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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92岁，铁骨铮铮。
他，30年反腐举报，不惧官威。
他，“公车上书”，为民请愿。
他，公开致信王岐山，终将白恩培拉下马。
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晚间发布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白恩培的落马，让身处西南边陲昆明的92岁高龄老人杨维骏再度引人注目。
日前，本刊记者专程奔赴云南昆明，“闯”进杨维骏老人的家，完成了一次颇具冒险的采访。
反腐代价太大了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但我只向真理低头。
9月25日一早，记者来到杨维骏老人居住的昆明市金牛小区。这里是云南党政干部居住区，小区大门由保安和武警值守。据说大门内的一区住着处级以下的干部，二区则住着省级以上的领导，二区内的门房是由武警值守。
记者抵达昆明时，当地媒体朋友就告诫说，最近采访杨维骏老人的记者很多，老人已闭门谢客，估计采访有难度。记者考虑如果预约可能被拒绝，不如直接上门撞一撞运气。
或许是记者看起来比较像好人，走进小区后，保安武警两道值守均未盘问，便予以放行。当记者径直来到杨维骏家门口按响门铃，出门迎客的老人反倒吃了一惊。
“你是怎么进来的？武警没挡你吗？”杨维骏老人隔着门上的玻璃窗说，“为了我的人身安全，请你去外面的登记室登记一下，还望你谅解。”
看得出，老人对门口武警疏于职守有些生气了。登记室里，老人在电话中，斥责一号岗亭武警不负责任，一边要求登记人员查看记者的记者证是真是假。值班员也很惊讶，这记者怎么可能未登记就被武警放进去了？！
记者其实非常理解老人的立场。老人后来告诉记者，几天前也有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敲他家的门，但又说不出为何而来，家里人赶紧打电话通知值班武警将其带离。这几年，老人因不断举报地方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不止一次受到恐吓。“近一两年，我多次被不明来历的车辆跟踪尾随，家里的电话也频遭窃听。”老人说。
反腐举报30年，杨维骏承认他得罪了不少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厅级以上的“当权派”。他说，许多年前，原本可以做下去的全国人大代表，由于自己当时向中央举报了一名高官，致使仅做了一届（第六届）的人大代表就被撸了。这还不算，紧接着原本可以再干一届的省政协副主席也被迫于1993年提前退了下来。
杨维骏出生于1922年，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解放前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一定程度上说，杨维骏更像是一名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均颇有研究，著有《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杜文秀的晚节》《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伟大的反封建浪潮》等文章。文人的耿直品性，使他与官场上的某些“潜规则”格格不入。1993年春，他写了一首自勉诗，并让兄长杨维骞代笔书写成条幅挂在墙上，诗曰：“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其实，在任期间，杨维骏就是不大受领导欢迎的人。“我当时作为政协副主席，有权监督党政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一些新上任的官员起初都会登门来听取意见，但等我对他们提出种种意见，自然会说到痛处，忠言逆耳么，他们就开始逐渐讨厌我了，有的甚至把我告到了纪委，说我干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可笑得很，把我告到纪委？我又不是中共党员！”
虽然不受领导待见，但杨维骏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提意见，依然反映问题。“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但我只向真理低头。”他说。
问题解决不了，他就举报，举报后，领导更不高兴。有时，他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而这正是他的老伴王婉琪女士最为担心的事情。
