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十大元帅中，排在第八位的是徐向前，排在第十位的是叶剑英。叶剑英比徐向前大4岁，二人都是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的。在黄埔军校，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兼军事教官，徐向前则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学生，叶剑英给徐向前所在的班级讲授兵器课课程，二人是师生关系。后来，二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2月11日，二人都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叶剑英是广州起义的负责人，徐向前则是广州起义的参加者。1986年10月22日凌晨1时16分，叶剑英在北京病逝；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在北京病逝，他们二人享年都是89岁。从二人的个性上来看，叶剑英在党内以能言善辩著称，性格比较外向，徐向前则性格比较内向，少言寡语。但二人的业余爱好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也是广州起义80周年，特撰写此文，以缅怀徐向前、叶剑英二位元帅。
　　
　　二人都酷爱读书
　　
　　徐向前的母亲共生了7个儿女，活下来的有5个，徐向前是老六，乳名银存，表字子敬，号象谦。他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还用着“象谦”这个名字，大革命失败后，他根据这个名字的谐音，改成“向前”。
　　从清朝顺治初年至光绪末期的250年间，徐向前家族里任七品官职以上的有50人之多，得诰封、诰授的有15人以上，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徐向前的十五世祖徐松龛，他官至钦差，头品顶戴，曾授翰林院编修，任过福建巡抚、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著有《瀛寰志略》（这是一部中国较早研究世界地理的著作）。后来，家道中落，徐向前的父亲赶上了科举的末班车，考中了秀才，靠教私塾养活全家。徐向前非常羡慕大哥能在外边念书，但因家穷难以供养两个孩子上学，徐向前只能等父亲放假回家时教他背几首唐诗。
　　直到10岁那年，徐向前才有机会进入本村的私塾读书。他苦读了3年“四书”、“五经”，从私塾进了洋学堂——沱阳小学。谁知好景不长，父亲在外教书回家，出作文题考徐向前，徐向前交上作文，父亲看后说：“作文不行啊！洋学堂误人子弟！还是回村上私塾好。”徐向前只好从沱阳小学回到村里的私塾，一年后，因家境贫穷而被迫休学。徐向前16岁那年，父亲无书可教，家庭生活陷入窘境，为全家生计，父亲把徐向前送到200里外的阜平县城，在一个远房亲戚家当学徒。这个亲戚开杂货店兼卖书，一有空，徐向前就趴在柜台前，读起不花钱的书来。读书是他唯一的情趣，也是他唯一的快乐。
　　徐向前18岁那年，全国各省开设师范学校培养新式学校的教师，而且是免费的。凭着平时读书打下的基础，徐向前顺利地考入了国民师范学校。师范学校里有礼堂、实验室、图书馆，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外语，徐向前开始吮吸着广泛的知识。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徐向前先后在山西的两所小学校教书，因他少言寡语，两次都被学校解聘。后来，他得知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就赴上海参加考试，又赴广州参加复试，最终考入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在军校里，徐向前常常一个人静坐、读书、思考，因此，他被看成是一个腼腆的青年。
　　徐向前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的博学让他战场上的对手们也十分钦佩。1939年夏，徐向前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山东沂蒙山区任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会见徐向前之后赞叹地说：“徐向前此人，话不多，知识多，才学好，不好对付啊!”
