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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江西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挥中。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区域，英勇不屈的江西人民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关键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江西 红军游击队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其中。作为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所在地。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江西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为赢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江西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挥中心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不久又宣布成立以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具体指挥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此后，无论国民党军如何“清剿”，无论斗争环境怎样艰险，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上述领导机关始终战斗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始终担负着南方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的重任。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应对危局，作好游击战争准备。
1934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得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转移。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所谓的“全面清剿”。至11月23日。在敌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中央苏区核心县城和重要圩镇均遭失陷。在革命形势处于异常困难的关头。中央分局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一是进行游击战争动员教育。12月25日，以中央军区政治部名义编写《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讨论提纲》，印发给部队排以上干部讨论学习。《提纲》根据中央(10月8日)训令精神，强调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的行动方针之下。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
二是调整党的组织机构。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其中，派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回福建(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闽西南的游击战争；调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任闽赣省委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土地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担任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少共中央分局的李鹤鸣到胜利县领导游击战争；成立瑞西特委，领导瑞金、瑞西和西江3县游击战争。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柞任书记；成立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任命原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李乐天为书记兼司令员：派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回赣县杨殷地区，任杨赣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三是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苏区。坚持在敌人封锁线内领导武装队伍和群众，反对敌人“清剿”；在敌人后方，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抵制和吸引敌人，支援苏区斗争；在敌占区，加强秘密工作，配合游击战争。在具体部署上。要求每个地区保持一个基干部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力量，并确定各县独立营扩大到400－500人。区游击队扩大到100－150人。同时规定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以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四是组织各地群众坚壁清野。中央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械设备，早在1934年11月就隐蔽埋藏于瑞西县宽田、上堡一带山区。1935年1月。又将中央被服厂的100多台缝纫机等设备，埋藏于会昌县白鹅梓坑深山密林中。同时，还动员群众将水源破坏，将粮食和做米用的砻、碓、风车等工具分散隐藏。
五是疏散老弱病残人员。为粉碎敌人“清剿”。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将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下的7000多名伤病员，全部安置在于都、瑞金、瑞西、会昌等县群众家中，并使他们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这些措施尽管是初步的、局部的，但对苏区各级党组织、红军部队和广大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对红军和游击队开展与坚持苏区游击战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组织九路突围，实现战略转变。
1935年1月下旬，受临时中央关于“保卫苏区”指示的束缚，红24师和部分独立团在于都牛岭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阻敌，导致参战红军伤亡上千人。中央分局和赣南省的机关及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亦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的仁风地区。
血的教训使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已感到无法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2月初，他们将自己的设想屡电中央。要求给予具体指示。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明确复电中央分局：
