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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年前，一个风华正茂的小县城机关工作人员，在学习毛主席指示后自发采写的调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赏与亲笔批示，又经《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一花引来万花开。一项新制度随之在全国普遍推广，惠及亿万农民。他笔下的人物也从乡村医生平步青云，官居省卫生厅副厅长，那个诞生奇迹的小山村也因此名扬海内外。
他叫倪兵万，今年73岁，从1958年开始至1994年退休，一直在该县卫生局工作，并历任医政股股长、县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人称合作医疗的“活档案”。
创办试点：部分群众思想不通
收入减少：医务人员顾虑重重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即6.26指示)。当天，倪兵万正在县卫生局整理一份材料。当他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也显得十分激动和高兴。但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土家青年，心中不免也有一丝淡淡的忧虑和不安。
因为当时在中国广大农村，还没有一个科学规范的办法，能够真正解决好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6.26”指示的发出，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至于究竟如何去落实好、操作好，还有待于人们去不断探索。
于是，倪兵万当天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即兴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医疗卫生到农村，农民迈进健康门；具体措施到了位，看病才能有保证。”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针对毛主席的“6.26”指示发出这样的感慨，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胆识的。
湖北省长阳县（后改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局决定先在乐园公社进行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探索，选择一个生产大队创办合作医疗试点。
恰在这时，乐园公社出现麻疹流行病。县卫生局果断决定，立即派出由局长梅宏毅任组长，倪兵万、曾庆佩等人为成员的工作组，奔赴乐园，一边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扑灭疫情，一边开展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
一个机构体制的改革，一项新制度的兴起，不是一说就能办到的，它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创办合作医疗这样的新生事物，尽管绝大多数农民是大力支持的，但也有少数群众和医务人员，还存在着许多思想顾虑。
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成员迅速与公社干部一起，深入到各大队和生产队做工作，为创办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
伟大创举：在乐园公社横空出世
农民看病：每次只需五分钱挂号
1966年4月，刚从县“中医进修班”学成归来的覃祥官，被分配到乐园公社卫生所当医生，成了一名拿工资“吃皇粮”的国家公职人员。
但他在行医过程中，早就把群众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少农民因为无钱看病，不得不“小病拖大，大病拖垮”。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让质朴善良的覃祥官心痛不已。
覃祥官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向领导提出要求，自愿放弃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回到他家所在的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当一名不拿工资的“赤脚医生”。
他回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后，就开始日夜奔波思考，如何带头创办合作医疗？“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办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团结起来和疾病作斗争呢?”想到这里，覃祥官就迅速行动，与乐园公社卫生所所长覃万义等人一起，先逐户上门找农民征求意见，再到各生产队召开群众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和提高认识。
最后，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测算，覃祥官很快拿出了《杜家村大队合作办医疗实施草案》。其具体办法是：根据全大队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１元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再按照实际参加人数，从集体公益金中为每人交1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用再出钱了。
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依托，大队卫生室和生产队土药房都开辟药园，大量种植常用易植药物。
与此同时，由大队卫生室号召群众上山采药。群众将采回的草药交到卫生室，再由卫生室付钱或记工分。
覃祥官等人拿出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覃祥成、公社党委副书记肖锡政等人的支持，并受到县卫生局局长梅宏毅等领导的充分肯定。
1966年8月10日，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宣告成立。这一年，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在覃祥官的带领下，共集资300多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
1967年1月1日以后，乐园公社所属的6个大队，都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通过1967年1月的实践，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经费不仅没有超支，而且还节余了830多元，受到县卫生局的表扬。当时，乐园公社率先创办合作医疗的事迹，已经在省内小有名气。
心贴领袖：受启发自行下乡调查
独具慧眼：小人物写成惊世之作
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宣传工作中出现的“假、大、空”现象，及时作出了“综合宜少，典型宜多”的指示，提出要用先进的典型，来推动全国的各项工作。
恰在这时，《人民日报》于9月14日，在头版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市郊区实行教育改革和半农半医的经验。
倪兵万将那篇文章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认为这既是教育改革的典型，也是全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典型。
当天晚上，35岁的倪兵万又在那篇文章的启发下，开始琢磨乐园的合作医疗。他想：“我们国家刚解放十几年，目前依然很贫穷，尤其是几亿农民的看病吃药，至今也没有一个好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日夜操心的大事。”
“咱们乐园公社首创的合作医疗，通过两年的实践证明，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病吃药问题，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为什么不能将它总结出来，也弄一个典型，报告给毛主席呢?”