　　叶剑英元帅的祖上是为躲避中原战乱而南迁广东的。“客家人”自古就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叶剑英虽然出生贫寒，但他的父母还是节衣缩食地供他读书。
　　叶帅终生嗜书如命，他的住所就是他的藏书楼。他的藏书有数千卷之多，包括马列著作、史地经传、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科学技术等等。叶帅每次到外地出差，都要抽出时间逛书店。1958年春，他因事在扬州滞留，闲暇时上街逛书店，正巧当时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也在扬州演出，街上的行人错把叶帅当成了马连良。叶帅在他的一首诗中对此事曾有记述：“闲踱街头找古书，肩摩踵接笑睇余。都称老板马家到，我问君曾看戏无。”
　　此外，叶帅对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也十分喜爱。20世纪60年代我国研制原子弹，叶帅作为发展核武器的决策者之一，迫切需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当时他虽已60岁高龄，但面对复杂的自然科学理论毫不畏难，还请来专职文化教员给他讲授数理化知识。为了能学好数理化，即便是去广州休假，他也要抽出时间组织随员们一起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了能学好英语，叶帅还请来专职教员帮他学习：为了能熟记单词，他甚或拿出了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俄语的劲头。因此，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二人都喜爱大山
　　
　　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自参加革命起，就很少离开过山，他是大山的骄子。仁者爱山，山铸就了他正直的品行。
　　


　　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徐向前带领部分起义武装退出广州，辗转战斗在粤东东江的莲花山；以后他又先后到鄂豫皖和川陕边创建革命根据地，指挥红四方面军先后战斗在鄂豫皖的大别山和四川北部、陕西南部的大巴山，他和红四方面军在大山之中创造了“山地游击战”、“围点打援”、“收紧阵地”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时期，徐向前在太行山上运筹帷幄，驰骋疆场，不仅打败了日本侵略军，也打败了蒋介石国民党军。
　　在炮火纷飞的岁月，徐向前依然忘不了去享受大山的乐趣。1939年夏，徐向前来到沂蒙山区，任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司令。那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一方面，日军大肆叫嚣三个月占领全中国；另一方面，国民党口是心非，想借日本侵略者的刀杀共产党人。在徐向前驻地的边上有一片山峰，每天清晨，晨雾萦绕山间，远远望去，一片白茫茫的，随着太阳升起，白雾散尽，苍松翠柏，青翠欲滴，远山近岭连成一片。在山间小路上，徐向前总是漫步其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时，他总是习惯一边散步一边思考。他认为这样不仅有助于考虑问题，也是一种享受。
　　“文革”期间，徐向前上了北京西山。秋天的西山红叶尽染，正是徐向前思考问题的好地方。他常常一个人在山间小道上享受山的无穷乐趣，排解心中的烦闷。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又上了西山。他漫步在山间的小道上，望着娇艳的红叶，开心地笑了。笑成了徐向前的象征，给人印象最深的也是他的笑，一排洁白的牙齿露在外面，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1990年9月21日凌晨，89岁的徐向前走完了他的人生路。按照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大山上，他要与山融为一体。
　　叶剑英喜爱爬山。在他看来，这种活动既能强健体魄，又能陶冶性情，启迪智慧，锻炼意志，对一个人的气质形成有深刻影响。