“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据此，中央分局决定变大部队的集团行动为小部队的分散活动，立即组织部队分成九路突围。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率红70团和中央分局机关几经辗转，突围转移至信丰油山，与赣粤边游击队胜利会合。在此前后。其他各路部队亦按預定的方案，相继突围至闽西南、汀瑞边和湘粤赣边。至此，红军游击队完全实现了由大兵团的正规战到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各地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积极主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此时。处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清剿”下的南方各红军游击队。还不知晓时局的巨大变化。直到7月中旬，在赣粤边的项英、陈毅才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了解到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随即，他们于8月8日召开赣粤边特委党的干部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转变问题，并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对游击区的“进剿”。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8月22日，又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署专员马葆珩、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
9月中旬。陈毅作为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在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达成初步合作抗日协议：“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9月下旬，为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项英、陈毅又先后来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一步谈判，并最终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南方其他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等问题。
和谈的成功。标志着江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也是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领导人高举抗日、爱国旗帜，忠实执行中央制定的正确政策，积极开展工作的结果。
二、江西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在红土地上进行了最为勇敢、最为广泛、最为艰苦的 斗争，其指标意义、示范作用和伟大结局，使江西历史性地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具体说来：
第一，奋勇阻敌，揭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成立后，首先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督率留守在苏区的红军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全部防务，阻滞各路敌军向前推进，以确保红军野战军在于都河流域休整和突围转移的顺利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东线战场：从1934年9月底开始，红24师和福建军区独立团奉命在长汀之南。阻击东路河田之敌李延年纵队前进，使红9军团从容退出阵地，开往瑞金、会昌集结。
——北线战场：红军独立7团和赤水、石城、太雷等县地方武装，从10月7日开始，接替红3军团和红15师防务，阻击石城之敌前进，使红3军团和红15师先后安全撤出战斗。江西军区独立1团和宁都(博生)、洛口、宜乐等县地方武装，从10月上旬开始接替红5军团阻击从广昌向宁都推进之敌。
——西线战场：江西军区另两个独立团和兴国、永丰等县地方武装，抗击从永丰龙冈向兴国古龙冈推进之敌，使红8军团安全撤离战场，开向兴国南部集结。10月16日。红军独立3团又从于都南部赶到兴国，与赣南军区扬赣分区独立13团一起，接替仍在兴国城南作战的红5军团防务，阻击兴国之敌。
——南线战场：赣南军区独立6团和独立14团。奉命直接配合野战军突破粤敌设在安远、信丰和赣县间的第一道封锁线。独立10团在筠门岭、会昌县城以东地域，独立15团和独立16团在筠门岭、会昌县站塘、麻州地域阻击粤敌前进。
就这样，数十万“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被留守的红军部队牢牢拖住，从而解除了红军主力部队集结休整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并由此揭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第二，高擎旗帜，边区烽火映南天。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高擎革命旗帜，在江西边界地区形成了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领导的赣粤边，赖昌柞领导的汀瑞边，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边，陈寿昌、傅秋涛、徐彦刚、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边。谭余保、彭辉明领导的湘赣边，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领导的闽赣边等6个游击区，占南方8省15个游击区的三分之一强。
遍及赣南、赣西南、赣西、赣西北、赣东和贛东北广大地区的这6个游击区，均是由原中央苏区或其他著名苏区演变而成，因而引起敌人的格外注意，并经常以十倍、甚至数百倍于我的兵力，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进行重点“清剿”。敌人采用的进攻和清剿办法，“确实是开亘古未有之奇，是异常毒辣和周密的。如封山、封坑、断粮、移民、烧山以及普遍对居民群众的烧杀政策，和苦刑逼勒的自新自首政策”。为此。许多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整年整月的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
尽管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势，以山地为依托，采取“麻雀战法”、“老鹰抓鸡”等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挫败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的军事“清剿”。恢复和巩固了各游击区，为江西和南方数省保存了不可多得的革命精锐力量和阵地。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第三，团结抗日，新四军从这里走来。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江西等南方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0月12日，奉中共中央指示，项英离开赣粤边前往延安接洽新四军成立事宜。次年1月6日，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成立。
