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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屠呦呦在领奖前的演讲中指出：“中医药从神农尝百草开始，在几千年的发展中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通过继承发扬，发掘提高，一定会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从而造福人类”。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让世界看到了中医药资源在抗击流行性疾病之中的巨大潜力。而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诸多中医名医在利用中药治疗瘟疫上有过重大贡献。近代的江苏就曾诞生过一位擅治流行瘟疫（当时称为“时疫”）的中医名家——徐相任。他也是民进最早的会员之一。
徐相任名尚志，字相宸，后改字“相任”，以此留名史册。他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江苏武进名医费绳甫的女婿。青年时代跟随岳父学习中医之后，徐相任刻苦钻研、潜心攻读，终得有“近代一大宗”美誉的费绳甫之真传。到了中年时，他已成为了缘起于明朝正德年间，绵延数百年的“费氏医派”十三代传人之一。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社会动荡，卫生事业发展缓慢，霍乱、鼠疫等突发流行性的瘟疫不断发生。西医此时虽有特效药，但价格昂贵。例如当时治疗脑脊髓膜炎的西医针剂，每注射一针须用六两银子，常常用到六针才可以见效。普通民众无力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价格更亲民的中医药，是瘟疫发生时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最后希望。“中医传染病学”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应运而生。作为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相任在使用中药治疗瘟疫的领域颇有建树，早在清朝末年时即受聘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里任职。该院救治病人曾取得了“治十可得七八”的疗效。后来，他把医疗实践里有良效的药方和自己的经验编成《脱疫证治》《时病常识》《鼠疫良方汇编》《急性险疫证治》等多部书籍。他还多次投稿给报纸，发表过《治疫方法之研究》《用药有别之时疫》《霍乱与生理病理之关系》《警告：迫不及待之急性险疫》等文章，并且把自己治病时归纳的“通治瘟疫屡验奇方”在报纸上无私发布出来。通过这些途径，向社会各界迅速普及了瘟疫的防治手段。
徐相任虽然是中医，但也以开明思想接受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西医理论。他在文章中多次记录西药治疗瘟疫的作用，并且在叙述通过消毒预防瘟疫的途径里，把西医的消毒药水“浇洗”作为“积浊下走地中”时的有效消毒手段。他还反思了在治疗瘟疫的过程中，“吾辈华医无病院居住病者，不能隨时诊察”的缺憾，在实践之中前往西医开设的医院工作，与西医合作诊治瘟疫。
1931年3月17日，当时全国最高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1931年4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第813号指令，批准了“中央”国医馆章程以及理事和候补理事名单，其中候补理事即简写成“徐相任等二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名列第一位的徐相任成为了候补理事的代表。不久后，徐相任还兼任了“中央”国医馆上海市分馆常务董事，成为上海分馆的主要负责人。
徐相任担任设立在南京的“中央”国医馆候补理事，也是他和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渊源。“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后，会址设立于中华门东长生祠一号。该馆筹备期间呼吁和推动了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22日公布的第一部正式的中医法规《中医条例》，改变了历史上中医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中医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央”国医馆还组织了对中医药的大规模学术研究、编纂审核了一大批中医药教材和著作。作为候补理事第一位的徐相任积极参与到国医馆工作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还可以从历史文献里看到徐相任有关工作的记录。尤其是他于1933年建议“中央”国医馆尽快“统一药名”“审定生理名词、病理名词”，并且指出“生理为医学之根本，病理为病证之所以然”，应当先统一“生理病理名词”。这些见解具有穿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徐相任在很多方面都引领了当时中医界的新风尚。1935年，神州国医无线电宣传委员会成立，徐相任是委员之一。该会通过当时的建华广播电台，每日下午5时至6时进行一小时的宣讲。内容包括个人卫生、社会卫生、中医药知识、有效疗方等。徐相任在第一次宣讲时即介绍了“虚劳”（慢性衰弱）、“时疫”（流行性瘟疫）知识，并且讲解了“现代病家及医学界的差误”。他也成为了最早通过广播这种现代媒介介绍医药卫生知识的著名中医之一。
徐相任还曾担任过当时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中医学术社团之一“神州国医学会”的常务委员。并且出任过1946年全国中医师考试上海考区襄试委员、1947年上海市中医考询阅卷委员。这都充分显示出徐相任在民国时期中医界的学术地位。