　　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小时候叶剑英就爱在山上与小朋友玩打仗；读书后，他常常约同学爬山。即便在战争年代，叶剑英也没有间断这个爱好。1938年，叶剑英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随着日军的入侵，叶剑英从武汉、长沙撤退到衡阳。一天，他与几位同志相约登南岳衡山的最高峰——祝融峰。他们清晨开始向上攀登，到南天门时，大家已气喘吁吁了，许多人提出不再向上攀登了，叶剑英却不畏疲劳，高声朗诵道：“柳暗花明，气概非凡！不到山顶，不是好汉！”鼓励大家继续前行，最后，他们终于登上了祝融峰。在峰顶，叶剑英环顾祖国大好河山，想到被日军践踏的国土，吟出了这样一首五言诗：“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
　　1946年10月，内战的烽火已燃遍全国，叶剑英奉命被调往北平军调部工作。一天，刘伯羽等一批同志根据周恩来的安排从上海向东北撤退，途经北平时，他们到军调部去找叶剑英。当时时局危急，每个人都十分紧张，叶剑英决定第二天带他们到西山去看红叶，以缓解一下大家沉重的心情。
　　


　　徐向前喜欢散步、摘榆钱、挖野菜，叶剑英喜爱体育运动
　　
　　徐向前戎马生涯几十年，艰苦的生活环境造就了他艰苦朴素的作风。特别是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组成的西路军远征青海、新疆失败后，徐向前化装成“算命先生”，与一位营长靠乞讨、挖野菜糊口，步行数千里，最后才回到延安。新中国成立以后，徐向前虽身为开国元勋，但他仍保持着战争年代形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20世纪50年代初期，徐向前率一个军事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访问时中国正值夏季，大家没有多带衣服。没想到，代表团在苏联住了4个多月还没有完成工作任务。到了冬天，莫斯科寒风刺骨，管生活的同志请示徐向前，能否为每人做一套冬衣和大衣，徐向前没有同意。因为每人做一套冬衣和大衣，要花去国家很多外汇，于是徐向前让大使馆告诉跑莫斯科的信使，请他把代表团成员的冬衣从国内取来。有人不解，徐帅却风趣地说：“现在我们生活好了，也不能乱花钱。再说，建国后有很久没有受过冻了，这也是一种锻炼嘛，看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战争时挨饿受冻的滋味。”一番话把本来肚里有些怨气的同志也说笑了。
　　在徐向前的住处，挂着他亲笔书写的一个条幅：“少车多步，少肉多菜……少欲多旌……”徐帅常说：人的生活好了，更应该多吃些野菜，野菜可以调剂口味，增加营养，挖菜又是一种锻炼，一种游玩，二者得兼，何乐而不为。一年春天，他对警卫员说：“走，摘榆钱去。”他们走走停停，沉醉在浓浓的春意中，他望着大地冒出的青草，喃喃自语道：“很久没有尽兴地走走了。”在一棵榆树下，徐向前停了下来，指着像翡翠般挂在树枝上的榆钱，催促警卫员说：“小鬼，赶紧上树摘呀。”警卫员忙说：“首长，现在那么多的好吃的，给您吃这个，我们要挨骂了。”徐向前答道：“哪个敢骂!我小时候常吃这个，很香。吃菜要讲究搭配，肉吃多了，不利于身体健康，多吃杂粮、野菜，有营养呀。”他还说：“等到夏天，我再带你来挖马齿苋，这种野菜才香呢！”
　　转眼到了夏天，一天傍晚，徐向前又要出去散步，警卫员手中拿着个小铲子对他说：“首长，您不是说夏天要吃马齿苋吗？我顺便挖一些。”在地里，徐向前一边挖，一边给警卫员讲解：“这种菜可以防病，可以治腹泻，还可以当菜吃。过去穷苦人家每到夏天，都要把它和粮食掺着吃。长时间不吃，还怪想它咧。”
　　不论何时，徐向前每天都提前起床，天未亮，就到房子外面散步。解放后，他进了城，每天早上也都要随着音乐锻炼身体。秘书手拿文件要请示他，只见他正合着音乐节拍，一会儿伸腿，一会儿弯腰，虽没有规律，但很卖劲，就问徐向前的爱人黄杰大姐：“徐帅这是做的什么操?能锻炼身体吗？”黄杰大姐笑着说：“徐帅身体一直不好，他呀，只要达到锻炼目的，做什么都行。他抗战时还拉琴、打扑克牌呢。他那是自得其乐，心中有数。”
