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崇拜”的实质是人文信仰而非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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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程晓峰撰文《先秦的“圣人崇拜”与诸子之称“经”——兼论中国文化主流为人文信仰》指出,中国上古宗教是由天子、诸侯、宗子垄断祭祀权力的身份性宗教。处在这一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不可能发展宗教思想学说。而无缘进入这种宗教体系圈子中的人也不愿冒着“僭越”的巨大风险,去发展与其相关的宗教思想学说。为此,孔子及先秦诸子另辟蹊径倡导“圣人崇拜”。在先秦文献中,“圣人”概念包括掌握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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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C.K.Yang)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价值。本文以杨先生从求学到治学的人生历程为线索,在历史钩沉中重温了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肖巍、钱箭星撰文《“气候变化”:从科学到政治》指出,人类有关气候变化的认知逐渐成为一个科学问题。由于为了延缓气候变暖必须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排放权的分配便成为一个事关各国(国家集团)切身利益的政治问题,各国因此展开了艰难的博弈和谈判。气候谈判,实际上是全球范围碳排放资源的再分配,也是未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发展机会的再分配,进而涉及一系列政治问题:
李太淼、生秀东撰文《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意蕴》指出,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三化”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它是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推进新型农业现代化建设;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有利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伍新春、季娇撰文《科学家刻板印象:研究与启示》指出,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蕴含着科学研究的成果。科学研究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公众生活,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吕双伟撰文《论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指出,骈、散关系是中国古代非诗歌文章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不同时期,由于学术思想、文化背景、作家才情等的不同,导致对骈文的态度也不同。到了清代,在文学观念和学术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下,桐城派对骈文的态度因人而异、因时而变。
杨帆撰文《论国有资产改革必须超越左右翼》指出,关于“所有制”的争论,理论界左翼划不清“公有制”和“国有制”的界限,把国有制当成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理论界右翼认为私有制效率最高,主张全盘推行私有化。左右翼的思潮都很危险,都会引起中国大乱。我们急需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宏观调控机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进行全面的总结和理论创新。第一,从法律层面给“国有企业”定义。
曹信邦撰文《社会保障异化论》指出,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社会保障也日渐出现目标、功能异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泛经济化和泛政治化两个方面。社会保障泛经济化是指政府违背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发展规律而使社会保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蒋达勇、王金红撰文《反向民主对村民自治制度绩效的影响》指出,二十多年来,许多地方的村民自治实践不仅没有按照现代民主化治理的逻辑演进予以整体推进,反而或者因为着力于嵌入性民主制度的建构,忽视内生性基础制度的修复;或者集中于民主选举制度的完善,忽视其他民主制度的构建;或者因为在国家层面对一些基础性、共性的制度缺乏统一的构建,导致各地各部门无所适从、政出多门。
德性对于人的兴盛是必不可少的。没有道德德性,我们就不能实现从动物性理智到实践推理的转变,其次不能继续有推理的实践;如果不发展某种程度的德性,我们就不能适当地关怀和教育他人。所以,德性必须首先获得,然后才能维持在推理的实践之中。最后,我们在成为实践推理者之后,我们仍然需要他人的维护,这种需要同时也是一种对德性的需要。
胡希东撰文《“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实际是对1980年代之前文学史模式政治意识形态的突破,有文学史回归文学自身的倾向,但这一文学史命题的时间性,亦照样建筑在意识形态上。由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本身与政治的纠缠,它很难以纯文学姿态呈现于文学史叙述中,因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带来的文学史叙述并非真正回归了文学自身,而仅以时间维度而言,其本身即是一带悖论的意识形态文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