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是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处在一个自嗨的舒适圈。文化建设那么多年，沒有进入到一个应该有的维度，还在原地打转。
　　中国新闻周刊：你工作室内摆着关公像，《江湖儿女》中，也出现了关公像。关公对你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关公是山西人，山西是我的故乡。在山西的文化里，关公文化很重要，所谓忠、义、勇，义是山西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关公文化是江湖文化的核心，（适合）表现江湖。
　　中国新闻周刊：《江湖儿女》中，斌哥出狱的时候，没有马仔来看他，是否意味着他们此前的情感是虚假的？
　　贾樟柯：时代变了。跟着大哥吃饭，大哥有钱就跟着混；大哥倒了，经济效益不好，就散了，这跟过去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原则不太一样。大家各有所忙，可能都跟了新的大哥了，不方便去见他。
　　中国新闻周刊：斌哥辉煌的阶段，他和兄弟的情谊是一种什么感情？
　　贾樟柯：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希望写扎根在日常生活的江湖世界，而不是想象中离奇的江湖。中国社会所谓的江湖大哥，是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哥了。他们并没有香港电影或者港台江湖的那种传承，不用拜师傅，不用递投名状，也没有什么帮规约束。最初，比如说，一个工厂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帮派，可能一条街道成就一个大哥，或者一个事件也成就一拨人。连接他们的纽带是什么？斌哥那个年代应该是传统的情谊，但也开始有物质。
　　中国新闻周刊：混杂在一起了。
　　贾樟柯：斌哥已经不是老派的、纯粹的、完全没有经济纠葛的状态了。他已经开始帮人铲事儿，跟二勇哥收点港币，已经是这种混杂的情况。越往后发展，可能就是连过去那种混杂都逐渐没有了。现在你去山西的话，都是明码标价帮你打架。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笑话，两个人打起来了，一打电话来了两拨人，其实是一家公司的。两个人互相推几下，就结束了，下班了。
　　中国新闻周刊： 在你的少年时代，写诗，也打架。一个写诗的青年和一个打架的青年，形象反差还是挺大的。
　　贾樟柯：其实一点不奇怪。我有一次开玩笑说，大哥都是文艺青年，感情丰富的人才能做大哥，他对人情特别懂，会处理问题，感情粗糙的人做不了大哥。

“我在北京朋友很多，亲戚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喜欢参加这些事情？
　　贾樟柯：我们家在北京一个亲戚都没有。回了老家，一大家子，姨妈、表兄弟、堂兄弟、伯伯、舅舅，我确实很多年没有过这种家庭生活、家族生活、亲戚生活。小时候其实也挺不喜欢这种，觉得太闹了。现在我觉得挺好的，去给老人拜个寿，给小孩子过个满月喝杯酒，亲戚们聊聊天，挺舒服。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变化是因为年龄？
　　贾樟柯：也不一定是年龄，就觉得生活有缺失。我的录音师是北京人，我们俩一起工作，有时候他说，贾导我先走了，我表弟回来了、我的堂兄结婚了。我觉得很羡慕他，生活好丰富，我觉得我生活很单调。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的发小，留在汾阳生活的人还多吗？
　　贾樟柯：多。我们这个年龄的出来的不多，除非考大学，有很多考大学的都回去了。山西人不怎么爱出门。我们汾阳吃的好，大家都觉得家乡最好，所以很多人出来了还会回去。你到汾阳千万不能说汾阳不好，你只要说汾阳不好，一堆人会攻击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红白喜事的场合，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可能有的人喜欢张罗事，有的人安静地吃。
　　贾樟柯：我就喜欢聊天。
　　中国新闻周刊：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名人。
　　贾樟柯：你在家庭里面，朋友之间，没人把你当名人。那不就是贾樟柯吗？我小时候住在辘辘把街。老乡碰头时说，“这不是辘辘把街的贾樟柯吗？”直接把你小时候出生地给点出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名声、财富和资源。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比如别人与你交往，更多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性，而不是情谊本身。
　　贾樟柯：没有。当然，现在找我办事比较多，但也是确实有事情要办。与人交往，如果这样子想，怎么去生活呢？反正我不会这么想。

