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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周日晚上八点钟，武汉市江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制科的灯还亮着。值班的流调队员在打电话，询问一位医生感染新冠肺炎之后的康复情况。“流调”是流行病学调查的简称，是传染病防控的关键环节。
江汉区疾控与此次疫情的“风暴眼”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接到并调查全武汉第一次上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处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现的早期疫情，在武汉疫情中的一些重要环节，该机构都承担了基础工作。
江汉疾控没有独立的行政楼，和它的上级单位江汉区卫健局一起办公。防制科位于三层，本来有8个编制，其中两位选择重新考取公务员，去了待遇更好的单位。现在，科室里还剩6人，包括4名女性，及38岁的科长王文勇。人手不够，一些没有公共卫生背景的编外人員也纳入到流调工作中，负责消毒、送样等工作。
从最初发现疫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王文勇自认为尽职尽责，每一步都符合上级部门的要求和操作规范。但此前的一篇新闻报道引发了外界对于江汉疾控中心的质疑，其中涉及到王文勇，迄今他还对此感到苦恼。
王文勇的困惑也是许多基层疾控中心的写照，只是这一次，他们被卷入了风暴中心。外界对疫情报告、应对的各种质疑的背后，是基层疾控人员无处不在却又近乎失语的尴尬处境。
2019年12月27日，对于王文勇来说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王文勇接到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报告，说收治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发热病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叫湖北省新华医院，离江汉疾控只有1公里。王文勇4点钟到达医院采样，6点钟离开。
当晚，王文勇和他的同事们忙着对样本进行检测，甲乙流做出来都是阴性。他们将结果告知了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值班医生，表示会在第二天一早到市疾控中心进行其他病原的检测。第二天是周末，样本送到了武汉市疾控中心，那里的实验室进行了二十多种病原检测，还是阴性。
“当时我们都挺谨慎的，觉得很奇怪，猜测可能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病原体导致的聚集性感染。因为当时患病的是一家三口，很明显有传染性。我们一开始想是不是流感，那段时间流感很多。”王文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去年12月29日下午，王文勇接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卫科的报告，该院急诊科接诊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发热病人。王文勇回忆，接到报告后，自己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疾控中心主任，主任回复他说，还是先去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那里又报告了发热病人，需要流调队员去处理。
于是，王文勇给市中心医院回复说，等处理完手边的疫情再联系。那天是一个星期日。王文勇正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来不及找车子，时间是下午3点，他将孩子放在了单位，带着防护装备，骑电动车赶到了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金小毛与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也已经赶到了现场。随后，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这批病人，就被转运到金银潭医院进行治疗。而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张继先也在后来被认为是“上报疫情第一人”。
下午6点，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疫情处理结束，王文勇和同事回到单位，继续整理资料，并叫了盒饭。与此同时，他联系了市疾控中心主任金小毛，表示市中心医院的病例比较多，询问是否可以派兄弟区的流调队员去现场援助。市疾控打电话给东西湖区疾控中心，请他们增派人手。
当晚8点，王文勇和同事赶到中心医院，随后东西湖区疾控中心也来到现场。10点钟，他们处理完疫情，采集了样本。随后，样本也被送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去做进一步检测。
2020年1月3日，中心医院再次给王文勇打电话，询问上报的事情。江汉疾控询问了市卫健局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防控手册正在拟定，马上就会下发到区疾控中心。王文勇将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医院。第二天，防控手册发了下来。
也正是从1月初开始，上报不明原因肺炎变得更加严格，程序繁琐。首先需要医院进行会诊，形成一个会诊报告，汇报到区卫健委的医政科。医政科再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无法排除的话，则汇报到市里，如果市里也无法排除，则汇报到省里。省市都无法排除的话，才能上报不明原因肺炎。