1968年10月4日，国庆节刚过，他给局里打了一声招呼，就约上本局同事曾庆佩和董孝松2人直奔乐园。经过20多天时间的奔波，他们跑遍了全公社6个大队、49个生产队的山山岭岭。在杜家村大队，人们一谈起合作医疗卫生室的“赤脚医生”覃祥官，个个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是毛主席培养的好战士。
倪兵万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典型人物。因而他们3人临时决定，在杜家村大队多呆一天，再继续走访群众和公社卫生所负责人，详细了解覃祥官放弃“铁饭碗”，主动回大队卫生室创办合作医疗的感人事迹。
回到县卫生局后，倪兵万就趁热打铁，经过3天时间的日夜加班，终于拿出了这次调查报告的初稿，题目是《农村卫生战线上的一朵鲜花》，副标题是《记乐园公社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按照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朱本正记者的指点，倪兵万又连夜加班，将这篇调查报告进行修改压缩。还把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覃祥官，作为重要典型人物加以突出，并通过贫下中农的语言，将其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梅宏毅局长还提议，将标题改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这样显得主题更突出、更直观。他还与县领导商定，将文章落款由“长阳县卫生局”改为“长阳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这样更易引起新闻媒体和上级领导的重视。
次日上午，倪兵万将油印好的20多份调查报告加盖“长阳县卫生局”的印章，分送到县革委会、县人武部等领导机关后，又亲自跑到邮电局，将稿件分别寄往党中央、国务院和卫生部、省革委会、省卫生厅等领导机关以及《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宜昌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
倪兵万说，他当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专门给毛主席也寄了一份调查报告，是委托中央办公厅转交的。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点报道
乐园经验：一夜之间红遍全国
1968年11月下旬，长阳县革委会突然接到《人民日报》社的电话，说他们收到一篇有关乐园合作医疗的稿件，将委托宜昌地区革委会派专人来进行核实。调查报告核实完毕之后，有关人员迅速将情况反馈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1968年12月4日下午，《人民日报》编辑部又给长阳县革委会打来电话，通报《人民日报》将在12月5日这一天，发表宜昌地区和长阳县“联合调查组”采写的有关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同时刊发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两个公社的讨论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作同步广播，请长阳县认真组织收听，并迅速反馈在《人民日报》见报后的意见。
1968年12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了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以及黄村、良乡两个公社的讨论意见上。
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语录“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作报眼，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件新事物”。
调查报告还称乐园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文中又特别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覃祥官，是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当天的《人民日报》还不惜版面，在头版和2版同时发表了北京郊区《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
凡人之作：深得毛泽东赞赏
亲笔批示：此件照办终解密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乐园公社的这篇调查报告后，社会上就一直盛传，说乐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抓的试点。不然的话，他不作出重要批示，乐园的合作医疗又怎么能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呢?
倪兵万寻思，这些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此后的37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多方求证毛主席批示的具体内容，以及《人民日报》发表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前因后果。
功夫不负苦心人。2005年10月，倪兵万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原来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早在1968年11月下旬，《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委托宜昌地区革委会核实的稿件后，就于同年11月27日至28日，先后派记者拿着这篇调查报告，来到北京市郊的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房山县良乡人民公社，分别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他们对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首创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通过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方向，是一种解决农村群众看病吃药难的好办法，值得在全国普遍推广。
座谈会结束之后，《人民日报》记者又迅速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出了《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并连夜报给了值班总编。
196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社又将最初由倪兵万所写的那篇调查报告，连同该报记者整理的《座谈会纪要》，一同上报给了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
1968年11月30日，姚文元专门给毛主席写书面请示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调查报告，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调查报告及座谈会情况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
当时，倪兵万寄给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的那份调查报告，主席办公室也已收到。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审阅后，认为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对解决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就呈报到毛主席案头，等待他老人家阅批。
