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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地区差异的税制设计过于复杂，暂时难以给出科学的设计思路，只能以提高免征额的方式尽量化解矛盾。那么，在同一地区，个税的制度设计就完全不存在公平性问题了吗？
张三月薪10000元，除了工资薪金外别无收入，他需要缴纳322.7元的个人所得税；李四稿酬10000元，除此之外别无收入，按照规定，在减除2000元（20%）后，对剩余部分征收14%的个人所得税，也即1120元；王五月薪4000元、稿酬800元、劳务报酬800元、炒股所得4400元，由于炒股所得暂免征收个税，而其他各项收入又都在免征额之内，无需缴纳个税……
收入相同，税负迥异，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还有，即便收入相同、纳税相同，有人“一人挣钱，全家花钱”，也有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在这种情况下，缴纳相同的所得税，反而有失公平。
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早已明晰，受访的财税专家、劳动经济学家和税法学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必须尽快从“分类所得税制”走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这也是早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确定下来的改革思路。遗憾的是，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旧事重提，10年过去仍未见改革大动作。
既然分项税问题重重，为什么我国最初会确立这样的制度？又为什么12年过去迟迟没有纠正？
图方便，孰料隐患重重
所谓分类所得税制（亦称“分项税”），是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按其所得的不同来源，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并对各类所得按其各自的税率计算所得税的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将纳税人的各种应税所得综合征收（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自行申报）的办法即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综合所得税制。
在改革开放号角刚刚吹响的上世纪80年代，为了吸引外资，全国人大于1980年和1981年匆忙确立了《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简化立法，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制设计并没有采取世界各国通行的“综合所得税制”，而是列出了几种收入来源，分类对其征收所得税。
其中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800元，对超过800元的部分纳税。但当时我国的居民月平均工资还不足80元，“所得”更是寥寥。实际上，这部税法设立初期的课税对象，是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员。80年代后期，才开始向国内居民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到1993年个税改革，上述两税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这才形成了今天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框架。
“最开始立法的时候，别的国家都是综合税制，但我们觉得综合税制太复杂，而中国人的收入又很少，只是象征性地收一下，没有特别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说。
当时如何想象得到：时至今日，个税立法35年，增删修改6次，分类所得税制还是显得左支右绌、弊端丛生；与之相比，综合所得税制却已然在世界多数国家落地生根、沿用百年了。
改革存观念和技术问题
实际上，个税走向混合所得税制的准备工作早已启动：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要求“具有年所得12万元以上等5种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在翟继光看来，这一要求是在帮助中国的纳税人形成报税习惯。“从根本上讲，混合所得税制仍然是以综合所得税制为基础的，每一个纳税人都要把自己的全年收入加总，做纳税申报。但如果突然推行，大家都没有报税的习惯，这个制度难以落地。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些比较富裕的人，让他们先形成报税的习惯，也是在为将来的个税改革打基础。”
而2011年个税改革前夕，全国人大也曾召集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和业内专家，讨论一步到位改成混合所得税制的可行性。“但是，税务局不知道谁和谁是夫妻关系，也不知道谁和谁是父母子女关系。”翟继光了解到：掌握前一项信息的民政局，自身信息化建设尚不到位，还有大量手写资料没有录入；掌握后一项信息的公安局则出于保密的考虑，不愿意与税务部门共享信息。可以说，个税改革进程缓慢，与这两大技术问题不无关系。
不过，技术问题真的是核心问题吗？要知道，早在1799年的英国，首相毕第为筹措战争经费，就临时开办了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到1842年，首相皮尔为弥补关税与消费税的不足，创收经常性质的所得税。100多年前，计算机还未被发明出来，外国也能解决技术问题，我国怎么反倒因此而裹足不前了呢？
“我想，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个税不是中国的主要税种。”翟继光指出，想做大的变革，必然要花很多成本，政府一定会考虑投入哪种改革更加划算。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7%，最高也未达到10%，所以并未得到国家的足够重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就一直这么修修补补过来了。今天的制度和1980年代相比，基本没有大变化。也难怪有的专家评论，我国的个税制度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没有纠正它，反而一直延续下来’。”