1月10日左右，武汉市中心医院又报告了一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王文勇发现有一例患者没有会诊单，向医院询问原因，被告知没有会诊资料。王文勇给医院打电话，表示这不符合报告流程，提出将患者的情况从不明原因肺炎修改为其他病例。
3月24日，武汉汉口江滩重新开放第二天，市民得以到江边放松，他们当中很多人已经两个月没出过门。摄影/南方都市报张志韬
“当时市里已经跟我们说了，你们还是要指导医院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与报告，要‘谨慎报告’，现在来看，可能当时是不对的，但是的确是有这么个要求。这个是上面的政策，我们也不好说太多。因为我们疾控其实没有所谓的权力，就是按要求办事。什么时候上面又有什么要求了，我们还是只能按照要求做，不能说按照自己的来。”王文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后来被披露出来的一份情况说明中，市中心医院公卫科简述了王文勇的修改意见。他觉得有苦难言，认为这份说明脱离了前后语境，有断章取义之嫌。夹在上级的行政命令与医院之间，疾控中心的位置愈发尴尬。
“每一例病例都是按照要求处置的，而且这些信息，不是说没有通过网络直报，上面就不知道。你通过电话报告，把信息传过来，我们及时对每一例病例进行调查，采样送检，让他们做好防控。这些我们都指导了，市里也知道，省里专家都在，报给我们，市里就知道了。”王文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江汉疾控卷入风暴的时候，武汉市各区也陆续接到了市里的通知，包括长江对岸的洪山区。
“有限人传人，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是我们觉得，肺部的传染病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传染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哪有不传染的，只是说传播力强弱不同。一般来说，只要是发现有肺炎的，都是把它当做有传染性来对待，都是要隔离的。”洪山疾控中心主任李新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疾病有这么狠，他们专家也没有预料到，否则不会那么说。我们在基层，在1月初这边的病例还很少，也没有参与病例追踪，不清楚这个病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强，肯定还是相信领导和专家的意见，要跟上面保持一致。”李新跃回忆说。
洪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位于一座不起眼的低矮建筑里，看起来跟普通居民楼没有多少区别。顶楼的平台上，晾晒着被单和衣物，疫情发生以来，疾控中心的部分人员住进了附近的隔离酒店，还有一部分就住在这座办公楼里。
洪山疾控之前的办公条件要好很多。2017年，原来的办公楼被政府征作它用，他们只好“暂时”挪到现在的地点。据中心主任李跃新介绍，这样的局面还要持续至少两年。楼道的墙面上挂着孙思邈和张仲景等古代中医名家的画像。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在中医的话语体系中，伤寒是外感病的总称，其中包括瘟疫。
李新跃已经在这里待了36年，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了。1984年，他从公共卫生专业毕业，成为这里的一名科员，后来和王文勇一样，也成了传染病防治科科长。那时单位的名字还是洪山区卫生防疫站。当时大众对于公共卫生没有多少概念，以为防疫站就是打疫苗的地方，顶多再组织点公共卫生活动。
2002年，中国实施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原本沿袭苏联模式的卫生防疫站开始功能分离，变成卫生监督所（局）和疾控中心，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当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结果年底就遇到了SARS暴发。
“疾控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别人都不懂它究竟是干什么的，结果赶上了‘非典’，地位一下子就提上来了，国家对疾控中心很重视。我们原来的大楼建得很好，也是‘非典’之后给配的。”李新跃说。
同样是在2003年，李新跃升任洪山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可以说见证了疾控中心“存在感”最强的时候。当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4年，卫生部出台《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同样是在这一年，耗资7.3亿元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开始启动，一度被外界给予厚望。
2013年，李新跃成为中心主任，这是另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就在李新跃上任之前，国务院推行了事业单位改革，要求疾控部门不得開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本那些体检和社会检测的营收渠道被堵死，疾控人员收入陡降。政策的变动波及到基层疾控部门，便引发了一场海啸。
在待遇下降的同时，基层疾控中心的职能范围却在不断扩大，劳动卫生、职业卫生和学校卫生都纳入进来。按照国家规定，辖区内的常住人口每1万人应配备1～1.2名疾控人员。以洪山区为例，常住人口超过110万，最低也应该配备110名编制内人员。但现实是，洪山疾控的编制只有65个。