与此同时，在陈毅及杨尚奎、陈丕显、傅秋涛、张正坤、饶守坤、黄火星等组织领导下，于江西各地集中整训的红军游击队亦分别编人新四军下辖的第一、二、三支队。其中。湘鄂赣的游击队编入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的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兼任团长，江渭清任剐团长；赣粤边游击队(含湘粤赣边游击队)、湘赣边游击队、皖浙赣边游击队编入第一支队第二团。张正坤任团长，刘培善任副团长；闽赣边游击队编入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曾昭铭任副团长；汀瑞边游击队编入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的第二支队第三团，黄火星任团长，邱金声任副团长。
江西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交通困难、通讯联络落后、地处偏远山区、高度分散的严重困难条件下，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三、江西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江西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千方百计用自己特有的斗争方式，配合红军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一，踊跃参军，组成红军游击队基本力量。
早在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前夕，中革军委即已于1934年9月13日发布“司字第44号命令。要求凡“留在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即以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治委员，在乡则以乡苏主席兼游击队长，乡支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时。项英在领导留守红军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红军野战军安全突围转移的同时，亦于1934年10月18日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群众，“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更容易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依靠着我们广大的群众游击战争，来胜利保卫我们的苏区。”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项英的号召。中央苏区各县迅速掀起了参加红军游击队的热潮。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身体合格的都争先地加入红军游击队。这其中，博生(宁都)县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其下辖的安福、梅江两个乡亦分别组织了100多人的游击队：洛口县组建300多人的县游击队：长胜县独立营发展为300余人，其下属各区、乡共组织了20余支游击队。队员总计约5000余人；兴国、胜利以及新设立的兴胜县所辖独立营，分别有300 多人；石城、太雷两县失守后，两县游击队合并为700余人的石太游击师；会昌组建了县游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和各区游击队。人数计有1(300余人；瑞金组成县独立营和各区、乡游击队，总兵力达18000多人；瑞西组建了600余人的县独立营……
由于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以保卫苏区、保卫家园为己任的江西苏区各县独立团、独立营或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与同为红土地子弟为主的红24师一道。构成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基本力量。1937年冬，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锤炼，江西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又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下山整编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
其二，积极支前，为红军游击队提供后勤保障。
1935年1月。为应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将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下的2万余名伤病员安置在群众家中。赣南省和于都、瑞金、瑞西、会昌等县党政机关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及时作出具体安置意见：“(1)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2)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3)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洗的借衣裳给他换；(4)每三天洗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5)经常热茶热饭招待；(6)过年发动群众慰劳；(7)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8)每个修养员要备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抬，无论任何环境不使伤病员受危险；(9)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使伤病员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从而保障了红军游击队轻装上阵杀敌。
转入更加残酷的游击战争后，面对因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清剿”与经济封锁，而给红军游击队带来的严重给养困难，江西人民总是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千方百计地支援、接济红军游击队。比如在赣粤边，当国民党军实行“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之际，与红军游击队有血肉关系的群众。都会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擊队。当红军游击队处于缺粮断炊的危难之际，群众又会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种田之机，将定量配购的粮、油、盐等。想方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军队逼着群众一起搜山时，智慧而勇敢的群众便把竹杆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食盐、咸鱼和腊肉，进山后趁敌人不防，一面将竹杆丢下。一面唱山歌通知游击队……
