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是幸运的，因为被他“杀死”的妻子活着回来了；呼格吉勒图是幸运的，因为真凶终于被抓到了。还有河南的赵作海，河北的李久明，云南的杜培武、孙万钢，安徽的陈家扬，浙江的张氏叔侄，四川的陈满，湖南的欧阳佳，福建的念斌、许玉森、许金龙……尽管有的蹲了多年大牢，有的已被执行死刑，但冤情终于大白于天下，他们都是幸运的。
　　据新华社报道：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中国法院的司法改革》白皮书透露，2014年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国家赔偿案件10 881件，赔偿金额为11 338.9万元。
　　这是悲中之喜，尽管姗姗来迟，含泪也要庆贺！
　　近些年来，司法机关肯于公开纠正冤假错案，肯于在媒体镜头面前向受害人及家属赔礼道歉，蒙冤者或家属可以申请国家赔偿，这是司法制度的进步、社会的进步！
　　庆贺之后，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亡者”归来，不是真凶浮现，这些冤案还能得到平反昭雪吗？牢狱之中还有多少个“赵作海”、九泉之下还有多少个“呼格吉勒图”在苦苦祈盼幸运降临呢？“冤假错案要发现一起纠正一起”，那么，还有多少没被“发现”，或已经“发现”却被“私了”了呢？那些有污迹的“神探”是否还在正襟危坐、制造冤假错案呢？如今，我们已经走出“非常年代”，步入法治社会，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冤假错案频频发生呢？今后能从源头入手减少冤假错案吗？
　　最近，笔者详细查阅了上述蒙冤者的新闻报道，从中发现一个共同点——“突审”时都曾“招供”，之后有机会就马上翻供。他们为什么一度宁肯接受错判，甚至宁愿痛痛快快地去死也不愿再据理力争呢？出狱之后，他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说，在里面遭受了无法忍受的刑讯逼供！一些较真儿的记者千方百计找到当时的知情者核实情况，但知情者们或含糊其辞或挂断电话，没有一人肯于正面答复。真相，可想而知！
　　古往今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无人能数得清楚，这也许是“哪个庙都有屈死鬼”的主要原因！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早就明确规定，严禁以刑讯逼供等方法收集证据，但为什么刑讯逼供久禁不绝呢？对这种违法行为是不是缺乏防范手段和有效监督呢？对实施者、纵容者是否缺乏严厉追责呢？自查自纠，违者“罚酒一杯”能杜绝刑讯逼供吗？办案人员结案心切，除了个人对荣誉、奖励、晋级的追求之外，上级确定的破案率、批捕率、不诉率、起诉率、定罪率等业绩考核指标，以及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等等，是否对办案人员构成压力了呢？催办之下，办案人员会不会把犯罪嫌疑人当成释放这些压力的对象呢？办案效率与办案公平谁应放在首位呢？“命案必破”的硬性要求是否科学合理呢？面对共同的业绩考核，公、检、法之间会不会配合有余而制约不足呢……追忆往昔，需要自省自纠的只有司法部门吗？
　　冤案为何频发，用一篇千八百字的短文很难说清楚。因此，本文只是提出一些可能的诱因，旨在引起更多人对这个话题的密切关注和深度思考，进而从体制机制改革入手，减少并防止冤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