“这些年，我一直跟着他担惊受怕。自从2009年他举报兰坪铅锌矿后，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有人扬言要让他‘永远闭嘴’，外出不时有莫名其妙的车辆跟着我们，房间周围也时常有人拿着摄像机、照相机偷拍，就连电话都有人监听。”王婉琪女士心有余悸地对记者说，“哎，你说这日子能过的舒心吗？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总劝我，让我别管他了，说这是他的信仰。可他单枪匹马的，要枪没枪，要炮没炮，权在人家手里，不是打打官腔，就是官官相护，靠信仰管用吗？”
王婉琪女士告诉记者，老伴反腐30年，举报这个，举报那个，并没有告倒几个人。“要不是这一届习近平立志反腐，他这些年的努力一点作用也不会有，只会让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得恓恓惶惶，胆战心惊。”
杨维骏听着老伴的话，长时间沉默着，侧过脸，呆呆地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蹊跷的医疗事故
我把他软禁在家快半年了，就这还是三天两头有人来向他申述、递材料。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啊！
采访中，王婉琪女士还向记者讲述了半年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蹊跷事儿。
今年3月，王婉琪女士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金牛小区门诊部就医（专为小区各级领导干部设置的服务诊所），一位40岁左右的赵姓护士为其吸氧。氧气管插入鼻腔后不久，王女士感觉心跳加速，所吸的氧气有股异样的味道。“氧气无色无味，平日常吸氧，今天怎么与平日的味道不同呢？”王女士向赵姓护士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可能是新氧气管的塑胶味道。又吸了一会儿，王女士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心慌头晕恶心，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王女士的敦促下，赵姓护士为其更换了一根氧气管。然而状况却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赵护士坚持认定是氧气管的事。无奈，我就让司机和家里的阿姨去取家里的那条氧气管。”王婉琪女士说。
阿姨回到家里说明情况，此时杨维骏正在接受一家外省媒体的采访。“拿了氧气管，那名记者说要陪我一起去医院，我们就一起前往门诊部。”杨维骏接过老伴的话，继续对记者说，“到了诊所换上家里的氧气管，不一会儿她的鼻涕眼泪又流出来了，我就纳闷，怎么会这样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令人震惊。
“或许是我这人比较敏感，想来想去我注意到床边的那个氧气瓶和家里的不一样，家里是蓝色的瓶身，诊所里怎么是灰色的？我转到瓶身一侧一看，吓了一跳，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二氧化碳’的字样。”
虽说“医疗事故”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杨维骏至今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我常年反腐举报，那些人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他们本来可能是想整我的，阴差阳错整到了我老伴的头上。”杨维骏说。
事故发生后，杨维骏第一时间向医院的常务副院长提出质询，希望院方能严查此事，但半年过去了，院方至今未对他作出任何答复。“作为一名40岁的老护士，难道连氧气瓶和二氧化碳瓶都分辨不清吗？我不信。”说这番话时，杨维骏的双手不停地在颤抖。
资料显示，医用二氧化碳一般应用于医院的皮肤科、生殖科和遗传学研究领域，吸入过多会产生头痛、恶心、心跳加速等现象，过度吸入或可导致严重缺氧，造成永久性脑损伤、昏迷、甚至死亡。
王婉琪女士告诉记者，自那次蹊跷的医疗事故发生后，她已不准老伴出门。“我把他软禁在家里已经快半年了，就这还是三天两头有人来向他申述、递材料。哎，他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啊！”
说话间，接待登记处通知又有三名村民来找杨维骏向他递交举报材料。虽说王女士对老伴颇有微词，但看着老伴踢踏着碎步迎出门外时，她还是紧随着跟了出去，以防不测。
