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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英是近年来颇受瞩目的青年批评家。她立于西域高原放眼文坛动向，自由评说创作现场，既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观照，又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形成凌厉而诗意的批评风格。她的文学批评从新疆启程，却在全国文坛引发关注，体现了批评家独特但又带有普适性的成长路径，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建立批评的根据地
广袤的新疆大地占据着全国六分之一的疆域，近年来，一批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如周涛、刘亮程、董立勃、沈苇等，还包括用母语写作的众多民族文学作家们。他们以文字呈现新疆面貌，是中国西部最巍峨壮丽的文学景观。创作的繁荣呼唤批评家的出现，何英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她的批评写作。与众多处于边远省份的研究者一样，她最初关注的是脚下这方水土，聚集那些贫瘠土地上倔强生长的诗性光芒。跟创作需要建立根据地同理，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根性，地处中心的批评家往往只在意那些已经典化了的作家们，而忽视来自边缘地带的活力与异质性美学，造成文学场域的倾斜，这要求本土批评家来矫正。只有在生存体验和生命情感方面与作家感同身受，才能对文本中的景象描写与情感抒发产生审美经验的共振，以此去体悟或欣喜，或悲伤，或愤懑的内在情绪。何英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呈现新疆》，体现了她对滋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学精神的熟稔。新疆文学不同于内地的美学质素，如酷烈自然条件下生长出的野性力量，粗粝而涨溢着蓬勃的人性风采，面对群山万壑游目骋怀的生命放纵，都与西域高原的地理物貌相统一。那种热烈、直白、火辣辣的情感表达，如音乐创作中的高亢嘹亮之声，极少小情小调的靡靡之音。从这些作品中，她天然地感受到一种豪气，如仗剑远行的女侠，以笔为剑开辟出一片文学的疆域。
何英对新疆作家的论述，叙述与评论同步呈现。她以热情的笔触去呈现作家文本之外的景象，如生活、工作、交游等，在一些传统批评家看来，这样的描写是犯大忌的，因为不合“学术规范”，甚至还会落下“人情批评”的口实。然而文学是情感的呈现，一个作家鲜活的文学精神，都是滋生于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只要他不是靠面壁冥想的写作者，了解其行迹、性格，对探究其文学世界，有益无害。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在知识叠加的玄学化之路上越走越远，那些丰饶的细节之美，灵魂闪现的神采之美，已愈发难觅踪迹。何英对新疆作家的解读，注重探究文本背后的民族审美心理，论述直接切入文本，以随笔体批评的自然与随性，将精彩的神髓呈示出来。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与敏锐的触角，使得她对创作前沿的信息捕捉及时准确，并能迅速作出价值判断，史论与个案解析相结合，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即使对刘亮程长篇小说《虚土》的综合性研究，言说方式依然是随感式的，有着传统文论顿悟的特点，评论从七个方面切入，论及小说的乡土物象、作家的感官体验、繁复的文本结构、象征的意外之义、哲理意绪和孤独之感等，将理论概念较好地化用于批评表达中，体现了一种及物式的批评。
走向宽阔的文学格局
任何一位有抱负的批评家，都不会满足于仅做单纯的作品解读，在进行了大量文本分析积累之后，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整体性归纳应成为必然。何英的成长也体现在观察视角的变化上，从《呈现新疆》中对新疆文学的关注，到评论集《深处的秘密》中，批评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那种零碎的、即兴式的点评逐渐形成了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理论呈现。一组长文分别谈及“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疲劳的文学 疲劳的批评”“‘70后’的身份焦虑”和“当叙事遭遇信息”等，涉及了较大的知识面和信息量，既有文学理论之于批评界影响的判断，也有当代文学创作多种症候的评说，还有作家代际遭遇的尴尬，以及文学在信息时代面临的失语困境等。她的目光已超越了西部高原的群峰阻隔，而放眼于全国文艺界的最前沿，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她的成名也与这批文章不无关系。