江西人民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物品。而且想方设法送情报、作掩护。在赣粤边的信丰、大余、南雄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是红军游击队一进坑，当地的青壮年便自觉地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如发现国民党军进山，即高喊“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暗示红军游击队转移隐蔽。有时敌人会突然把一些村庄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来，这时群众是来不及通知游击队的，但他们也有办法。村前村后，村里村外，场坝外边，窗户里边，树梢墙头，到处都有群众与游击队约定的暗号。例如，敌人见到村头放牛或打猪草的群众，就喝问：“土匪’在哪里?”群众说：“不知道。”敌人说：“回去!”“回去就回去。”群众边说边随手把赶牛的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者把割草的篮子往竹篙上一挂，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不进村了。
正是红土地人民群众无私无畏的支援和保护。才使得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对此，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深情地感叹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其三，英勇无惧，为三年游击战争承受了巨大牺牲。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为了更有效地钳制敌人，为了坚守和发展游击区，一大批江西籍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或战死沙场，或就义于刑场。这其中有：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瑞西特委委员兼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痴。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古柏，红10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闽赣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闽北独立师政委吴先喜，闽浙赣军区参谋长邹琦，闽浙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邹秀峰，皖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椿生，皖浙赣省委委员兼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信河特委书记余汉朝，扬赣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罗盂瑚，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林瑞笙，公(略)万(太)兴(国)特委书记胡海，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赣东北军分区司令员夏年丰，乐河特委书记程伯谦，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皖浙赣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滕国荣等。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为保守党的秘密，为支援与保护红军游击队，甘愿奉献、勇往直前，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比如。1935年夏，信丰县上乐村妇女朱叶妹为掩护游击队员转移，被老羞成怒的铲共团团总扒光衣服，用刀刺死；吉安县固江桐木村秘密交通员冬祥的母亲被抓后。誓死不交出来家取情报的游击队长，遭国民党保安团活活烧死：在永新县的婆婆岩深山里，当敌人搜山时，为不暴露县委、县苏机关隐蔽目标，县苏主席刘风兆毅然堵住正在啼哭、不满周岁女儿的嘴，致使年幼的孩子窒息而死；修水县黄荆坑七弯路的张敬卿和张炼卿父子3人，在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的途中。相继被俘。并一一遭到杀害……
据不完全统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江西计有80万余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到反动派杀害，有145个村庄、3.5万间房屋被完全烧毁。其中，瑞金被杀18000多人、宁都被杀48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于都被杀3000多人、寻乌被杀4500多人、广昌被杀1000多人、会昌被杀1000多人、石城被杀570多人。
江西人民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国是罕见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革命坚定、斗争勇敢的江西人民，就没有英勇善战的红军游击队：没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江西人民，就不可能取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终胜利。
[关键词]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江西 红军游击队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其中。作为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的所在地。作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江西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为赢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江西是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挥中心
1934年10月。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不久又宣布成立以项英兼任司令员的中央军区，具体指挥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此后，无论国民党军如何“清剿”，无论斗争环境怎样艰险，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上述领导机关始终战斗在江西这片红土地上。始终担负着南方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的重任。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应对危局，作好游击战争准备。
1934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得知红军主力已突围转移。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所谓的“全面清剿”。至11月23日。在敌军优势兵力进攻下，中央苏区核心县城和重要圩镇均遭失陷。在革命形势处于异常困难的关头。中央分局断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一是进行游击战争动员教育。12月25日，以中央军区政治部名义编写《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训令讨论提纲》，印发给部队排以上干部讨论学习。《提纲》根据中央(10月8日)训令精神，强调指出，中央苏区党的基本任务，是在党的总的行动方针之下。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是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