为了应对繁杂的事务，洪山疾控请了一些临聘人员，不稳定，还需要自筹一部分资金。即使是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待遇也很差。经常有疾控部门的人员选择再次考公务员，去年，洪山疾控就有一名科员考到了海南三亚。留不住人，有专业背景的人手不够，是许多基层疾控部门都面临的窘境。
“我们疾控中心没有任何权限，就是个技术指导部门，但是责任蛮大的，什么事都找我们。虽然我们负责提建议，但是说实话，提的建议很多都到不了领导那儿，毕竟只是个科级单位。可要是哪一块出了问题，就会说我们工作不到位。” 这次新冠疫情，让李新跃对疾控部门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出了大事情之后，地位就提高了，然后慢慢地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政府的重心就开始向别的方面偏移。其实这些年的改革，都是在弱化疾控的权力。”
在新冠疫情中，洪山疾控又面临着减员的新困境。1月23日前后，也就是武汉开始封城的那段时间，负责流调的10名队员中，有4人核酸检查呈阳性，在大年初一住院治疗。中心主任李新跃估计，队员们应该就是在做流调的时候感染的。
3月12日，武汉中心医院的核酸检测处，摄影/解放日报赖鑫琳
流调队员们出现在每一个已经有或者可能有疫情的场所。定点医院、农贸市场、养老院和看守所，如此等等。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疾控中心要确定患者过去14天的行动轨迹，以及所有的密集接触者，对他们进行管理。
这并不容易。“的确就像侦探一样，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是隐私，或是做了一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就会有抵触情绪，怎么也不开口，有时候只能求助公安，利用刑侦手段，但是也不能经常找公安。有的人不接我们电话，或是直接留了假的号码。”李新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开始的时候，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防控重点。洪山区有着武汉市最大的集贸市场，疾控中心需要派人到现场进行消杀的指导。当地的物业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面对疾控中心提供的消毒水调配比例，常常摸不着头脑。疾控中心不得不换了更通俗的语言，直接告诉对方多少斤水，兑上多少斤消毒液。
看守所和养老院的调查与消杀工作同样任务艰巨。据李新跃介绍，部分监管场所的病例很多，常常是狱警输入进来，空间又相对封闭，有的地方一个房间里住二十多个人，“一传那就不得了”。很多养老院也是这样，护工经常进出，“一查一大片”。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李新跃才和外地疾控队一起，到洪山看守所做了风险评估。
除了这些场所，患者去世之后，病房或家里都需要进行消杀，疾控队员们还可能遇到家属的情绪问题。“好多家里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都是我们派人去消杀。我们发现，现在辖区内很多居民的心理问题得不到排解，尤其是病人和密接者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甚至自杀的也比以前多了一些。”李新跃说。
接受采访的时候，洪山疾控的一名司机来办公室请假，最近疫情趋于稳定，终于有了调休的可能。
而在深夜十点钟的江汉区疾控中心，王文勇感觉轻松了一点，虽然他的脸上仍然可以看出长期超负荷工作导致的那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一位同事准备下班回家，打不到车，王文勇充当司机，他要保证每个队员有足够的精力应对第二天的工作。
眼下，随着武汉市“复工复产”的计划提上日程，疾控中心的任务仍然艰巨，他们需要对全市的各类场所进行调查和防控。而这场疫情究竟会给这些基层疾控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仍然是未知数。
江汉区疾控与此次疫情的“风暴眼”华南海鲜市场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接到并调查全武汉第一次上报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处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与武汉市中心医院发现的早期疫情，在武汉疫情中的一些重要环节，该机构都承担了基础工作。
江汉疾控没有独立的行政楼，和它的上级单位江汉区卫健局一起办公。防制科位于三层，本来有8个编制，其中两位选择重新考取公务员，去了待遇更好的单位。现在，科室里还剩6人，包括4名女性，及38岁的科长王文勇。人手不够，一些没有公共卫生背景的编外人員也纳入到流调工作中，负责消毒、送样等工作。
从最初发现疫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王文勇自认为尽职尽责，每一步都符合上级部门的要求和操作规范。但此前的一篇新闻报道引发了外界对于江汉疾控中心的质疑，其中涉及到王文勇，迄今他还对此感到苦恼。
王文勇的困惑也是许多基层疾控中心的写照，只是这一次，他们被卷入了风暴中心。外界对疫情报告、应对的各种质疑的背后，是基层疾控人员无处不在却又近乎失语的尴尬处境。
青萍之末
2019年12月27日，对于王文勇来说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日。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王文勇接到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报告，说收治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发热病人。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也叫湖北省新华医院，离江汉疾控只有1公里。王文勇4点钟到达医院采样，6点钟离开。