理论被她化为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将作品抽丝剥茧般地一层层解开，向着核心的关键部位挺进，寥寥数语便将一个现象解析清楚，并且融现象陈述、病症分析和观点评判于一体，显示了举重若轻的功力。与那些动辄长篇累牍、层层注解，只见知识堆砌不见性灵张扬的学报体文章相比，这种文风更能体现批评家的艺术修为。长年经受新疆地域风格的浸染，何英的文学批评不拖泥带水和虚与委蛇，不受制于某种名流影响或权威论断。批评的尊严在于创造一种思想，引领一种潮流，深度的智性开掘与形象的语体表述相得益彰，在挟着“风雷电”的同时，给读者以启悟。何英对王安忆、残雪、严歌苓、林白等当代重要女性作家的评论，总能抓住核心与重点，即使引述她们的作品，也以简短几句就概括作品的思想题旨与美学意蕴，而且精准到位，有点穴之功。在看似不动声色的评点背后，是批评家庞博的阅读量在支撑，只有经过大量的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她的目光才不会被海量的泡沫信息淹没，而散失了寻找海礁的信念。
在何英的批评实践中，长文与短评双管齐下，各显其长。报纸的文章短平快，能及时传递来自文学现场的声音，却容易一阵风吹过留不下沉淀的价值，写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向整体性理论建构的方向努力，这是批评家走向厚重的标志。只有对某个重要思潮、文学流派或重要作家作出深度阐释，文章才具有生命力，并对提升读者审美素养有所裨益。因此，学院派批评的优势凸显出来，重知识谱系的梳理，强调逻辑推理的严密，追求论断的客观而扎实，是批评得以走向深刻的重要因素。何英的理论积淀足以支撑她作出纵深的理论演绎，对现场的“及物式”批评又使其文字有着鲜活灵动的魅力，两者结合便能形成知识与文采俱佳的批评风采。近年所写的《刘亮程论》《作家六十岁——以〈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为例》和《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以莫言、贾平凹、閻连科为例》等综合性论述中，一种保持锐气的评说并未因年龄成熟和界内名声的鹊起而有所改变，反而愈发凌厉，理论化为武器，论述更加理性而有力量。客观地说，这些带有综论性质的文章才是何英批评高度的代表，也是她留给文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存在，之前那些短评与随感，是一种积累、储备和保持与文坛前沿亲和力的训练，几者必不可少。就专业的阅读而言，我们显然更期待后者。对某个问题能有详细而扎实的论述，于思想有所启迪，而不是如快餐文化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般迅疾而逝。 凌厉与诗意的话语之风
事实上，真正让何英名噪全国的，是她一系列带有锋利批判的文章，她的“批评家”身份经由那些凌厉的话语造就。“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是何英被界内认可的重要标志。通读她的评论文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她对新疆作家抱有极大的言说热情，做过系统的文学史论述，也进行过大量的个案解读，然而却少见批评之语，多是肯定性的。而对内地著名作家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却丝毫不留情面，有些批判语言之激烈，让读者都吃惊。这是否出于一种批评策略的需要？对边地作家，因其边缘性地位，以鼓励为主，而处于中心区域的作家，文界往往缺少对其批评之音，但他们的作品也经受得住批评和阐释。一方面，著名作家创作的文本能够激发批评家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具备听取批评之声的涵养和雅量。“那些我写过的作家，不管名气大与不大，我和他们没有恩怨，孤悬塞外的我在一隅写一个陌生人，我是自由的。我对他们没有恶意，甚至还颇为欣赏，我感兴趣的人我才费心费力地不惜动用透支我跟魔鬼梅菲斯特签约祈求来的那点力量，借用他们的作品追求我所谓的诗意的灵见”。这是她对自己从事职业的“夫子自道”，只是我们有必要追问，锋芒太盛是否会灼伤自己？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她的言语不乏过激之处，当痛快地横扫一切之后，是否也应该检视自己的论断，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在我看来，与著名批评家谢有顺的两次较真，一次是关于周涛散文的评论，一次是关于《秦腔》的评论，都有过火之嫌。以后者为例，谢有顺的《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从四个维度展开对《秦腔》及贾平凹文学世界的解读，可见出作者想通过一部作品的阐释来建构一种文学整体观，《秦腔》是完成这个理论预设和构架的重要支撑，显示了一种理论雄心，至于说能否实现这个意图，另当别论。可何英却道：“《秦腔》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不论那个人物，哪怕他身遭了怎样令人同情的苦难，最后依然看不到这些苦难所带给他的灵魂上的痛苦和抗争，人们只是在承受在消解在保命，在相互看笑话。