恰在这时，毛主席也看了姚文元呈报的请示，尤其是看到附件中《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后兴奋不已，连声称赞，当即在书面请示的上方亲笔批示：“此件照办”，并在附件即倪兵万所写的调查报告上进行了圈阅。
2005年10月中旬，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分别给倪兵万来信，告诉了他毛主席批示乐园合作医疗的内容、过程和资料来源。
倪兵万的侄女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编导和记者，侄女婿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所以他如今得知的有些内幕，还是通过他们两人出面，找中央有关部门了解到的。
奉命赴京：起草国际会议报告
赤脚医生：海外介绍乐园经验
1976年5月初，湖北省卫生厅给长阳县卫生局打电话，点名让倪兵万迅速赶到省里，接受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世界卫生组织定于当年9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很多国家。我国政府也将派代表参加，还要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卫生部领导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决定，由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代表中国，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和乐园的合作医疗制度。
参加会议的报告，由湖北省卫生厅派专人到北京，在卫生部外事办公室的指导下，具体负责起草完成。
经过3易其稿，5次修改，历时28天时间，倪兵万终于完成了省卫生厅交给的任务。经过卫生部外事办领导初审，再报卫生部分管副部长终审，最后才将这个报告定稿，并翻译成中英两种文本。其名称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约有5100多字。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在会上，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近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的长篇报告。紧接着，他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们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国际官员和其他国家代表赞叹不已。
在马尼拉召开的那次世界卫生组织会议，历时45天。中国代表是会议主办方特意安排，唯一在主席台上作长篇报告并回答提问的。其余国家的代表，只准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而且不能超过10分钟。
最令中国代表难以忘怀的是，9月9日这一天，正当覃祥官在国际讲坛上作完报告，回答各国代表提问刚一结束时，忽然工作人员递给覃祥官一张字条，上面用中文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今日在北京逝世，会议暂停”。
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就以鄂发[1976]20号文件，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此时他刚好43岁。
就这样，覃祥官从一个肩挎药箱、走乡串户的“赤脚医生”，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名副厅级干部。由于他坚持不将户口和家属迁往省城，依然吃的是农村口粮，挣的是大队工分，所以人们称他为“农民厅长”。他曾经作为“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应邀到北京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并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编辑：陈畅鸣
他叫倪兵万，今年73岁，从1958年开始至1994年退休，一直在该县卫生局工作，并历任医政股股长、县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人称合作医疗的“活档案”。
创办试点：部分群众思想不通
收入减少：医务人员顾虑重重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作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即6.26指示)。当天，倪兵万正在县卫生局整理一份材料。当他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后，也显得十分激动和高兴。但经过冷静思考之后，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土家青年，心中不免也有一丝淡淡的忧虑和不安。
因为当时在中国广大农村，还没有一个科学规范的办法，能够真正解决好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6.26”指示的发出，只是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至于究竟如何去落实好、操作好，还有待于人们去不断探索。
于是，倪兵万当天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即兴写下了这样的感受：“医疗卫生到农村，农民迈进健康门；具体措施到了位，看病才能有保证。”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要针对毛主席的“6.26”指示发出这样的感慨，是需要很大勇气和胆识的。
湖北省长阳县（后改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局决定先在乐园公社进行农村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探索，选择一个生产大队创办合作医疗试点。
恰在这时，乐园公社出现麻疹流行病。县卫生局果断决定，立即派出由局长梅宏毅任组长，倪兵万、曾庆佩等人为成员的工作组，奔赴乐园，一边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扑灭疫情，一边开展合作医疗的试点工作。
一个机构体制的改革，一项新制度的兴起，不是一说就能办到的，它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对于创办合作医疗这样的新生事物，尽管绝大多数农民是大力支持的，但也有少数群众和医务人员，还存在着许多思想顾虑。
针对这种情况，工作组成员迅速与公社干部一起，深入到各大队和生产队做工作，为创办合作医疗试点工作奠定了基础。
伟大创举：在乐园公社横空出世
农民看病：每次只需五分钱挂号
1966年4月，刚从县“中医进修班”学成归来的覃祥官，被分配到乐园公社卫生所当医生，成了一名拿工资“吃皇粮”的国家公职人员。
但他在行医过程中，早就把群众疾苦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少农民因为无钱看病，不得不“小病拖大，大病拖垮”。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让质朴善良的覃祥官心痛不已。
覃祥官经过深思熟虑，毅然向领导提出要求，自愿放弃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回到他家所在的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当一名不拿工资的“赤脚医生”。