当晚，王文勇和他的同事们忙着对样本进行检测，甲乙流做出来都是阴性。他们将结果告知了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值班医生，表示会在第二天一早到市疾控中心进行其他病原的检测。第二天是周末，样本送到了武汉市疾控中心，那里的实验室进行了二十多种病原检测，还是阴性。
“当时我们都挺谨慎的，觉得很奇怪，猜测可能是某种我们不知道的病原体导致的聚集性感染。因为当时患病的是一家三口，很明显有传染性。我们一开始想是不是流感，那段时间流感很多。”王文勇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
去年12月29日下午，王文勇接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公卫科的报告，该院急诊科接诊了4例来自华南海鲜批发市场的发热病人。王文勇回忆，接到报告后，自己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疾控中心主任，主任回复他说，还是先去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那里又报告了发热病人，需要流调队员去处理。
于是，王文勇给市中心医院回复说，等处理完手边的疫情再联系。那天是一个星期日。王文勇正和自己的孩子在一起。来不及找车子，时间是下午3点，他将孩子放在了单位，带着防护装备，骑电动车赶到了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疾控中心主任金小毛与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也已经赶到了现场。随后，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这批病人，就被转运到金银潭医院进行治疗。而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张继先也在后来被认为是“上报疫情第一人”。
下午6点，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疫情处理结束，王文勇和同事回到单位，继续整理资料，并叫了盒饭。与此同时，他联系了市疾控中心主任金小毛，表示市中心医院的病例比较多，询问是否可以派兄弟区的流调队员去现场援助。市疾控打电话给东西湖区疾控中心，请他们增派人手。
当晚8点，王文勇和同事赶到中心医院，随后东西湖区疾控中心也来到现场。10点钟，他们处理完疫情，采集了样本。随后，样本也被送到武汉市疾控中心去做进一步检测。
2020年1月3日，中心医院再次给王文勇打电话，询问上报的事情。江汉疾控询问了市卫健局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防控手册正在拟定，马上就会下发到区疾控中心。王文勇将这个意见转达给了医院。第二天，防控手册发了下来。
也正是从1月初开始，上报不明原因肺炎变得更加严格，程序繁琐。首先需要医院进行会诊，形成一个会诊报告，汇报到区卫健委的医政科。医政科再组织专家进行会诊，无法排除的话，则汇报到市里，如果市里也无法排除，则汇报到省里。省市都无法排除的话，才能上报不明原因肺炎。
1月10日左右，武汉市中心医院又报告了一批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王文勇发现有一例患者没有会诊单，向医院询问原因，被告知没有会诊资料。王文勇给医院打电话，表示这不符合报告流程，提出将患者的情况从不明原因肺炎修改为其他病例。
“当时市里已经跟我们说了，你们还是要指导医院做好不明原因肺炎的诊断与报告，要‘谨慎报告’，现在来看，可能当时是不对的，但是的确是有这么个要求。这个是上面的政策，我们也不好说太多。因为我们疾控其实没有所谓的权力，就是按要求办事。什么时候上面又有什么要求了，我们还是只能按照要求做，不能说按照自己的来。”王文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后来被披露出来的一份情况说明中，市中心医院公卫科简述了王文勇的修改意见。他觉得有苦难言，认为这份说明脱离了前后语境，有断章取义之嫌。夹在上级的行政命令与医院之间，疾控中心的位置愈发尴尬。
“每一例病例都是按照要求处置的，而且这些信息，不是说没有通过网络直报，上面就不知道。你通过电话报告，把信息传过来，我们及时对每一例病例进行调查，采样送检，让他们做好防控。这些我们都指导了，市里也知道，省里专家都在，报给我们，市里就知道了。”王文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江汉疾控卷入风暴的时候，武汉市各区也陆续接到了市里的通知，包括长江对岸的洪山区。
“有限人传人，这是上面定的调子。但是我们觉得，肺部的传染病肯定是多多少少会有传染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哪有不传染的，只是说传播力强弱不同。一般来说，只要是发现有肺炎的，都是把它当做有传染性来对待，都是要隔离的。”洪山疾控中心主任李新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疾病有这么狠，他们专家也没有预料到，否则不会那么说。我们在基层，在1月初这边的病例还很少，也没有参与病例追踪，不清楚这个病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强，肯定还是相信领导和专家的意见，要跟上面保持一致。”李新跃回忆说。
办公楼变迁背后
洪山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位于一座不起眼的低矮建筑里，看起来跟普通居民楼没有多少区别。顶楼的平台上，晾晒着被单和衣物，疫情发生以来，疾控中心的部分人员住进了附近的隔离酒店，还有一部分就住在这座办公楼里。