　　叶剑英长寿的秘诀之一就是酷爱体育运动。叶剑英出生在足球之乡广东梅县，少年时因家境贫寒，他买不起足球就踢柚子，以后他对足球的兴趣也从未减少。1932年，35岁的叶剑英担任红军学校校长时，还上单杠、轮大回环，这让许多青年指挥员自愧不如。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业余球队的主力，他矫健的身影经常出现在球场上。1949年后，叶剑英除自己积极锻炼外，还关心群众体育的开展。50年代他主管全军的军事训练，提出了“红、专、健”的口号，提倡把战士个个都训练成“小老虎”。到部队视察时，他比较注意了解基层和连队开展文体活动的情况，还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观看部队的一些体育比赛。1962年他在天津开会时，听说八一女排要与东欧某国女排比赛，就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虽然八一女排在场上打得很顽强，但还是输给了对方。赛后在接见女排姑娘时，叶剑英给予她们很大的鼓励。当得知女排训练条件很差、还没有正规的训练馆后，叶剑英就与有关同志商量，第二年就为女排建成了训练场馆。
　　1979年，叶剑英在广州与广东省的领导谈话时，听在场的人谈到，近年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在发展女子足球，于是他说：“外国有的，我们也要有！”1980年5月，叶剑英回到他的故乡梅县，在母校东山中学观看东山中学女子足球队与丙村女子足球队比赛，当得知梅县50多所中小学都成立了女子足球队时，他十分高兴地对在场的人讲起了他小时候的故事，“可是，一个足球好几十块钱，太贵了，买不起，我们就常常把柚子拿来当足球踢。”
　　


　　叶剑英还十分喜爱乒乓球运动。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西安事变时，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处理事变问题，在百忙中还抽出时间与红军小战士打乒乓球，“当时条件简陋，物质生活差，但精神愉快，叶剑英同志跟我们吃一样的菜，跟我们一起打乒乓球，同甘苦，共欢乐。”20世纪70年代，马浩曾在叶剑英身边工作，他回忆说：“1973年我带小儿子回老家河北衡水探亲，路过北京。叶帅知道后，让他的秘书到机场来接我，帮我安排住地。第二天，叶帅又派车来接我到他家作客，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叶帅还叫我的小儿子同他打乒乓球。”
　　
　　徐向前喜爱拉胡琴、打扑克，叶剑英喜爱钓鱼、中医
　　
　　徐向前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烦闷时常常通过拉二胡、打扑克来排解烦闷。抗战胜利后，徐向前因不堪长期征战，身体极衰，只好回到延安枣园休养。这时，蒋介石一面假和谈，一面找机会调动部队，准备进攻我解放区。徐向前心急如焚，于是，他拿出自己好久没动过的二胡拉了起来，借以排解心中的焦虑。一天，他坐在窑洞口，调好胡弦，一时又想不出什么曲子，就信手拉了起来，连毛泽东进门都没有察觉。毛泽东将营养品放在桌上，风趣地说：“向前呀，你拉的这是什么曲子哟？琴声充满了浮躁之感。琴音如心音呀，是不是着急上前线呀。”徐向前赶紧放下手中的二胡，站起来说：“主席，我心里着急，信手拉来，哪有什么曲名。”主席笑了，把他按回到椅子上说：“不要急嘛，仗有的打哟。我们要狠狠地打蒋介石一下，把他打舒服，彻底消灭他。”临出门前，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的琴拉得不错嘛，拉琴可是修养的一种好办法哟。”徐向前从毛泽东的话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让他用拉二胡来克服急躁情绪呀！此后，他都把拉琴看作是修身养性的手段。
　　徐向前在延安养病期间，大部分将领都在前线，延安只剩下一些妇孺老弱。一天，徐向前偶发牌瘾，就来到徐特立的住处，正巧王明也在那里，王明一听说要打扑克牌，就自告奋勇出去找了一位同志，四人坐下来打起了“升级”，徐向前和王明为对家，他们手气很好，很快打到了“10”，王明兴奋地说：“徐老呵，看来姜并不是老的辣吆！徐总，是吗?”徐向前听后微笑不语，徐特立笑着对王明说：“王明，不能得意呀，这牌还没打完，你怎么知道我这块老姜不辣啊！”王明一甩手打出一张红桃A，还对徐向前说：“徐总，垫牌，保大王啊，让徐老看看我们的水平。”徐向前却打出一张小红桃，并说：“我哪里有大王呀，小心让徐老扣底呀。”最后，徐特立哈哈大笑，说：“你们下台吧。”随手甩出了手中的大王。王明抢过徐向前手中的最后一张牌一看，“哎，你没有大王，为啥不说话呀？”徐向前不紧不慢地说：“打牌怎么可以说话呢？”王明无可奈何地笑了：“徐总，你呀你呀，不说话就不说，说出话来还总有理呀！”
