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作家黄锦树比约定时间更早到咖啡馆。他现在住在台湾南投埔里，开车到台中市区得一个多小时。采访这天，他带上了18岁的女儿。在邮件中他就解释了原因——因为重症肌无力，他这几年吃了很多含有类固醇的药，胖了十几公斤，眼睛畏光，也非常嗜睡。女儿得提醒他路况，也防止他在等红灯的时候睡着。
　　他故意穿了一件宽大的红色T恤，胸口是马来西亚中华中学的校徽——这是他的来历，是他文学创作的土壤，也是他文学评论的主要语境。
　　祖籍福建南安，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黄锦树于1986年到台湾大学中文系求学。此后他获得淡江大学中文系硕士和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教于台湾暨南国际大学中文系。尽管已经在台湾生活超过30年，马来西亚依然是黄锦树小说素材的重要来源。和很多马来西亚家庭一样，黄锦树的祖辈在抗日战争前漂泊到南洋。他们在南方湿热的岛上做劳力，逐渐扎根，繁衍后代。等到80年代黄锦树读华文中学时，马来西亚华人越来越被边缘化，报纸上每天热炒的话题就是“华文小学要不要被消减”。黄锦树当时就意识到自己要么留在出生、成长的地方做个二等公民，要么就远走他乡，寻找别的可能。
　　2017年，以马来半岛胶林生活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雨》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及金鼎奖文学图书奖;2018年，这本书被引进中国大陆，并获得首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鲸鱼的祖先是鱼类上岸演化成哺乳类又重返大海者，它的近亲是水獭。”作家朱天文在序言中说黄锦树的文字是从知识和想象的沃土里长出来的。黄锦树200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文与魂与体：论现代中国性》，朱天文读过多次。在她眼中，只有高度自觉的黄锦树一人在“孵他的马华文学的没有”（原文如此）。
　　马华文学泛指马来西亚以华文写作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以后有了较为长足的发展。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王润华、李永平、潘雨桐、张贵兴为代表的马华作家纷纷来到台湾发展，并先后在台湾文学领域获得一席之地。黄锦树旅台时间稍晚，但也曾凭借多部短篇小说获得台湾时报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只是这些专业领域的肯定都没有帮助他在图书市场上获得反响，也没有让他一直坚持的马华文学得到更多关注。
　　《雨》在2018年3月被引进大陆，4月获奖，截至8月已经卖了两万多册。 “这个书怎么可能卖到这么多册？从来没有过。”黄锦树轻轻摇着头，有些意外。采访刚开始，他就从书包里拿出了第一本在马来西亚出版的小说自选集《火，与危险事物》（2014年出版）和《注释南方——马华文学短论集》（2015年出版）。
　　“你知道它们在马来西亚卖了多少本吗？”
　　“150本和100本。”黄锦树自问自答。“马来西亚的华人读者，其实不管你再有名，书出得再多，都没用的。更好笑的是，这十年来马来西亚至少有四到五间大学成立了中文系，都开设了马华文学相关课程。《注释南方》回应了一些当代马来文学的问题，它卖得惨其实是说明他们根本不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总要去做一点事”

　　在马华作家群体中，黄锦树一直就是个异数。在他横空出世前，马华文坛一直承袭中国三四十年代以后革命文学社会写实主义的遗风，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
　　1997年，黄锦树发表引爆马华文坛的文章《马华文学现实主义的实践困境——从方北方的文论及马来亚三部曲论马华文学的独特性》。这篇论文以彼时尚在世的、元老级的马华现实主义小说家方北方为靶子，对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展开严厉的批判。这引起以现实主义为圭皋的马华写作者的全面反弹，史称“烧芭事件”。而在另一篇论文《中国性与表演性：论马华文学与文化限度》中，他则提出了这样的核心观点：马华文学需要和中国传统文化切割，不能再把书法、舞龙舞狮这种文化表演当作表达的核心。这种“断奶论”同样迅速在马华文坛掀起争论，赞同者认可马华文学必须有自己的独特性和立足点，应该与中华文化保持距离，反对者则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与中华文化千丝万缕，即便“断奶”也不过是表面行为。

