆对缅甸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天朝之兵所向披靡，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但事实上大军惨败而归。后来隋军又两次征讨高句丽，最终后者筋疲力尽、难以为继，于是上表谢罪。而隋朝也损失严重，并且内乱四起。这种和平是双方相互妥协的结果。唐朝建立之后，形势为之一变。百济在看到隋朝失败后，逐渐倒向了高句丽，而新罗作为最脆弱的国家则完全倒向了唐朝。后来唐朝帮助新罗灭掉百济和高句丽，这却造成了新罗一家独大的局面，并开始对抗唐军。唐朝在事件发生时本意忍让，并做出实质性妥协，前提是新罗仍守宗藩之礼。但这却让新罗认为唐朝的让步等同于不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于是放胆扩张。随后唐朝下令征剿，在迫使新罗收缩防守后即表露出无意进取。新罗领会其意，遣使朝贡并谢罪。
在上述这段历史的概述中，我们再次看到中央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策略选择互动效果：周边国家的臣服总是暂时性的，而且经常伺机反扑，同时中央王朝的武力威慑策略则往往归于失败。正如周方银所说，从中国安抚、邻国臣服逐渐过渡到中国安抚、邻国袭扰再到中国征伐，进而再次形成中国安抚，邻国臣服的局面，这样的循环不论以何种状态为起点，总是反复出现于整个东亚朝贡体系的历史之中。
朝贡体系的华丽外衣之下
通过上述历史分析，我们首先发现一个基本事实：“劳师袭远”导致代价远远高于收益。据载，仅清朝对缅甸的最后一次用兵，清军三万一千人最终仅存三分之一稍多,而白银也花去一千三百万两，这是乾隆所谓“十全武功”中成效最差的一次。因此中央王朝的历代君主在表面上纷纷采用以威慑为主的策略，但却往往不成功。因为古代中国总是希望邻国尽量不要多惹事就好，凡事以息事宁人为目的，但这种以怀柔安抚为核心手段的做法会激发周边邻国的机会主义动机。换言之，他们明知道自己这样做会激起中央王朝的愤怒，但却绝对没有国家倾覆的危险，反而可以从中得到诸多好处。利益总是诱使国家行动的根源，所以自古以来中国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倾向十分浓厚。
其次，周边国家的臣服经常是权宜之计，而臣服本身也经常本着自己必会获益的逻辑。我们知道，所谓朝贡，实际上是“薄来厚往”，中国“赐予”藩国的礼物不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会远远超过藩国的进贡，所以中央王朝实际上主要是以经济利益等怀柔安抚政策来维持边界安定关系。但是臣服并不是周边国家的固定策略，袭扰只要有利可图，他们便会伺机而动。
最后，中央王朝的征伐可以收到效果，尽管次数不多，而且代价很高，但这确实有助于周边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决心。威慑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实质上的巨大实力差距，还必然包括被威慑方要确信威慑方使用武力的决心。反之，中央王朝一再忍耐且虚张声势的结果，只能让周边国家的袭扰成为常态。而威慑手段的增强则可以使得周边国家放弃袭扰策略，转而选择臣服。国际政治充满着信息的误读，想要证明自己的决心，就要增强手段的使用和声势的宣传，这一招不论是隋炀帝还是乾隆等中央王朝的著名君主，都曾经反复采用。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朝贡体系那华丽的外衣之下，则是中央王朝痛苦的呻吟。面对众周边小国较为频繁的袭扰，古代中国似乎从来都不是个彻底的胜利者。
（本文引用了周方银在2011年第1期《国际政治科学》中《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一文中采用的案例和分析，在此表示感谢）
第八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举办
自1992年以来，中韩两国关系全面、迅速发展。两国关系从建交初期的“单纯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为“睦邻友好”关系，1998年又升级为“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再次升级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跃升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2年是中韩建交20周年，在此大背景下，5月19日至20日，第八届中国韩国学博士生论坛在复旦大学成功举办。该论坛由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办，韩国国际交流财团协办。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研究的新探索”。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延边大学、辽宁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东北财经大学、海南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的博士生参加了本届论坛。与会者就“中国与朝鲜半岛”、“安全与大国关系”、“韩国历史与文化”、“韩半岛问题及其东亚共同体建设”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韩国中南大学前校长宋荣浩教授应邀作了题为《大同与弘益》的特别演讲。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馆长胡礼忠教授、同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教授、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鸣教授、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石源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张建新教授，对博士生们的论文作了精彩、到位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