　　垂钓是古代君子们培养心性的一种有效方式，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掉人做事时的浮躁心态。叶剑英的文体活动有钓鱼、散步、下棋、练气功等多样，但他对钓鱼格外喜爱。因为工作繁忙，叶剑英钓鱼一般是十几二十分钟，最多40分钟，许多时候都是空竿而归。他钓鱼的主要目的是想尽快消除工作中的疲劳，或者借助钓鱼贴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一次，他在钓鱼时了解到一位姓罗的职工家里人口多，生活很困难，就把这事放在了心上，还常常把自己家的旧衣服等送给小罗。每次钓完鱼，叶剑英都会按价付给钓场钱，从不搞特殊，对工作人员要求也十分严格；而且他在钓到小鱼后，都会把鱼放掉。
　　


　　1961年夏，几位军队的工作人员来家里向他请示问题，当时叶剑英正在自家院子的池塘边钓鱼，客人一进院子，叶剑英就请他们过来一起钓鱼，还向他们介绍钓鱼的知识以及有关鱼的种类、特性、活动规律，钓鱼场地和时间的选择，渔具、鱼饵等方面的知识，使来人大为惊叹。晚年的叶剑英自称“渔叟”。1979年7月，叶帅在北京颐和园藻鉴堂会见七省市部分画家时就曾赋诗一首：“画家渔叟喜相逢，明媚湖山写意浓。清代兴亡昨日事，匠心钩出万山松。”叶剑英借钓鱼调节劳逸、陶冶心性，但有时他在钓鱼时却寄托着一份情意，一种愿望。1975年，他的老朋友周恩来病重住院，叶剑英心急如焚，为了平静自己的心绪，他选择了钓鱼，他把钓来的鱼用盘子装着，嘱咐工作人员把鱼送到医院，给病中的总理尝鲜。他在钓鱼时还自言自语地说：“恩来同志在生病，今天一定要钓一条大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为了铲除“四人帮”，叶剑英住进了西山。他口里哼着郑板桥的《道情》，手持鱼竿，摆出一副钓鱼的姿势。在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中，“老渔翁”叶剑英起了决定作用。
　　叶剑英的老家广东地处亚热带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广东人都有定期喝凉茶的习惯，以清除体内积存的热气、湿气，因此，中医在广东很有市场。叶剑英也十分喜爱中医方面的书籍，他对医学有浓厚的兴趣，曾对人说：“我若是学医，一定是个好医生。”
　　“文革”前期，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叶剑英被“冷藏”在长沙，居住在芙园宾馆。当时，宾馆的一个炊事员的妻子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叶剑英知道后，亲自为她开处方、采药，病人的病情很快就见好转。1982年，叶剑英的女儿凌子在长沙拍电影，也住在芙园宾馆。恰在这时，那位炊事员的妻子的病又发作了，可叶剑英当年给他开的药方已丢失，于是他就找到凌子，恳切地说：“请你回北京后，一定要请叶帅给我再开个药方。”
　　还有一次，叶剑英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听说女儿在北京患了鼻窦炎，于是他根据自己的医学积累，专门在广东挖了一些“鹅不食草”的秧苗，种在两个花盆里，千里迢迢带回北京，哪知女儿患的不是鼻窦炎，而是一般的过敏性鼻炎。此外，叶剑英还十分关心中国医学的发展，1958年，他还亲自为《中医简史》一书撰写了序言，在序言中发表了自己对中医的研究和见解。
　　
　　徐向前喜欢看电影，叶剑英喜爱唱歌
　　
　　20世纪50年代，徐向前住在北京史家胡同。工作劳累之余，他就想看场戏，但他每次去看戏，都有好几个警卫员紧随其后，看完戏后，他还要接见演职员，还要对剧本、演员的表演作“指示”、提意见。徐向前认为看戏就是休息，就是娱乐，作“指示”、提意见也太累人了，还是看电影省事。徐向前的住宅旁边是一个军队大院，大院里常常放电影，徐向前的警卫参谋就与他们联系。听说徐帅要来和他们一起看电影，官兵都非常高兴。徐向前第一次走进电影场，电影场里的官兵全体起立，热情鼓掌，徐向前赶紧挥手，示意让大家快坐下，并对团里的干部说：“我是来看电影的，和你们一样，是观众，你们要是拘礼，我今后就不来了。军人嘛，当然要讲礼节，不过要看场合。”徐向前认为，指挥官在战场上是首长，但在看戏、看电影时就是普通观众。从此，凡是军队大院放电影，徐向前就过去观看。久而久之形成了习惯，如果哪天首长不来了，大院里的官兵反而像缺了点什么似的。一次，徐向前有事耽搁，去晚了点，看到战士们整齐地、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待他来看电影，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回来的路上，他对警卫参谋说：“看电影，看戏，本是娱乐，怎么能成为别人的负担？以后，我们到大华电影院买票看吧。”此后，徐向前再未去军队大院看过电影。有空时他就换上便衣，带上一行人，步行出史家胡同，到大华影院去看电影。一路上，徐帅总爱到商店逛逛，和行人谈上几句。