他回到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后，就开始日夜奔波思考，如何带头创办合作医疗？“我们为什么不能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办医疗，依靠集体力量，团结起来和疾病作斗争呢?”想到这里，覃祥官就迅速行动，与乐园公社卫生所所长覃万义等人一起，先逐户上门找农民征求意见，再到各生产队召开群众座谈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和提高认识。
最后，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测算，覃祥官很快拿出了《杜家村大队合作办医疗实施草案》。其具体办法是：根据全大队社员历年来的医疗情况、用药水平，确定每人每年交１元合作医疗费，每个生产队再按照实际参加人数，从集体公益金中为每人交1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社员每次看病只需交5分钱的挂号费，吃药就不用再出钱了。
同时，以“三土”（土医、土药、土药房）、“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用）为依托，大队卫生室和生产队土药房都开辟药园，大量种植常用易植药物。
与此同时，由大队卫生室号召群众上山采药。群众将采回的草药交到卫生室，再由卫生室付钱或记工分。
覃祥官等人拿出的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覃祥成、公社党委副书记肖锡政等人的支持，并受到县卫生局局长梅宏毅等领导的充分肯定。
1966年8月10日，我国第一个规范化的农村合作医疗试点——“长阳县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宣告成立。这一年，杜家村大队卫生室在覃祥官的带领下，共集资300多元，作为合作医疗基金。
1967年1月1日以后，乐园公社所属的6个大队，都普遍实行了合作医疗。通过1967年1月的实践，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经费不仅没有超支，而且还节余了830多元，受到县卫生局的表扬。当时，乐园公社率先创办合作医疗的事迹，已经在省内小有名气。
心贴领袖：受启发自行下乡调查
独具慧眼：小人物写成惊世之作
1968年下半年，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宣传工作中出现的“假、大、空”现象，及时作出了“综合宜少，典型宜多”的指示，提出要用先进的典型，来推动全国的各项工作。
恰在这时，《人民日报》于9月14日，在头版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调查报告，介绍了上海市郊区实行教育改革和半农半医的经验。
倪兵万将那篇文章反复读了好几遍，他认为这既是教育改革的典型，也是全国医疗卫生改革的典型。
当天晚上，35岁的倪兵万又在那篇文章的启发下，开始琢磨乐园的合作医疗。他想：“我们国家刚解放十几年，目前依然很贫穷，尤其是几亿农民的看病吃药，至今也没有一个好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日夜操心的大事。”
“咱们乐园公社首创的合作医疗，通过两年的实践证明，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病吃药问题，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吗?为什么不能将它总结出来，也弄一个典型，报告给毛主席呢?”
1968年10月4日，国庆节刚过，他给局里打了一声招呼，就约上本局同事曾庆佩和董孝松2人直奔乐园。经过20多天时间的奔波，他们跑遍了全公社6个大队、49个生产队的山山岭岭。在杜家村大队，人们一谈起合作医疗卫生室的“赤脚医生”覃祥官，个个都竖起大拇指，称他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白求恩”，是毛主席培养的好战士。
倪兵万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典型人物。因而他们3人临时决定，在杜家村大队多呆一天，再继续走访群众和公社卫生所负责人，详细了解覃祥官放弃“铁饭碗”，主动回大队卫生室创办合作医疗的感人事迹。
回到县卫生局后，倪兵万就趁热打铁，经过3天时间的日夜加班，终于拿出了这次调查报告的初稿，题目是《农村卫生战线上的一朵鲜花》，副标题是《记乐园公社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
按照湖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朱本正记者的指点，倪兵万又连夜加班，将这篇调查报告进行修改压缩。还把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覃祥官，作为重要典型人物加以突出，并通过贫下中农的语言，将其誉为“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梅宏毅局长还提议，将标题改为《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这样显得主题更突出、更直观。他还与县领导商定，将文章落款由“长阳县卫生局”改为“长阳县革命委员会调查组”，这样更易引起新闻媒体和上级领导的重视。
次日上午，倪兵万将油印好的20多份调查报告加盖“长阳县卫生局”的印章，分送到县革委会、县人武部等领导机关后，又亲自跑到邮电局，将稿件分别寄往党中央、国务院和卫生部、省革委会、省卫生厅等领导机关以及《人民日报》、《湖北日报》、《宜昌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
倪兵万说，他当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专门给毛主席也寄了一份调查报告，是委托中央办公厅转交的。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重点报道
乐园经验：一夜之间红遍全国
1968年11月下旬，长阳县革委会突然接到《人民日报》社的电话，说他们收到一篇有关乐园合作医疗的稿件，将委托宜昌地区革委会派专人来进行核实。调查报告核实完毕之后，有关人员迅速将情况反馈给了《人民日报》编辑部。
1968年12月4日下午，《人民日报》编辑部又给长阳县革委会打来电话，通报《人民日报》将在12月5日这一天，发表宜昌地区和长阳县“联合调查组”采写的有关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同时刊发北京郊区黄村、良乡两个公社的讨论意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作同步广播，请长阳县认真组织收听，并迅速反馈在《人民日报》见报后的意见。
1968年12月4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国新闻联播”节目中，广播了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的调查报告以及黄村、良乡两个公社的讨论意见上。
12月5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语录“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作报眼，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并加了《编者按》，称“合作医疗制度是一件新事物”。
调查报告还称乐园公社“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合作医疗制度，成功地解决了贫下中农看病吃药确保健康的问题”。文中又特别提到，共产党员、杜家村大队赤脚医生覃祥官，是一位“忠心耿耿为人民”的“白求恩式的好医生”。
当天的《人民日报》还不惜版面，在头版和2版同时发表了北京郊区《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
凡人之作：深得毛泽东赞赏
亲笔批示：此件照办终解密
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乐园公社的这篇调查报告后，社会上就一直盛传，说乐园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抓的试点。不然的话，他不作出重要批示，乐园的合作医疗又怎么能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呢?