杨维骏膝下一儿一女。据杨维骏说，其女杨多奇曾经是云南与刀美莲、杨丽萍齐名的舞蹈家，目前工作生活在北京，现在是国内著名的育儿专家；儿子杨屹斌早年定居美国，半年前的医疗事故发生后，出于对年迈父母安危的考量，以及体恤妹妹现时事业的忙碌，便独自回到昆明照顾着两位老人。
8月29日，白恩培的落马；10天后的9月11日，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被查。坊间传闻，王天朝被查或与白恩培案有关联，这让杨维骏看到了希望，他说：“这下老伴的医疗事故或许能查个水落石出了。”
为啥举报白恩培
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杨维骏告诉记者，他几年前举报白恩培，绝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作为退下来的老干部，我和一些专家只是对他在昆明大搞“一湖四片”规划，以及在呈贡造城持有不同的意见。”
据杨维骏介绍，白恩培在云南时提出“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他认为这与中央精神是背离的。
“错误的政策方针比贪腐更可怕，白恩培当年搞‘大云南’、‘大昆明’，毁乡造城，一时间全省许多地区纷纷效仿，出现‘大红河’、‘大大理’、‘大曲靖’建设浪潮，农民失去了耕地，到手的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补偿。”杨维骏通过调查发现，澳门开赌场的老板知道农民们手里有了些钱，便来山上搞起了临时赌场，许多人的补偿款很快就被吸走了。“过去农民有地有房还能勉强度日，现在房被拆了，钱也没了，一下子变成了赤贫，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由于对白恩培执政时的一些做法持反对意见，杨维骏被视作不受欢迎的“刺儿头”。比如，他反对当时省委省政府举行的联席办公会议，认为这违背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他也对白恩培通过联席办公会议决定呈贡城市改造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杨维骏说，他这样做，更让白恩培对他惟恐避之不及，“后来再召开老干部座谈会，他们便将党内党外人士分开，这样我作为无党派老干部便失去了参政议政的权利。”
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行动。
2010年12月，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征地事件轰动全国，也将杨维骏老人推到了风口浪尖。时年89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给他配用的一辆奥迪A6开道，引领着12名失地农民驾乘的两部面包车，一路开进云南省政协和国土资源厅递交上访材料，被媒体称为“公车上书”。
“政协有权监督政府。我不带路，农民怎么能进得了大门？”杨维骏说。
事后，省政协老干部处的一位处级干部曾登门指责杨维骏，有什么权利坐着公车带农民上访？杨维骏毫不惧怕地回答：“哪条规定不允许我这么做？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儿。”
2011年8月，白恩培调离云南，上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去年8月和今年8月，杨维骏通过网络两次举报云南省多起贱卖矿产案，其中就有他一直质疑的白恩培参与贱卖的兰坪县铅锌矿案。杨维骏在举报信中说：价值5000亿元的兰坪铅锌矿，让四川私人老板刘氏（即刘汉，因涉黑犯罪已被湖北省高级法院判处死刑，尚待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以10亿元就控股了60%。其猫腻不可谓不大。
2014年8月29日，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向杨维骏老人求证，是不是他的多次举报，导致了白恩培的落马？老人坦言：“举报信或许会起些作用，但要说是我的一己之力扳倒了他，似乎有些夸张了。”
为民请愿有何罪
为民请愿何罪之有？惟有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才是对人民的犯罪！
今年8月3日，杨维骏通过《财经》杂志记者谭翊飞的博客，公布了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公布后，云南省政协以及省委办公厅的几位领导登门责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再度“晒”到网上？
杨维骏反问他们：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领导为什么始终不敢出来倾听群众的意见？
