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日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与中美日关系的互动
【机 构】
：
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出 处】
：
当代亚太
【发表日期】
：
2000年2期
其他文献
从中苏到中俄，从同盟、对抗到伙伴，这三种关系模式如同历史本身的有机发展一样，彼此之间有着深厚的逻辑关联。一方面，同盟和对抗模式为伙伴模式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历史遗产，对其产生了不可割舍的内在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伙伴模式在20世纪90年代后之所以能够得到全面、持续而又深入地构建，是与其对同盟和对抗模式所进行的辩证继承和扬弃分不开的。
大国关系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课题，一则由于大国是国际社会中最主要的行为体，二则由于中国本身作为一个大国，对外关系也需借鉴和吸取大国关系的经验与教训。冷战后，大国关系经历了快速的分化组合，彼此间权力转移进一步发展。
本文分析了1985～1993年间美国对日本直接投资挑战的应对。文章借助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创立的利益一制度分析框架，从国家、国内以及国际三个层面阐述了美国的应对之道。美国联邦政府、州以及地方政府在对待日本直接投资方面有着不同的目标函数。对联邦政府而言，保持国家安全与国家竞争力之间的相互协调的相对获益考虑，是其对日本并购性直接投资采取严厉措施的主要原因．而对州及地方政府来说，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等经济方面的考虑，则是其欢迎日本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在国际层面上，日美跨国公司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并由此在乌拉圭
任何全球减排路线图的绘制都无法脱离国际正义而具有生命力。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性要求全球减排路线图尊重具有两面性的国际气候正义：环境正义和发展正义，需要考虑国家间公平、人的公平和代际公平。仅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衡量国家承担减排责任的标准缺乏足够的正义，至少还需要加入人均历史累积排放和气候变化脆弱性两个指标。三者分别体现气候变化正义性中的人的平等发展权、减排责任分担和对受害者在排放权上的补偿。综合三大指标后的四分组分类，才是更体现正义性、更容易被接受和执行的路线图。从正义性出发，中国应承担相应的减排责任，
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和东盟均产生重大影响，导致中、美和东盟在经贸、政治和认知方面形成了互动关系。由于经济领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和政治领域东亚一体化的“排斥效应”等因素，中美在东亚的权力关系发生了转移，东亚秩序经历了结构性调整。三方在经贸、政治和认知的互动相互影响并呈正相关关系，使得东亚的权力转移在和平中实现。互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三方调适和合作加以解决。
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雏形是中国援外八项原则中的不附加任何条件原则。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援外体制改革，期间曾表述为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只字之差，反映了中国援外政策的变与不变之道。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原则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是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的理论基础。西方国家之所以歪曲和批评这一原则，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中国影响力上升的猜忌和遏制。着眼长远，中国援外的国际化道路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在变与不变之间，不附加政治条件原则仍将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核不扩散政策出现了重要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奥巴马政府对布什政府核不扩散政策进行反思的结果，又是修复美国国际形象和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的战略需要，更是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的核开发问题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奥巴马政府对美国核不扩散政策的调整，有利于国际核军控工作走上正轨；将对中国产生多重影响；对地区核问题的解决所产生的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国际政治是多么令人难以琢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人们还在热议美国霸权的衰落。保罗·肯尼迪的著作《大国的兴衰》一度引发了诸多讨论。但十多年后的今天，美国没有变成某些人所预料的“普通国家”，也没有进入所谓的“霸权之后”的世界，
二战后由美国等西方国家所创立的国际制度仍是当前国际秩序的基础。长期以来，国际社会不断要求中国遵守、国际秩序下的各种规则。从历史的视角观察，中国对国际秩序及自己的地位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既有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因素，又受到与外界互动的影响。中国有关世界新秩序的认识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威胁到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曾有的对于世界的认知，同时，每个阶段似乎又都引导着中国人更好地调整自身以应对外部压力，并向新的世界观挑战。要想对建设一个真正具有吸引力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有所贡献，中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逐步趋于缓和，中、美、日三国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也正在向着有利于台海地区稳定的方向转换，但是美日“以台制华”的战略思维定势不会轻易改变。本文基于复杂性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深入剖析历史上形成的美日台“同盟”关系以及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同时就如何在中美日关系三边架构中处理好台湾问题提出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