　　1998年，黄锦树发表《痛苦的道义》和《烧芭余话》。他再次不留情面地指出現实主义作家们已经把马华文坛搞得乌烟瘴气，还不如一把火烧掉，以让土地恢复肥沃，培育出更健康的生存土壤。激进的表达自然引起了老一辈的反感，他成为众矢之的。正如马来西亚华人问题研究专家何启良在《“黄锦树现象”的深层意义》中所说：“黄锦树的锋芒横越了整个马华文学界，刺伤了、也刺盲了许多带有有色眼镜的人。他文笔之犀利、用词之尖刻、才情之横溢、行为之无理，震撼了一直在沾沾自喜、互相吹捧的马华文学人。”
　　“就从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还在强调鲁迅的问题、郭沫若的问题，就没有自己的问题，也没有自己的思考，那哪来发展？”时隔20年谈起当时的纷争，黄锦树依然显得有些激动。这些年他笔耕不辍，一手写关于马华文学的学术论文，一手创作小说。他倒也没有因为年岁渐长而变得畏畏缩缩，只是聚焦的核心发生了变化。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对我而言，不论是20年前还是20年后，马华文学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解释、再解释，而是写作。对我而言，问题必须变成：为什么要创作马华文学？这是个选项，也是个伦理问题、实践问题。那不需要太多理论，需要的是行动。也不需要太多的为什么。” 　　他几乎隐居在南投县乡下，因为生活成本较低，他“不用管书能不能卖钱”。 “在台北就避免不了大量的社交，学界的、文坛的，还有什么时间读书？时间会很零碎。更可怕的是，十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这是一种选择。”
　　所以这些年，对于一个移居异乡的马来西亚人来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剥除利益考量之后，文学之于一个人又意味着什么？台湾吸引了很多漂泊海外的中文作家，这个文学场域到底有怎样的磁场？从祖辈到黄锦树本人，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离散，他又如何找到自己的表达坐标？
　　2018年8月，我们在台中市区一家并不安静的咖啡馆，试图讨论这些话题。采访快结束时，我问了他一个常见的问题：“这二十几年，在没有太多读者的情况下还能支持你不断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不知道。”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很难说。在台湾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读者，还是可以卖几百本，只是非常小众而已。偶尔我也可以看到有人在看我的书。其实写作对我来讲，也不用太强调个人，因为个人没有那么重要，都会消失的。写作更像是一个搏斗的过程。马华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随时会消失的事物，我刚好身在其中，就总要去做一点事情。”

“语言的边界就是这个世界的边界”

　　人物周刊：你在一篇文章中写“部分马华作家与语言搏斗，而不是安居在平顺的中文里”。我没有很理解这句话。
　　黄锦树：在我们生活的南方，本来就是个杂语的环境。除了华人之间的共同语“华语”之外，还必须掌握几种方言，闽南语、粤语、客家话，还有作为“国语”的马来语、世界共通的英语等。写作时，书面表达不可能不考量生活的语境，但如果企图非常贴近生活语境，书面表达就会非常困难，甚至让读者难以理解。因此写作的人必须调节、选择，如果是忠于马来语境的写作，那往往是不受中国读者青睐的，觉得它不纯、怪腔怪调，但如果学习、模仿中国的流畅表达，又很容易从我们存在的语境剥落，被马来西亚同行讥笑为大陆腔或是台湾腔。任何一种选择都有代价。
　　人物周刊：以前海明威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说过一个观点，他觉得过多的学术研究可能会限制一个创作者的思路。你现在一边有教职，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你怎么看他这种观点？
　　黄锦树：如果只需要全力以赴地创作或做研究，那当然是很幸福的。我们当然也都羡慕生在帝国朝阳里的海明威，集各种好运于一身。对我而言，两种卑微的写作其实是同一回事，都是对自己存在境遇的反思探索。身为华人有它的偶然性，出生于马来半岛、说华语及闽南语、用中文写作，作为现代人移居台湾、选择小说这文类，这一切一切都没有现成的答案。譬如要知道华人、马华文学是怎么一回事，就得自己找适当的个案把它逐一打开、清理。即便是小说，也不是现成的。自鲁迅以来，小说似乎就是迟到、残缺的西来之物，对我而言，要了解它，就必须回顾整个现代中文小说史，甚至欧洲小说史。我必须了解前辈在写作的道路上经历过什么，而不是纯粹地讲故事那么简单。论述没法处理的，就交给诗或小说，因此谈不上“球员兼裁判”的问题。当然你可以说创作比论述更为个人。我自己也很清楚，不管小说还是论述，在我个人身上都是有限的，谈不上“过多”。而到底是谁限制了谁？我也说不清。可能刚好相反，它们是互补共济的。