杨维骏向记者讲了呈贡新区建设的例子。
10年前，在白恩培当政期间，昆明呈贡新区建设方案全面实施，当时准备把昆明市政府机关和大学都迁过去。但杨维骏等少数几个人竭力反对，他们认为在呈贡新区办公，但绝大部分公务员仍会选择住在主城区，这样势必造成新的交通拥堵和资源浪费。但是，他们递交的书面材料，一直没有音信，而呈贡新区建设却一直没有停止。现如今，原本设计容纳95万人的呈贡新区，人气寡淡，犹如又一个“康巴什”。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新浪博客，此后，老人每天艰难地抖动着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出近百篇博文。记者浏览发现，这些博文中半数以上是他自己的或帮他人书写的申述和举报材料。老人说，我不是单纯反腐，而是在找问题，以期提出解决的办法。
但自打“公车上书”之后，杨维骏用车就不再那么方便了，这一点，他在写给王岐山的公开信中也有所反映：“此后至今，我要用车，必须说明用途，是生活用车才派给，我去见中央派来的督导组，也是由民盟派车。我这个大半生跟着党走，全心全意为党为民为国效力年逾九旬的老人，今天坚持反腐，却遭到如此防范，岂非怪事！”
在最为艰辛的近两年，杨维骏一直以90岁生日时写就的“九旬抒怀”激励着自己：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只要我还活着，我想我会继续做下去，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只有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才是对人民的犯罪！”
杨维骏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他正在加紧撰写自传，冀望有生之年可以面世，书名暂定为《一生荆棘志不衰》。
就在杨维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刚过去20天，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方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因矛盾纠纷引发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对此事件，杨维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感到意外。
从2012年起，杨维骏就关注晋宁基本农田被占事件，曾多次帮助村民维权。“晋宁县土地肥沃，大部分是基本农田，当地村民靠种植大棚蔬菜为生，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但前几年，政府大力推行大城市化，地方政府强占基本农田的情况时有发生，晋宁县农民土地被征较为典型。”
杨维骏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应查清真相，客观公正，要听取冲突双方的意见，不偏袒任何一方。但现有的情况说明把责任基本都推脱到村民身上，是不能让公众满意的。
“从根本上来讲，要遵守国土资源法，停止强征农民的农田，已经征用的农田，条件允许的要恢复原貌，归还给农民；不可恢复的，要合理补偿农民。”他说。
他，30年反腐举报，不惧官威。
他，“公车上书”，为民请愿。
他，公开致信王岐山，终将白恩培拉下马。
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晚间发布消息，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白恩培的落马，让身处西南边陲昆明的92岁高龄老人杨维骏再度引人注目。
日前，本刊记者专程奔赴云南昆明，“闯”进杨维骏老人的家，完成了一次颇具冒险的采访。
反腐代价太大了
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但我只向真理低头。
9月25日一早，记者来到杨维骏老人居住的昆明市金牛小区。这里是云南党政干部居住区，小区大门由保安和武警值守。据说大门内的一区住着处级以下的干部，二区则住着省级以上的领导，二区内的门房是由武警值守。
记者抵达昆明时，当地媒体朋友就告诫说，最近采访杨维骏老人的记者很多，老人已闭门谢客，估计采访有难度。记者考虑如果预约可能被拒绝，不如直接上门撞一撞运气。
或许是记者看起来比较像好人，走进小区后，保安武警两道值守均未盘问，便予以放行。当记者径直来到杨维骏家门口按响门铃，出门迎客的老人反倒吃了一惊。
“你是怎么进来的？武警没挡你吗？”杨维骏老人隔着门上的玻璃窗说，“为了我的人身安全，请你去外面的登记室登记一下，还望你谅解。”