这位擅治瘟疫的江苏名医，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上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抗战胜利后，徐相任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发表过《赶快成立全国反内战大联合之提议》等文章。他与长子徐福民（即徐彻）共同参加了民进的发起活动。1945年12 月30日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留下了这位江苏名医的名字。徐相任也成为民进最早的会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相任被上海市卫生局聘请为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继续把自己对于中医药的毕生才学贡献给社会。同时，他也继续积极投身民进会务。在1956年的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58年的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相任分别当选为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徐相任名尚志，字相宸，后改字“相任”，以此留名史册。他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江苏武进名医费绳甫的女婿。青年时代跟随岳父学习中医之后，徐相任刻苦钻研、潜心攻读，终得有“近代一大宗”美誉的费绳甫之真传。到了中年时，他已成为了缘起于明朝正德年间，绵延数百年的“费氏医派”十三代传人之一。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社会动荡，卫生事业发展缓慢，霍乱、鼠疫等突发流行性的瘟疫不断发生。西医此时虽有特效药，但价格昂贵。例如当时治疗脑脊髓膜炎的西医针剂，每注射一针须用六两银子，常常用到六针才可以见效。普通民众无力承担这样的医疗费用。价格更亲民的中医药，是瘟疫发生时绝大部分老百姓的最后希望。“中医传染病学”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应运而生。作为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相任在使用中药治疗瘟疫的领域颇有建树，早在清朝末年时即受聘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里任职。该院救治病人曾取得了“治十可得七八”的疗效。后来，他把医疗实践里有良效的药方和自己的经验编成《脱疫证治》《时病常识》《鼠疫良方汇编》《急性险疫证治》等多部书籍。他还多次投稿给报纸，发表过《治疫方法之研究》《用药有别之时疫》《霍乱与生理病理之关系》《警告：迫不及待之急性险疫》等文章，并且把自己治病时归纳的“通治瘟疫屡验奇方”在报纸上无私发布出来。通过这些途径，向社会各界迅速普及了瘟疫的防治手段。
徐相任虽然是中医，但也以开明思想接受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西医理论。他在文章中多次记录西药治疗瘟疫的作用，并且在叙述通过消毒预防瘟疫的途径里，把西医的消毒药水“浇洗”作为“积浊下走地中”时的有效消毒手段。他还反思了在治疗瘟疫的过程中，“吾辈华医无病院居住病者，不能隨时诊察”的缺憾，在实践之中前往西医开设的医院工作，与西医合作诊治瘟疫。
1931年3月17日，当时全国最高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1931年4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第813号指令，批准了“中央”国医馆章程以及理事和候补理事名单，其中候补理事即简写成“徐相任等二十五人为候补理事”。名列第一位的徐相任成为了候补理事的代表。不久后，徐相任还兼任了“中央”国医馆上海市分馆常务董事，成为上海分馆的主要负责人。
徐相任担任设立在南京的“中央”国医馆候补理事，也是他和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渊源。“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后，会址设立于中华门东长生祠一号。该馆筹备期间呼吁和推动了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22日公布的第一部正式的中医法规《中医条例》，改变了历史上中医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中医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央”国医馆还组织了对中医药的大规模学术研究、编纂审核了一大批中医药教材和著作。作为候补理事第一位的徐相任积极参与到国医馆工作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还可以从历史文献里看到徐相任有关工作的记录。尤其是他于1933年建议“中央”国医馆尽快“统一药名”“审定生理名词、病理名词”，并且指出“生理为医学之根本，病理为病证之所以然”，应当先统一“生理病理名词”。这些见解具有穿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徐相任在很多方面都引领了当时中医界的新风尚。1935年，神州国医无线电宣传委员会成立，徐相任是委员之一。该会通过当时的建华广播电台，每日下午5时至6时进行一小时的宣讲。内容包括个人卫生、社会卫生、中医药知识、有效疗方等。徐相任在第一次宣讲时即介绍了“虚劳”（慢性衰弱）、“时疫”（流行性瘟疫）知识，并且讲解了“现代病家及医学界的差误”。他也成为了最早通过广播这种现代媒介介绍医药卫生知识的著名中医之一。
徐相任还曾担任过当时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中医学术社团之一“神州国医学会”的常务委员。并且出任过1946年全国中医师考试上海考区襄试委员、1947年上海市中医考询阅卷委员。这都充分显示出徐相任在民国时期中医界的学术地位。
这位擅治瘟疫的江苏名医，在推动社会进步的事业上也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抗战胜利后，徐相任积极投身到爱国民主运动之中，发表过《赶快成立全国反内战大联合之提议》等文章。他与长子徐福民（即徐彻）共同参加了民进的发起活动。1945年12 月30日民进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留下了这位江苏名医的名字。徐相任也成为民进最早的会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相任被上海市卫生局聘请为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继续把自己对于中医药的毕生才学贡献给社会。同时，他也继续积极投身民进会务。在1956年的民进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58年的民进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徐相任分别当选为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