　　叶帅喜爱唱歌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在梅县东山中学读书时，他的文艺才气就已引人注目。每次与同学好友聚会，叶剑英都会引吭高歌以活跃气氛，此外，他还喜爱家乡戏剧。1928年，叶剑英赴苏联学习。在苏联学习期间，他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尤其爱唱粤剧《霸王别姬》，许多同学都喜欢听他唱，甚至还有同学要跟他一字一句地学唱。
　　


　　1939年春，叶剑英在湖南衡山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一天，著名戏剧家田汉率抗敌演出八队来游干班慰问，训练班在南濠酒楼宴请演出队。席间，一个国民党军官高叫：“演出队的女兵们唱个歌子听一听嘛!”因这个国民党军官说话时嬉皮笑脸、语言不恭，演出队同志十分反感，大家都沉默不语，气氛十分尴尬。这时，身为参谋长的叶剑英站起来说“我来唱一个”，才使席间的气氛活跃起来。他说：“你们不是想听陕北民歌吗？我来唱一个《开荒》。”说完就大声唱起来了。他的嗓音浑厚，唱的是陕北曲调，但又夹杂一点广东话的尾音，大家觉得别有一番韵味。刚刚唱完一曲，大家齐声呼喊“再来一个”。叶剑英高兴地说：“这回呀，该轮到演出队了！”于是，演出队的队员齐声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不愉快的情绪顿时一扫而光。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在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反共声浪十分嚣张，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叶剑英就目前形势对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在全体人员大会上，叶剑英带头高唱革命歌曲，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叶剑英从重庆回到延安后，任军委参谋长兼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从那时起，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参座”。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叶剑英还十分重视机关文化生活。到王家坪后，他亲自拉二胡、打洋琴，还亲自动手制作乐器，教大家识谱、弹琴、唱歌。在他带动下，部队成立了乐队、演出队，经常组织演出。叶剑英还亲自指挥唱《二月里来》、《黄水谣》、《救亡曲》、《延安颂》等歌曲，每次演出，他都受到大家的高度称赞。
　　抗战时期，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很清苦，但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每逢周末，延安都要举行周末舞会，舞场上的叶剑英风度翩翩、舞技娴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美国记者曾评论说：毛泽东跳舞喜欢用暗示，引导舞伴跟着转；周恩来跳舞有外交家的文雅和风度；刘少奇跳舞十分严谨，体现了科学性和准确性；朱德跳舞恰如走正步，具有军人气质；叶剑英的舞姿反映了情趣和艺术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叶剑英担任了党、国家和军队的许多重要职务，但他对文艺生活和文化建设仍然非常重视，经常抽出时间来观看各种演出，对文艺工作者给予热情的鼓励。他喜欢的戏曲种类更多也更广泛了，如贵州的黔剧、蒙古的歌舞、广西的民歌以及昆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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