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写好《亚姝》后，我发给一位写作的朋友看。他猜这一定是我真实经历过的人和事。完全正确。六七个月与一位陌生人在异乡的相处，素材的体量刚好够化成一篇剪裁合宜的故事。
　　 这是我第一次写近乎古典主义意义上的“小说”——有人物、铺陈情节、选用现实题材等。没什么想象力，只需要把握某种节奏即可——将一小段一小段的现实与回忆勾连起来的节奏。我自知不是一个具有“小说家”般、把周围人的故事吃干抹净能力的写手。只是“亚姝”的生命力每天扑面而来，不由得不挂心。然而太浓烈了，以至于我在六年之后才能沉淀出这么一篇東西。在我与那段日子的距离远到我不至于被其间的情绪所吞噬，但也不至于远到把细节遗忘的时候，才敢下笔。
　　 “亚姝”几乎是她的真名。不能用人家真名。但她的名字作为标题实在太合适了，在中国有数不胜数的女性与她重名。后来拜一位高手所赠：他只改了后一个字的其中一笔，得到这个“姝”字。她的故事本身就带着芸芸众生感：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底层女性，匍匐的方式各有千秋，然而大部分是匍匐着的。虽然她已远超温饱，又在地理空间上来到了某个世界中心，可她依然是匍匐的。匍匐之时，她的人格又是有尊严的。
　　 我更愿意注视贫瘠石缝里的花是如何盛开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女性的底色就是世界的底色。
　　 然而曾经也有太多“女性书写”了，我并不想落入窠臼，我不做价值批判。我俩的相遇巧合也不巧合——全球大流动时代，何种不期而遇都合理。我们同龄，却处于两个阶层，因此她的生活方式才带给我强烈震撼;又同为女性，我完全同理她的处境：欢欣鼓舞于她不曾被磨灭的美德，无能为力于她将来未知的人生路。从所有维度讲，我与她都是有距离的：“距离”很重要。素材与我的距离，关系到叙述是否能克制在一种不太刻奇的氛围下。肉身上的、情绪上的、时间上的、空间上的、身份上的距离，都是条件。
　　 最后一个“距离”带有原罪性质，在整个叙述让人比较满意地完成后，我想为这个“距离”，再忏悔一次。
　　星晨，生于乌托邦，血统山南海北，于每一个他乡寻找故乡的无根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