看得出，老人对门口武警疏于职守有些生气了。登记室里，老人在电话中，斥责一号岗亭武警不负责任，一边要求登记人员查看记者的记者证是真是假。值班员也很惊讶，这记者怎么可能未登记就被武警放进去了？！
记者其实非常理解老人的立场。老人后来告诉记者，几天前也有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敲他家的门，但又说不出为何而来，家里人赶紧打电话通知值班武警将其带离。这几年，老人因不断举报地方各级官员的违法行为，不止一次受到恐吓。“近一两年，我多次被不明来历的车辆跟踪尾随，家里的电话也频遭窃听。”老人说。
反腐举报30年，杨维骏承认他得罪了不少人，而且基本上都是厅级以上的“当权派”。他说，许多年前，原本可以做下去的全国人大代表，由于自己当时向中央举报了一名高官，致使仅做了一届（第六届）的人大代表就被撸了。这还不算，紧接着原本可以再干一届的省政协副主席也被迫于1993年提前退了下来。
杨维骏出生于1922年，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解放前毕业于云南大学政治系，并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历任民盟云南省委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和中央委员，云南省第五、六届政协副主席，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从一定程度上说，杨维骏更像是一名学者，对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均颇有研究，著有《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商榷》《杜文秀的晚节》《中国近现代史上几次伟大的反封建浪潮》等文章。文人的耿直品性，使他与官场上的某些“潜规则”格格不入。1993年春，他写了一首自勉诗，并让兄长杨维骞代笔书写成条幅挂在墙上，诗曰：“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其实，在任期间，杨维骏就是不大受领导欢迎的人。“我当时作为政协副主席，有权监督党政领导的违法乱纪行为。一些新上任的官员起初都会登门来听取意见，但等我对他们提出种种意见，自然会说到痛处，忠言逆耳么，他们就开始逐渐讨厌我了，有的甚至把我告到了纪委，说我干扰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可笑得很，把我告到纪委？我又不是中共党员！”
虽然不受领导待见，但杨维骏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提意见，依然反映问题。“我举报的大多是副厅级以上官员，不管他们官有多大，但我只向真理低头。”他说。
问题解决不了，他就举报，举报后，领导更不高兴。有时，他的人身安全甚至受到威胁，而这正是他的老伴王婉琪女士最为担心的事情。
“这些年，我一直跟着他担惊受怕。自从2009年他举报兰坪铅锌矿后，我就没过过一天安稳的日子。有人扬言要让他‘永远闭嘴’，外出不时有莫名其妙的车辆跟着我们，房间周围也时常有人拿着摄像机、照相机偷拍，就连电话都有人监听。”王婉琪女士心有余悸地对记者说，“哎，你说这日子能过的舒心吗？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总劝我，让我别管他了，说这是他的信仰。可他单枪匹马的，要枪没枪，要炮没炮，权在人家手里，不是打打官腔，就是官官相护，靠信仰管用吗？”
王婉琪女士告诉记者，老伴反腐30年，举报这个，举报那个，并没有告倒几个人。“要不是这一届习近平立志反腐，他这些年的努力一点作用也不会有，只会让我们自己的日子过得恓恓惶惶，胆战心惊。”
杨维骏听着老伴的话，长时间沉默着，侧过脸，呆呆地望着窗外，一言不发。
蹊跷的医疗事故
我把他软禁在家快半年了，就这还是三天两头有人来向他申述、递材料。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啊！
采访中，王婉琪女士还向记者讲述了半年前发生在她身上的一件蹊跷事儿。
今年3月，王婉琪女士去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金牛小区门诊部就医（专为小区各级领导干部设置的服务诊所），一位40岁左右的赵姓护士为其吸氧。氧气管插入鼻腔后不久，王女士感觉心跳加速，所吸的氧气有股异样的味道。“氧气无色无味，平日常吸氧，今天怎么与平日的味道不同呢？”王女士向赵姓护士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可能是新氧气管的塑胶味道。又吸了一会儿，王女士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心慌头晕恶心，鼻涕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在王女士的敦促下，赵姓护士为其更换了一根氧气管。然而状况却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赵护士坚持认定是氧气管的事。无奈，我就让司机和家里的阿姨去取家里的那条氧气管。”王婉琪女士说。