“人们讨论的问题，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

　　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中国的哪些变化是你关注的？
　　贾樟柯：我觉得是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处在一个自嗨的舒适圈。从我做的行业来说，看到人们讨论的问题，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文化建设那么多年，没有进入到一个应该有的维度，还在原地打转。文化的消解力来自哪里？这毋庸置疑，大家都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哪些事情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贾樟柯：从电影角度来说， 艺术家跟商业的关系，商业是不是会吞噬一个艺术家？这个问题就这么多年还在讨论。其实很好回答，商业会吞噬一部分艺术家，同时也有一些艺术家是不会被商业吞噬的，它有什么好讨论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段时间，你在演讲中提到，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往道德主义的氛围推进。
　　贾樟柯：我觉得在80年代人们已经超越道德主义，过去人的私德问题跟人的权利，社会对它的理解还比较正确。法律承担法律层面的，道德承担的是道德层面。不会因为私德的事情，牵扯到一个人创作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现在，像我们那些所谓劣迹艺人，永无翻身之地，他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吃饭。没有创作权利，没得拍，也没得演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哪些事情，加深了你这一判断？
　　贾樟柯：比如说对文艺作品的道德要求。像《后来的我们》，你会发现观众自发的评论里面，都在道德主义层面讲这些电影，说三观不正，不能谈婚外恋，甚至觉得不应该存在，要群起而攻之。可是艺术就是探讨人性的弱点、情感的多样性、情感悖论。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电影小说是在讲乱伦、同性恋、婚外恋，它都是人类情感里面我们值得去理解的部分。如果按道德主义的标准，将这些话题变为一种禁忌，那就是降格。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兩年，涌现了很多短视频平台，你会去上面看短视频吗？
　　贾樟柯：我不怎么看，但我也发了三条抖音。我只发，其他不看，还没有时间。直播，我看过一段时间，现在也不看了。等忙过这段，看一看大家在玩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无论是县城还是城市，很多人都在看这些，似乎变成了人很重要的精神生活。你觉得这些新的事物对人有哪些变化？
　　贾樟柯： 我觉得它不是那种颠覆性的改变，就是娱乐中间的一个信息传播，增添了一个渠道，一种模式而已。

“年轻导演的作品其实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响”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中国影视行业你最关注的变化是什么？
　　贾樟柯：产量增大，年轻导演作品正在增加。创作上并没有太多新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提到想做艺术影院，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贾樟柯：我们盖了一个六个厅的平遥电影宫，已经运营半年，目前还是在放院线片。平遥国际电影展也会在那举办。汾阳有一个三个厅的种子影院，11月会开业。明年在西安建一个影院，目前处在建设阶段。希望能够有一定数量之后，开始逐渐把它变成艺术影院，有统一的节目策划，统一的片源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当初你拍电影的时，受到了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很多关注。近几年，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话语权都在变小。现在的一个艺术片的导演的处境，和你早年面临的处境，有怎样的区别？
　　贾樟柯：确实不太一样。过去我们的艺术电影会受到知识界的关注，现在新媒体时代，基本上是在影迷的包裹之中。他们会从电影的角度，来谈论一些电影。就是好看不好看？好玩不好玩？讨论那场景拍得很棒，那个蒙太奇做得很好。最后其实就很简单，有点像香港的好笑不好笑。不是有调查过吗？香港人评论电影第一关键词是搞笑不搞笑。
　　但是一个电影，它远远不只是从电影到电影，它可能涉及的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很多东西。这些得不到充分的讨论和关注。电影既然负载文化，它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艺术片导演，和你当年相比，他们的处境是更难了吗？
　　贾樟柯：我觉得精神环境不是太好，资本环境比我们好很多。我们那个时候，连个创投都没有，你想当导演，真的不知道怎么当。确实是命运的偶然，突然你认识这个人，这人想投电影，给你点钱，你就拍了。现在最起码也有几千家电影公司，你可以去敲门。过去除了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没了。你怎么去敲国营制片厂的门？进都进不去的。
　　工业环境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从精神环境，我觉得年轻导演的作品其实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响。这个回响不单单来自于影迷，它更来自于知识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