　　人物周刊：我们刚刚一直在谈论马华文学、中国文学，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加上地域呢？文学有没有一种超越这些限定词的可能性？
　　黄锦树：不太可能。文学本来就很政治，尤其在民族国家播散之后。牵涉资源分配就有地域问题，这很现实，像现在的世界文学还是西方为中心。语言其实是最保守的，或者说它很容易变成保守主义的一部分，所以要跨越非常难。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什么很难得到承认？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很多词汇翻译来翻译去还是在同一个语系，我们是另一个独立的系统。你再好，对西方语系还是隔了一层。所以说世界文学很难，它比地缘政治还严酷，语言的边界真的是这个世界的边界。不然你看中文小说家，从新文化运动开始到现在，努力了一百年了，有几个真的得到西方承认？
　　人物周刊：如果一个人把自己当作一个纯粹的作家，为什么非得把自己放入某个流派呢？
　　黄锦树：那不是什么流派，而是一个和自己来处有关的位置，即便那是“没有位置的位置”。我们没有别的立足点了。世界文学是很残酷的。在非常边缘的地方，即便你自己不挂上地域的标签，把你当外来者的人也会为你挂上。即便你自以為什么标签都没有，但非中文写作者看你用中文写作，就会给你个中文作家的标签;看你来自马来西亚，又多个大马标签，即便你已经生活在中文世界里。区分、排他、标签，本来就是这个世界运作的逻辑。

“中国人的写作更没法离开故乡”