阿姨回到家里说明情况，此时杨维骏正在接受一家外省媒体的采访。“拿了氧气管，那名记者说要陪我一起去医院，我们就一起前往门诊部。”杨维骏接过老伴的话，继续对记者说，“到了诊所换上家里的氧气管，不一会儿她的鼻涕眼泪又流出来了，我就纳闷，怎么会这样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儿，令人震惊。
“或许是我这人比较敏感，想来想去我注意到床边的那个氧气瓶和家里的不一样，家里是蓝色的瓶身，诊所里怎么是灰色的？我转到瓶身一侧一看，吓了一跳，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二氧化碳’的字样。”
虽说“医疗事故”已经过去了半年，但杨维骏至今认为这是一个阴谋。“我常年反腐举报，那些人一直把我视为眼中钉。他们本来可能是想整我的，阴差阳错整到了我老伴的头上。”杨维骏说。
事故发生后，杨维骏第一时间向医院的常务副院长提出质询，希望院方能严查此事，但半年过去了，院方至今未对他作出任何答复。“作为一名40岁的老护士，难道连氧气瓶和二氧化碳瓶都分辨不清吗？我不信。”说这番话时，杨维骏的双手不停地在颤抖。
资料显示，医用二氧化碳一般应用于医院的皮肤科、生殖科和遗传学研究领域，吸入过多会产生头痛、恶心、心跳加速等现象，过度吸入或可导致严重缺氧，造成永久性脑损伤、昏迷、甚至死亡。
王婉琪女士告诉记者，自那次蹊跷的医疗事故发生后，她已不准老伴出门。“我把他软禁在家里已经快半年了，就这还是三天两头有人来向他申述、递材料。哎，他什么时候才能让我省心啊！”
说话间，接待登记处通知又有三名村民来找杨维骏向他递交举报材料。虽说王女士对老伴颇有微词，但看着老伴踢踏着碎步迎出门外时，她还是紧随着跟了出去，以防不测。
杨维骏膝下一儿一女。据杨维骏说，其女杨多奇曾经是云南与刀美莲、杨丽萍齐名的舞蹈家，目前工作生活在北京，现在是国内著名的育儿专家；儿子杨屹斌早年定居美国，半年前的医疗事故发生后，出于对年迈父母安危的考量，以及体恤妹妹现时事业的忙碌，便独自回到昆明照顾着两位老人。
8月29日，白恩培的落马；10天后的9月11日，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天朝被查。坊间传闻，王天朝被查或与白恩培案有关联，这让杨维骏看到了希望，他说：“这下老伴的医疗事故或许能查个水落石出了。”
为啥举报白恩培
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
杨维骏告诉记者，他几年前举报白恩培，绝不存在任何个人恩怨。“作为退下来的老干部，我和一些专家只是对他在昆明大搞“一湖四片”规划，以及在呈贡造城持有不同的意见。”
据杨维骏介绍，白恩培在云南时提出“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他认为这与中央精神是背离的。
“错误的政策方针比贪腐更可怕，白恩培当年搞‘大云南’、‘大昆明’，毁乡造城，一时间全省许多地区纷纷效仿，出现‘大红河’、‘大大理’、‘大曲靖’建设浪潮，农民失去了耕地，到手的仅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补偿。”杨维骏通过调查发现，澳门开赌场的老板知道农民们手里有了些钱，便来山上搞起了临时赌场，许多人的补偿款很快就被吸走了。“过去农民有地有房还能勉强度日，现在房被拆了，钱也没了，一下子变成了赤贫，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由于对白恩培执政时的一些做法持反对意见，杨维骏被视作不受欢迎的“刺儿头”。比如，他反对当时省委省政府举行的联席办公会议，认为这违背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他也对白恩培通过联席办公会议决定呈贡城市改造的做法提出了批评。杨维骏说，他这样做，更让白恩培对他惟恐避之不及，“后来再召开老干部座谈会，他们便将党内党外人士分开，这样我作为无党派老干部便失去了参政议政的权利。”
但杨维骏并没有停止行动。
2010年12月，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征地事件轰动全国，也将杨维骏老人推到了风口浪尖。时年89岁高龄的杨维骏，坐着政府给他配用的一辆奥迪A6开道，引领着12名失地农民驾乘的两部面包车，一路开进云南省政协和国土资源厅递交上访材料，被媒体称为“公车上书”。