二是调整党的组织机构。抽调一批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加强领导。其中，派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张鼎丞回福建(龙)岩、永(定)、上(杭)地区，领导闽西南的游击战争；调赣南省委书记钟循仁任闽赣省委书记；调原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任赣南省委书记；派原中央土地部长胡海回吉安东固地区，担任公(略)、万(安)、兴(国)特委书记；派少共中央分局的李鹤鸣到胜利县领导游击战争；成立瑞西特委，领导瑞金、瑞西和西江3县游击战争。调闽赣省委书记赖昌柞任书记；成立信康赣雄特委和军分区，任命原赣粤边军政委员会主席李乐天为书记兼司令员：派赣南省委组织部长罗孟文回赣县杨殷地区，任杨赣特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
三是加强对敌斗争的指导和领导。对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在苏区。坚持在敌人封锁线内领导武装队伍和群众，反对敌人“清剿”；在敌人后方，积极发展游击战争，抵制和吸引敌人，支援苏区斗争；在敌占区，加强秘密工作，配合游击战争。在具体部署上。要求每个地区保持一个基干部队。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心力量，并确定各县独立营扩大到400－500人。区游击队扩大到100－150人。同时规定党政机关负责人随部队行动，以加强对游击战争的领导。
四是组织各地群众坚壁清野。中央兵工厂、造币厂、印刷厂的机械设备，早在1934年11月就隐蔽埋藏于瑞西县宽田、上堡一带山区。1935年1月。又将中央被服厂的100多台缝纫机等设备，埋藏于会昌县白鹅梓坑深山密林中。同时，还动员群众将水源破坏，将粮食和做米用的砻、碓、风车等工具分散隐藏。
五是疏散老弱病残人员。为粉碎敌人“清剿”。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将红军主力长征时留下的7000多名伤病员，全部安置在于都、瑞金、瑞西、会昌等县群众家中，并使他们都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
这些措施尽管是初步的、局部的，但对苏区各级党组织、红军部队和广大群众转变思想观念，对红军和游击队开展与坚持苏区游击战争，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组织九路突围，实现战略转变。
1935年1月下旬，受临时中央关于“保卫苏区”指示的束缚，红24师和部分独立团在于都牛岭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式阻敌，导致参战红军伤亡上千人。中央分局和赣南省的机关及近万名红军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亦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的仁风地区。
血的教训使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已感到无法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突围和分散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2月初，他们将自己的设想屡电中央。要求给予具体指示。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党中央明确复电中央分局：
“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据此，中央分局决定变大部队的集团行动为小部队的分散活动，立即组织部队分成九路突围。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率红70团和中央分局机关几经辗转，突围转移至信丰油山，与赣粤边游击队胜利会合。在此前后。其他各路部队亦按預定的方案，相继突围至闽西南、汀瑞边和湘粤赣边。至此，红军游击队完全实现了由大兵团的正规战到群众性的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各地胜利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第三，积极主动，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要求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
此时。处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和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清剿”下的南方各红军游击队。还不知晓时局的巨大变化。直到7月中旬，在赣粤边的项英、陈毅才从香港出版的《新学识》杂志上，了解到中共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随即，他们于8月8日召开赣粤边特委党的干部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转变问题，并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对游击区的“进剿”。实现国共合作一致抗日。8月22日，又分别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赣州专署专员马葆珩、国民党第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以及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县长，敦促洽谈合作抗日事宜。
9月中旬。陈毅作为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全权代表，在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达成初步合作抗日协议：“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部队集中后暂照国民党保安团待遇提供给养”。9月下旬，为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等问题，项英、陈毅又先后来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进一步谈判，并最终解决了国民党军队从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南方其他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等问题。
和谈的成功。标志着江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这也是项英、陈毅等中央分局领导人高举抗日、爱国旗帜，忠实执行中央制定的正确政策，积极开展工作的结果。
二、江西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
在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在红土地上进行了最为勇敢、最为广泛、最为艰苦的 斗争，其指标意义、示范作用和伟大结局，使江西历史性地成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中心区域。具体说来：
第一，奋勇阻敌，揭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序幕。