洪山疾控之前的办公条件要好很多。2017年，原来的办公楼被政府征作它用，他们只好“暂时”挪到现在的地点。据中心主任李跃新介绍，这样的局面还要持续至少两年。楼道的墙面上挂着孙思邈和张仲景等古代中医名家的画像。张仲景著有《伤寒杂病论》，在中医的话语体系中，伤寒是外感病的总称，其中包括瘟疫。
李新跃已经在这里待了36年，再干两年，就可以退休了。1984年，他从公共卫生专业毕业，成为这里的一名科员，后来和王文勇一样，也成了传染病防治科科长。那时单位的名字还是洪山区卫生防疫站。当时大众对于公共卫生没有多少概念，以为防疫站就是打疫苗的地方，顶多再组织点公共卫生活动。
2002年，中国实施了公共卫生体制改革。原本沿袭苏联模式的卫生防疫站开始功能分离，变成卫生监督所（局）和疾控中心，行政权自此被分割出去。当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成立，结果年底就遇到了SARS暴发。
“疾控中心刚成立的时候，别人都不懂它究竟是干什么的，结果赶上了‘非典’，地位一下子就提上来了，国家对疾控中心很重视。我们原来的大楼建得很好，也是‘非典’之后给配的。”李新跃说。
同样是在2003年，李新跃升任洪山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可以说见证了疾控中心“存在感”最强的时候。当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04年，卫生部出台《关于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若干规定》。同样是在这一年，耗资7.3亿元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开始启动，一度被外界给予厚望。
2013年，李新跃成为中心主任，这是另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就在李新跃上任之前，国务院推行了事业单位改革，要求疾控部门不得開展服务性的、收费的项目，原本那些体检和社会检测的营收渠道被堵死，疾控人员收入陡降。政策的变动波及到基层疾控部门，便引发了一场海啸。
在待遇下降的同时，基层疾控中心的职能范围却在不断扩大，劳动卫生、职业卫生和学校卫生都纳入进来。按照国家规定，辖区内的常住人口每1万人应配备1～1.2名疾控人员。以洪山区为例，常住人口超过110万，最低也应该配备110名编制内人员。但现实是，洪山疾控的编制只有65个。
为了应对繁杂的事务，洪山疾控请了一些临聘人员，不稳定，还需要自筹一部分资金。即使是编制内的工作人员，待遇也很差。经常有疾控部门的人员选择再次考公务员，去年，洪山疾控就有一名科员考到了海南三亚。留不住人，有专业背景的人手不够，是许多基层疾控部门都面临的窘境。
“我们疾控中心没有任何权限，就是个技术指导部门，但是责任蛮大的，什么事都找我们。虽然我们负责提建议，但是说实话，提的建议很多都到不了领导那儿，毕竟只是个科级单位。可要是哪一块出了问题，就会说我们工作不到位。” 这次新冠疫情，让李新跃对疾控部门的处境有了新的认识，“出了大事情之后，地位就提高了，然后慢慢地好像没什么意义一样，政府的重心就开始向别的方面偏移。其实这些年的改革，都是在弱化疾控的权力。”
倒下的排头兵
在新冠疫情中，洪山疾控又面临着减员的新困境。1月23日前后，也就是武汉开始封城的那段时间，负责流调的10名队员中，有4人核酸检查呈阳性，在大年初一住院治疗。中心主任李新跃估计，队员们应该就是在做流调的时候感染的。
流调队员们出现在每一个已经有或者可能有疫情的场所。定点医院、农贸市场、养老院和看守所，如此等等。做流行病学调查的时候，疾控中心要确定患者过去14天的行动轨迹，以及所有的密集接触者，对他们进行管理。
这并不容易。“的确就像侦探一样，要把来龙去脉搞清楚，但是有些人觉得这是隐私，或是做了一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情，就会有抵触情绪，怎么也不开口，有时候只能求助公安，利用刑侦手段，但是也不能经常找公安。有的人不接我们电话，或是直接留了假的号码。”李新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开始的时候，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是防控重点。洪山区有着武汉市最大的集贸市场，疾控中心需要派人到现场进行消杀的指导。当地的物业部门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面对疾控中心提供的消毒水调配比例，常常摸不着头脑。疾控中心不得不换了更通俗的语言，直接告诉对方多少斤水，兑上多少斤消毒液。
看守所和养老院的调查与消杀工作同样任务艰巨。据李新跃介绍，部分监管场所的病例很多，常常是狱警输入进来，空间又相对封闭，有的地方一个房间里住二十多个人，“一传那就不得了”。很多养老院也是这样，护工经常进出，“一查一大片”。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李新跃才和外地疾控队一起，到洪山看守所做了风险评估。
除了这些场所，患者去世之后，病房或家里都需要进行消杀，疾控队员们还可能遇到家属的情绪问题。“好多家里因为新冠肺炎去世的，都是我们派人去消杀。我们发现，现在辖区内很多居民的心理问题得不到排解，尤其是病人和密接者这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甚至自杀的也比以前多了一些。”李新跃说。
接受采访的时候，洪山疾控的一名司机来办公室请假，最近疫情趋于稳定，终于有了调休的可能。
而在深夜十点钟的江汉区疾控中心，王文勇感觉轻松了一点，虽然他的脸上仍然可以看出长期超负荷工作导致的那种挥之不去的疲惫感。一位同事准备下班回家，打不到车，王文勇充当司机，他要保证每个队员有足够的精力应对第二天的工作。
眼下，随着武汉市“复工复产”的计划提上日程，疾控中心的任务仍然艰巨，他们需要对全市的各类场所进行调查和防控。而这场疫情究竟会给这些基层疾控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仍然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