　　人物周刊：很多马来西亚华文作家都选择在中国台湾发展。那马华文学本来就很薄弱了，这部分人搬到台湾又成为了台湾文学的一部分。你觉得这对于马华文学来说是一种幸运还是不幸？
　　黄锦树：当然是幸运。回马来西亚成才的没几个。和我们同代的，想来想去，也没几个名字，回去后，大多数人迫于生活就消失在文坛了。80年代中期，比我大几岁的人里，有两个曾被视为“两个瑰宝”，但后来都不太成气候。在马来西亚可以写一些诗、抗议一下政治，但其实改变不了任何现状，也不见得有文学价值，你还很容易觉得自己很重要、很有代表性。写的小说也不太可能卖，读者也少得可怜，可能就只是那些同样在写作的人会看。所以我们留在台湾，对于马华文学来说是创造了另外一种可能。 　　人物周刊：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观点，说如果你用另一种语言去创作的话，其实最好还是要回到那种语言的环境中去，因为这样你才有读者。
　　黄锦树：我们用中文写作，面对中文读者，差别也许在于，我们始终被当外来者，而他们对外来者的写作普遍不太感兴趣，除非你是欧美日那些先进国的名家。像我对张爱玲的一些作品还算蛮熟的，就觉得美国对她来说就是个悲剧。她失掉那个语境之后，她文学的可能性就被限制住了。张爱玲前半生的文字是彩色的，后半生的文字是黑白的，就像华丽的绸缎变成了白布。她英文写作失败，婚姻也消耗了很多的生命，后来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很孤绝的状态，就好像坐牢。她本来又是那种很都市的人。所以有一种移民就是会这样子，所有的根基断掉后就只剩下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一个悲剧。她给我的最大震撼就是说，中国人写作更没有办法离开故乡。不过我反正没有读者，就没差了。
　　人物周刊：张爱玲身上的这种悲剧性，你在马华作家身上看到过吗？
　　黄锦树：我觉得李永平是另外一个悲剧。他2017年去世了，最后一本书《新侠女图》都没写完。他祖籍在广东，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他中学毕业后就到台湾读书了，后来去美国念完博士又回到了台湾。他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小说批判台湾现状，不被接受。他就写婆罗洲，可问题是他离开婆罗洲已经40年了，他写的永远是19岁之前的婆罗洲，结果越写越空。第一他对历史不感兴趣，没有广泛涉猎相关书籍;第二是他不敢回去。他说他因为支持砂拉越独立得罪过马来西亚当局，有一次回去被海关滞留过一段时间。他在恐惧。有一次我看到有人批评他说，他作品中鸟、鱼、植物怎么那么多，其实这就是他少年时认识的限制。你在张望一个你回不去的婆罗洲，你只能回到15岁那个抒情的世界，像《诗经》那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你写900页、1000页，其实也都是空的。这就是另外一個悲剧了。
　　人物周刊：但很多作家确实移民之后还在不断回到以前的生活场景，像米沃什流亡美国之后，写的很多都还是波兰。
　　黄锦树：这不是问题，但是要把故乡或迫使你离开的境遇作为研究对象，扩大视域去理解它。米沃什的著作让我了解二战以后东欧的悲剧，也让我了解极权主义下人的生存状态及思想意识的扭曲。反过来，我们对自己境遇的思考相对肤浅。离乡之后，有了个关照的距离，比较不会陷于某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或本土论。经由大规模的阅读与不断的重访，不见得不如一直留在故乡的人了解故乡。比较的目光是必要的，故乡也可能是一口深井，不离开你无法真正察觉它的深窄。意识的深井让身在井底的人觉得安心。
　　人物周刊：移民文学一直是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板块，最近的像英籍日裔的作家石黑一雄2017年还拿了诺贝尔文学奖。那关于移民文学的话题，你有关注吗？
　　黄锦树：诺贝尔文学奖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一种古怪仪式。就我的阅读，鲁西迪比石黑一雄更有资格吧。最近看大陆出版的《娜塔莎之舞》，俄国十月革命后知识人的流亡规模之大、各领域人才之齐备，几乎就是个国家的规模。书里有一句话说，移民的文化先天上会比较保守，因为它怀念过去的荣耀。应该说，如果是因为亡国，成年以后的移民者会倾向保守，那是企图守护、提纯那在故乡已然被摧毁的有价值的事物。但如果很年轻就移民的，如纳博科夫，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开创性，尤其是他预设的读者很可能已不再是移民社群。《娜塔莎之舞》可以被看作是个原型。纳博可夫始终不被诺奖认可，也可说是个象征了。
　　人物周刊：你担心你以后也会遇到李永平的问题吗？
　　黄锦树：不会，我比他清醒，也比他自觉。我们属于不同的时代，他那个时代会受到的诱惑到我这一代早已烟消云散，我没有大作家的企图，主观上也比较喜欢流星式的作家，卡夫卡、舒尔茨、巴别尔、契斯、鲁迅。我早已自觉承担马华文学那个“沉重的没有”，也知道该做的都是操之在我的事。操之在人的，就不必操心了。
　　（感谢作家朱岳协助联络;郑莹、张宇欣对此文亦有贡献;参考书目：《雨》《死在南方》《火，与危险事物》《马华文学与中国性》《注释南方：马华文学短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