倪兵万寻思，这些传说绝不是空穴来风。在此后的37年时间里，他一直在多方求证毛主席批示的具体内容，以及《人民日报》发表乐园公社合作医疗的前因后果。
功夫不负苦心人。2005年10月，倪兵万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原来事情的内幕是这样的：
早在1968年11月下旬，《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委托宜昌地区革委会核实的稿件后，就于同年11月27日至28日，先后派记者拿着这篇调查报告，来到北京市郊的大兴县黄村人民公社、房山县良乡人民公社，分别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他们对湖北省长阳县乐园人民公社首创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通过座谈，大家一致认为，合作医疗是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方向，是一种解决农村群众看病吃药难的好办法，值得在全国普遍推广。
座谈会结束之后，《人民日报》记者又迅速根据大家的发言，整理出了《黄村、良乡公社对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贫下中农、农村基层干部、公社医务人员座谈会纪要》，并连夜报给了值班总编。
1968年11月29日，《人民日报》社又将最初由倪兵万所写的那篇调查报告，连同该报记者整理的《座谈会纪要》，一同上报给了当时主管全国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
1968年11月30日，姚文元专门给毛主席写书面请示说，关于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的一篇调查报告，经核实后，又拿到北京郊区开了两次座谈会，也整理了一个材料。“可否过两天将按语、调查报告及座谈会情况同时见报，展开讨论，请批示”。
当时，倪兵万寄给中央办公厅转呈毛主席的那份调查报告，主席办公室也已收到。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审阅后，认为乐园公社合作医疗制度，对解决农民看病吃药难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好办法，于是就呈报到毛主席案头，等待他老人家阅批。
恰在这时，毛主席也看了姚文元呈报的请示，尤其是看到附件中《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调查报告后兴奋不已，连声称赞，当即在书面请示的上方亲笔批示：“此件照办”，并在附件即倪兵万所写的调查报告上进行了圈阅。
2005年10月中旬，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分别给倪兵万来信，告诉了他毛主席批示乐园合作医疗的内容、过程和资料来源。
倪兵万的侄女是中央电视台的资深编导和记者，侄女婿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所以他如今得知的有些内幕，还是通过他们两人出面，找中央有关部门了解到的。
奉命赴京：起草国际会议报告
赤脚医生：海外介绍乐园经验
1976年5月初，湖北省卫生厅给长阳县卫生局打电话，点名让倪兵万迅速赶到省里，接受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世界卫生组织定于当年9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很多国家。我国政府也将派代表参加，还要在大会上作专题报告。卫生部领导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专门开会研究决定，由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代表中国，在这次国际会议上作报告，介绍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和乐园的合作医疗制度。
参加会议的报告，由湖北省卫生厅派专人到北京，在卫生部外事办公室的指导下，具体负责起草完成。
经过3易其稿，5次修改，历时28天时间，倪兵万终于完成了省卫生厅交给的任务。经过卫生部外事办领导初审，再报卫生部分管副部长终审，最后才将这个报告定稿，并翻译成中英两种文本。其名称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约有5100多字。
1976年9月上旬，“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隆重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
在会上，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赤脚医生”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用近半天时间作了题为《中国农村的基层卫生工作》的长篇报告。紧接着，他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世界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们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那些国际官员和其他国家代表赞叹不已。
在马尼拉召开的那次世界卫生组织会议，历时45天。中国代表是会议主办方特意安排，唯一在主席台上作长篇报告并回答提问的。其余国家的代表，只准在自己的座位上发言，而且不能超过10分钟。
最令中国代表难以忘怀的是，9月9日这一天，正当覃祥官在国际讲坛上作完报告，回答各国代表提问刚一结束时，忽然工作人员递给覃祥官一张字条，上面用中文写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今日在北京逝世，会议暂停”。
覃祥官从菲律宾开会归来，中共湖北省委就以鄂发[1976]20号文件，任命他为省卫生厅副厅长、厅党委委员，此时他刚好43岁。
就这样，覃祥官从一个肩挎药箱、走乡串户的“赤脚医生”，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名副厅级干部。由于他坚持不将户口和家属迁往省城，依然吃的是农村口粮，挣的是大队工分，所以人们称他为“农民厅长”。他曾经作为“合作医疗创始人”和“全国赤脚医生代表”，应邀到北京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并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编辑：陈畅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