“政协有权监督政府。我不带路，农民怎么能进得了大门？”杨维骏说。
事后，省政协老干部处的一位处级干部曾登门指责杨维骏，有什么权利坐着公车带农民上访？杨维骏毫不惧怕地回答：“哪条规定不允许我这么做？政府给我配的车，那是人民给我的待遇，我会用他来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儿。”
2011年8月，白恩培调离云南，上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去年8月和今年8月，杨维骏通过网络两次举报云南省多起贱卖矿产案，其中就有他一直质疑的白恩培参与贱卖的兰坪县铅锌矿案。杨维骏在举报信中说：价值5000亿元的兰坪铅锌矿，让四川私人老板刘氏（即刘汉，因涉黑犯罪已被湖北省高级法院判处死刑，尚待最高法院死刑核准）以10亿元就控股了60%。其猫腻不可谓不大。
2014年8月29日，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记者向杨维骏老人求证，是不是他的多次举报，导致了白恩培的落马？老人坦言：“举报信或许会起些作用，但要说是我的一己之力扳倒了他，似乎有些夸张了。”
为民请愿有何罪
为民请愿何罪之有？惟有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才是对人民的犯罪！
今年8月3日，杨维骏通过《财经》杂志记者谭翊飞的博客，公布了致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公布后，云南省政协以及省委办公厅的几位领导登门责问他：你为什么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再度“晒”到网上？
杨维骏反问他们：既然问题都解决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群众继续申诉？而有关部门领导为什么始终不敢出来倾听群众的意见？
杨维骏向记者讲了呈贡新区建设的例子。
10年前，在白恩培当政期间，昆明呈贡新区建设方案全面实施，当时准备把昆明市政府机关和大学都迁过去。但杨维骏等少数几个人竭力反对，他们认为在呈贡新区办公，但绝大部分公务员仍会选择住在主城区，这样势必造成新的交通拥堵和资源浪费。但是，他们递交的书面材料，一直没有音信，而呈贡新区建设却一直没有停止。现如今，原本设计容纳95万人的呈贡新区，人气寡淡，犹如又一个“康巴什”。
2010年，杨维骏让女儿帮他开通了新浪博客，此后，老人每天艰难地抖动着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打出近百篇博文。记者浏览发现，这些博文中半数以上是他自己的或帮他人书写的申述和举报材料。老人说，我不是单纯反腐，而是在找问题，以期提出解决的办法。
但自打“公车上书”之后，杨维骏用车就不再那么方便了，这一点，他在写给王岐山的公开信中也有所反映：“此后至今，我要用车，必须说明用途，是生活用车才派给，我去见中央派来的督导组，也是由民盟派车。我这个大半生跟着党走，全心全意为党为民为国效力年逾九旬的老人，今天坚持反腐，却遭到如此防范，岂非怪事！”
在最为艰辛的近两年，杨维骏一直以90岁生日时写就的“九旬抒怀”激励着自己：世路艰辛荆棘阻，甘当除棘一愚公。
“只要我还活着，我想我会继续做下去，为民请愿何罪之有？只有占着官位不为民办事，那才是对人民的犯罪！”
杨维骏告诉本刊记者，目前他正在加紧撰写自传，冀望有生之年可以面世，书名暂定为《一生荆棘志不衰》。
就在杨维骏接受本刊记者采访刚过去20天，10月14日，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发生一起群体性突发事件，当地泛亚工业品商贸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方人员与富有村部分村民因矛盾纠纷引发暴力违法犯罪行为，共造成8人死亡，18人受伤。对此事件，杨维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不感到意外。
从2012年起，杨维骏就关注晋宁基本农田被占事件，曾多次帮助村民维权。“晋宁县土地肥沃，大部分是基本农田，当地村民靠种植大棚蔬菜为生，人均年收入在3万元左右。但前几年，政府大力推行大城市化，地方政府强占基本农田的情况时有发生，晋宁县农民土地被征较为典型。”
杨维骏认为，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应查清真相，客观公正，要听取冲突双方的意见，不偏袒任何一方。但现有的情况说明把责任基本都推脱到村民身上，是不能让公众满意的。
“从根本上来讲，要遵守国土资源法，停止强征农民的农田，已经征用的农田，条件允许的要恢复原貌，归还给农民；不可恢复的，要合理补偿农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