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成立后，首先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督率留守在苏区的红军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全部防务，阻滞各路敌军向前推进，以确保红军野战军在于都河流域休整和突围转移的顺利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东线战场：从1934年9月底开始，红24师和福建军区独立团奉命在长汀之南。阻击东路河田之敌李延年纵队前进，使红9军团从容退出阵地，开往瑞金、会昌集结。
——北线战场：红军独立7团和赤水、石城、太雷等县地方武装，从10月7日开始，接替红3军团和红15师防务，阻击石城之敌前进，使红3军团和红15师先后安全撤出战斗。江西军区独立1团和宁都(博生)、洛口、宜乐等县地方武装，从10月上旬开始接替红5军团阻击从广昌向宁都推进之敌。
——西线战场：江西军区另两个独立团和兴国、永丰等县地方武装，抗击从永丰龙冈向兴国古龙冈推进之敌，使红8军团安全撤离战场，开向兴国南部集结。10月16日。红军独立3团又从于都南部赶到兴国，与赣南军区扬赣分区独立13团一起，接替仍在兴国城南作战的红5军团防务，阻击兴国之敌。
——南线战场：赣南军区独立6团和独立14团。奉命直接配合野战军突破粤敌设在安远、信丰和赣县间的第一道封锁线。独立10团在筠门岭、会昌县城以东地域，独立15团和独立16团在筠门岭、会昌县站塘、麻州地域阻击粤敌前进。
就这样，数十万“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被留守的红军部队牢牢拖住，从而解除了红军主力部队集结休整及突围转移初期的后顾之忧，并由此揭开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序幕。
第二，高擎旗帜，边区烽火映南天。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的红军和游击队高擎革命旗帜，在江西边界地区形成了项英、陈毅以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领导的赣粤边，赖昌柞领导的汀瑞边，关英、唐在刚领导的皖浙赣边，陈寿昌、傅秋涛、徐彦刚、严图阁领导的湘鄂赣边。谭余保、彭辉明领导的湘赣边，黄道、吴先喜、黄立贵、曾镜冰领导的闽赣边等6个游击区，占南方8省15个游击区的三分之一强。
遍及赣南、赣西南、赣西、赣西北、赣东和贛东北广大地区的这6个游击区，均是由原中央苏区或其他著名苏区演变而成，因而引起敌人的格外注意，并经常以十倍、甚至数百倍于我的兵力，采取各种残酷手段，进行重点“清剿”。敌人采用的进攻和清剿办法，“确实是开亘古未有之奇，是异常毒辣和周密的。如封山、封坑、断粮、移民、烧山以及普遍对居民群众的烧杀政策，和苦刑逼勒的自新自首政策”。为此。许多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整年整月的时间，都没有房子住，大风大雨大雪的日子。都在森林和石洞里度过。风餐露宿，昼伏夜行”。
尽管生活艰苦。环境险恶，但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各省边界地区的有利地势，以山地为依托，采取“麻雀战法”、“老鹰抓鸡”等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挫败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的军事“清剿”。恢复和巩固了各游击区，为江西和南方数省保存了不可多得的革命精锐力量和阵地。对此，中共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第三，团结抗日，新四军从这里走来。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江西等南方八省边界十多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0月12日，奉中共中央指示，项英离开赣粤边前往延安接洽新四军成立事宜。次年1月6日，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正式挂牌成立。
与此同时，在陈毅及杨尚奎、陈丕显、傅秋涛、张正坤、饶守坤、黄火星等组织领导下，于江西各地集中整训的红军游击队亦分别编人新四军下辖的第一、二、三支队。其中。湘鄂赣的游击队编入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的第一支队第一团，傅秋涛兼任团长，江渭清任剐团长；赣粤边游击队(含湘粤赣边游击队)、湘赣边游击队、皖浙赣边游击队编入第一支队第二团。张正坤任团长，刘培善任副团长；闽赣边游击队编入张云逸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的第三支队第五团，饶守坤任团长，曾昭铭任副团长；汀瑞边游击队编入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的第二支队第三团，黄火星任团长，邱金声任副团长。
江西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在交通困难、通讯联络落后、地处偏远山区、高度分散的严重困难条件下，只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就完成了下山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的光荣任务。“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任何其他部队所不能做到的奇迹。”
三、江西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江西人民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所吓倒，反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千方百计用自己特有的斗争方式，配合红军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清剿”，为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坚持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一，踊跃参军，组成红军游击队基本力量。
早在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前夕，中革军委即已于1934年9月13日发布“司字第44号命令。要求凡“留在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即以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县区委书记兼县区游击队政治委员，在乡则以乡苏主席兼游击队长，乡支书记兼政治委员”。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时。项英在领导留守红军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红军野战军安全突围转移的同时，亦于1934年10月18日在《红色中华》上发表题为《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群众，“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加入游击小组，发展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来扰乱和牵制敌人，以阻止敌人侵入到我们中心地区，以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我们的主力红军更容易取得最后的胜利。而且依靠着我们广大的群众游击战争，来胜利保卫我们的苏区。”