个税改革是时候了。
张三月薪10000元，除了工资薪金外别无收入，他需要缴纳322.7元的个人所得税；李四稿酬10000元，除此之外别无收入，按照规定，在减除2000元（20%）后，对剩余部分征收14%的个人所得税，也即1120元；王五月薪4000元、稿酬800元、劳务报酬800元、炒股所得4400元，由于炒股所得暂免征收个税，而其他各项收入又都在免征额之内，无需缴纳个税……
收入相同，税负迥异，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
还有，即便收入相同、纳税相同，有人“一人挣钱，全家花钱”，也有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在这种情况下，缴纳相同的所得税，反而有失公平。
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早已明晰，受访的财税专家、劳动经济学家和税法学家，不约而同地指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必须尽快从“分类所得税制”走向“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混合所得税制”，这也是早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确定下来的改革思路。遗憾的是，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旧事重提，10年过去仍未见改革大动作。
既然分项税问题重重，为什么我国最初会确立这样的制度？又为什么12年过去迟迟没有纠正？
图方便，孰料隐患重重
所谓分类所得税制（亦称“分项税”），是对同一纳税人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所得，按其所得的不同来源，分为不同类别的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等，并对各类所得按其各自的税率计算所得税的制度。与之相对应的，将纳税人的各种应税所得综合征收（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自行申报）的办法即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综合所得税制。
在改革开放号角刚刚吹响的上世纪80年代，为了吸引外资，全国人大于1980年和1981年匆忙确立了《个人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已废止）。同时，为了最大程度简化立法，1980年的个人所得税制设计并没有采取世界各国通行的“综合所得税制”，而是列出了几种收入来源，分类对其征收所得税。
其中规定：工资、薪金所得，按每月收入减除800元，对超过800元的部分纳税。但当时我国的居民月平均工资还不足80元，“所得”更是寥寥。实际上，这部税法设立初期的课税对象，是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员。80年代后期，才开始向国内居民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到1993年个税改革，上述两税与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这才形成了今天个人所得税制的基本框架。
“最开始立法的时候，别的国家都是综合税制，但我们觉得综合税制太复杂，而中国人的收入又很少，只是象征性地收一下，没有特别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翟继光说。
当时如何想象得到：时至今日，个税立法35年，增删修改6次，分类所得税制还是显得左支右绌、弊端丛生；与之相比，综合所得税制却已然在世界多数国家落地生根、沿用百年了。
改革存观念和技术问题
实际上，个税走向混合所得税制的准备工作早已启动：2007年国家税务总局发文要求“具有年所得12万元以上等5种情形之一的纳税人，应当按照规定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在翟继光看来，这一要求是在帮助中国的纳税人形成报税习惯。“从根本上讲，混合所得税制仍然是以综合所得税制为基础的，每一个纳税人都要把自己的全年收入加总，做纳税申报。但如果突然推行，大家都没有报税的习惯，这个制度难以落地。所以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些比较富裕的人，让他们先形成报税的习惯，也是在为将来的个税改革打基础。”
而2011年个税改革前夕，全国人大也曾召集财政部、税务总局等相关部门和业内专家，讨论一步到位改成混合所得税制的可行性。“但是，税务局不知道谁和谁是夫妻关系，也不知道谁和谁是父母子女关系。”翟继光了解到：掌握前一项信息的民政局，自身信息化建设尚不到位，还有大量手写资料没有录入；掌握后一项信息的公安局则出于保密的考虑，不愿意与税务部门共享信息。可以说，个税改革进程缓慢，与这两大技术问题不无关系。
不过，技术问题真的是核心问题吗？要知道，早在1799年的英国，首相毕第为筹措战争经费，就临时开办了个人所得税这个税种；到1842年，首相皮尔为弥补关税与消费税的不足，创收经常性质的所得税。100多年前，计算机还未被发明出来，外国也能解决技术问题，我国怎么反倒因此而裹足不前了呢？
“我想，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个税不是中国的主要税种。”翟继光指出，想做大的变革，必然要花很多成本，政府一定会考虑投入哪种改革更加划算。与此同时，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比例一直维持在6%-7%，最高也未达到10%，所以并未得到国家的足够重视。“我们的个人所得税，就一直这么修修补补过来了。今天的制度和1980年代相比，基本没有大变化。也难怪有的专家评论，我国的个税制度是‘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没有纠正它，反而一直延续下来’。”
个税改革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