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和项英的号召。中央苏区各县迅速掀起了参加红军游击队的热潮。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身体合格的都争先地加入红军游击队。这其中，博生(宁都)县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其下辖的安福、梅江两个乡亦分别组织了100多人的游击队：洛口县组建300多人的县游击队：长胜县独立营发展为300余人，其下属各区、乡共组织了20余支游击队。队员总计约5000余人；兴国、胜利以及新设立的兴胜县所辖独立营，分别有300 多人；石城、太雷两县失守后，两县游击队合并为700余人的石太游击师；会昌组建了县游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和各区游击队。人数计有1(300余人；瑞金组成县独立营和各区、乡游击队，总兵力达18000多人；瑞西组建了600余人的县独立营……
由于人民群众踊跃参军，以保卫苏区、保卫家园为己任的江西苏区各县独立团、独立营或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与同为红土地子弟为主的红24师一道。构成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基本力量。1937年冬，经过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锤炼，江西各游击区红军游击队又以更加旺盛的斗志。担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下山整编为驰骋大江南北的新四军。
其二，积极支前，为红军游击队提供后勤保障。
1935年1月。为应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决定将中央红军长征时留下的2万余名伤病员安置在群众家中。赣南省和于都、瑞金、瑞西、会昌等县党政机关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及时作出具体安置意见：“(1)每个伤病员都要有一个火笼；(2)每个人要有一床棉被。无棉被的以蓑衣单被代替；(3)每五天洗衣一次，无换洗的借衣裳给他换；(4)每三天洗澡一次，生疮的每天一次或两次：(5)经常热茶热饭招待；(6)过年发动群众慰劳；(7)每十天发动妇女儿童团慰问；(8)每个修养员要备一副单架。准备四个人抬，无论任何环境不使伤病员受危险；(9)十天召集组长联席会一次检查工作。”使伤病员都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从而保障了红军游击队轻装上阵杀敌。
转入更加残酷的游击战争后，面对因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清剿”与经济封锁，而给红军游击队带来的严重给养困难，江西人民总是采取种种巧妙的办法，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千方百计地支援、接济红军游击队。比如在赣粤边，当国民党军实行“移民并村”、赶群众出山之际，与红军游击队有血肉关系的群众。都会把自己的口粮、食盐等物资埋在地下，做好暗记留给红军游擊队。当红军游击队处于缺粮断炊的危难之际，群众又会乘上山砍柴或下地种田之机，将定量配购的粮、油、盐等。想方设法送给红军游击队。当国民党军队逼着群众一起搜山时，智慧而勇敢的群众便把竹杆打空。在里面装满粮食、食盐、咸鱼和腊肉，进山后趁敌人不防，一面将竹杆丢下。一面唱山歌通知游击队……
江西人民不仅冒着生命危险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物品。而且想方设法送情报、作掩护。在赣粤边的信丰、大余、南雄等红军游击队活动的基本地区，只要是红军游击队一进坑，当地的青壮年便自觉地组织起来，站岗放哨。如发现国民党军进山，即高喊“东边牛吃禾了”、“西边猪吃菜了”。暗示红军游击队转移隐蔽。有时敌人会突然把一些村庄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来，这时群众是来不及通知游击队的，但他们也有办法。村前村后，村里村外，场坝外边，窗户里边，树梢墙头，到处都有群众与游击队约定的暗号。例如，敌人见到村头放牛或打猪草的群众，就喝问：“土匪’在哪里?”群众说：“不知道。”敌人说：“回去!”“回去就回去。”群众边说边随手把赶牛的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者把割草的篮子往竹篙上一挂，游击队看到这些暗号就不进村了。
正是红土地人民群众无私无畏的支援和保护。才使得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和发展。对此，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深情地感叹道：“靠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其三，英勇无惧，为三年游击战争承受了巨大牺牲。
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为了更有效地钳制敌人，为了坚守和发展游击区，一大批江西籍的党、政、军高级干部或战死沙场，或就义于刑场。这其中有：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瑞西特委委员兼军分区司令员刘连标，赣南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王孚痴。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古柏，红10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闽赣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闽北独立师政委吴先喜，闽浙赣军区参谋长邹琦，闽浙赣省委白区工作部部长邹秀峰，皖南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椿生，皖浙赣省委委员兼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信河特委书记余汉朝，扬赣特委秘书长、组织部长罗盂瑚，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林瑞笙，公(略)万(太)兴(国)特委书记胡海，浙皖特委书记赵礼生，赣东北军分区司令员夏年丰，乐河特委书记程伯谦，闽北独立师师长黄立贵，皖浙赣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滕国荣等。
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人民。为保守党的秘密，为支援与保护红军游击队，甘愿奉献、勇往直前，直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比如。1935年夏，信丰县上乐村妇女朱叶妹为掩护游击队员转移，被老羞成怒的铲共团团总扒光衣服，用刀刺死；吉安县固江桐木村秘密交通员冬祥的母亲被抓后。誓死不交出来家取情报的游击队长，遭国民党保安团活活烧死：在永新县的婆婆岩深山里，当敌人搜山时，为不暴露县委、县苏机关隐蔽目标，县苏主席刘风兆毅然堵住正在啼哭、不满周岁女儿的嘴，致使年幼的孩子窒息而死；修水县黄荆坑七弯路的张敬卿和张炼卿父子3人，在给红军游击队送粮食的途中。相继被俘。并一一遭到杀害……
据不完全统计，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江西计有80万余革命干部和群众遭到反动派杀害，有145个村庄、3.5万间房屋被完全烧毁。其中，瑞金被杀18000多人、宁都被杀4800多人、兴国被杀2100多人、于都被杀3000多人、寻乌被杀4500多人、广昌被杀1000多人、会昌被杀1000多人、石城被杀570多人。
江西人民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国是罕见的。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革命坚定、斗争勇敢的江西人民，就没有英勇善战的红军游击队：没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江西人民，就不可能取得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最终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