而作为叙述者的贾平凹则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他热闹的叙述更像是在隔岸观火，故乡和乡亲的是是非非在远离他的地方自己排演，他是真的不愿说‘知道’还是他就没有这个思想能力？一部作品若是就这么匍匐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出口，你能说它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这样的论断多少显得有些武断。《秦腔》是否如她所言如此不济暂且不论，回到谢有顺的论文，它的不足之处是在文学整体性上没有进行更详细和更具说服力的阐述，导致言不尽意，“对贾平凹作品的解读，本该需要深刻剖析以确证其文学维度的地方却又多语焉不详，多少有点让人难以信服；而有的解读又有过度阐释之嫌。”何英既没有看到谢有顺建构文学整体性的努力，也没有有效点出其论述存在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优秀的写作者往往都兼长几副笔墨，从事批评的人，在知识演绎中耗费脑汁的同时，也需要以感性化的书写来调节身心，可惜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文学批评已被驱逐于末端，处于学科鄙视链的最后一环，尤其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似乎不寫出体大思深的大部头专著，就不能称为“学术”，不能显示写作者的学问，自然也不能获取实利，导致多少有性情的批评家不得不整日为“体系”而劳苦。批评文章越发“规范”，面目越发可憎。好在何英身在文联作协系统，虽是从事研究，却也便于创作，她本来就是灵气逼人的女子，那些板滞的学术自然无法穷尽她对于世界和人性诸相的理解，于是写了大量性灵文字，结集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是一部集才华、灵性、见识、文笔于一身的随笔集，风采华美，灵气四溢。身为女性，她对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或潜隐或显露的灵魂有深切感知，论述探幽入微，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陋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为历史上那些因才致祸不得善终的绝色才女，掬一把同情之泪。对《红楼梦》多位妙龄女子命运的解析，可见出一名批评家勘破艺术堂奥的机心，既有细节捕捉，又有灵魂律动，决定文字品质的，却是作家知人论世的深刻与机敏。这些独见机杼的解读，呈现了她作为一位有思想、有个见的写作者的灼人才华。对大量材料做到化繁就简，举重若轻，文字表述翩若惊鸿，体现了一种不被学术规范所挂碍的随性与自由，是何英最好的文字。
何英文学批评的高度，源于对文学现场的熟悉和文学创作规律的独特感悟与理解，包括某种程度的偏激，也体现为一种“片面的深刻”。对一名批评家而言，锐气的优与劣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如何平衡转化，扬长补短，在追寻诗意的灵见中，构筑文学批评更加强健的公信力，是我们对何英的热切期待。
（作者简介：杨荣昌，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民族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刊物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80余篇，作品入选多种重要选本。出版《批评的体温》等著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建立批评的根据地
广袤的新疆大地占据着全国六分之一的疆域，近年来，一批作家从这里走向全国，如周涛、刘亮程、董立勃、沈苇等，还包括用母语写作的众多民族文学作家们。他们以文字呈现新疆面貌，是中国西部最巍峨壮丽的文学景观。创作的繁荣呼唤批评家的出现，何英在此背景下开始了她的批评写作。与众多处于边远省份的研究者一样，她最初关注的是脚下这方水土，聚集那些贫瘠土地上倔强生长的诗性光芒。跟创作需要建立根据地同理，文学批评也需要寻找属于自己的根性，地处中心的批评家往往只在意那些已经典化了的作家们，而忽视来自边缘地带的活力与异质性美学，造成文学场域的倾斜，这要求本土批评家来矫正。只有在生存体验和生命情感方面与作家感同身受，才能对文本中的景象描写与情感抒发产生审美经验的共振，以此去体悟或欣喜，或悲伤，或愤懑的内在情绪。何英的首部文学评论集《呈现新疆》，体现了她对滋长于这片土地上的文学精神的熟稔。新疆文学不同于内地的美学质素，如酷烈自然条件下生长出的野性力量，粗粝而涨溢着蓬勃的人性风采，面对群山万壑游目骋怀的生命放纵，都与西域高原的地理物貌相统一。那种热烈、直白、火辣辣的情感表达，如音乐创作中的高亢嘹亮之声，极少小情小调的靡靡之音。从这些作品中，她天然地感受到一种豪气，如仗剑远行的女侠，以笔为剑开辟出一片文学的疆域。
何英对新疆作家的论述，叙述与评论同步呈现。她以热情的笔触去呈现作家文本之外的景象，如生活、工作、交游等，在一些传统批评家看来，这样的描写是犯大忌的，因为不合“学术规范”，甚至还会落下“人情批评”的口实。然而文学是情感的呈现，一个作家鲜活的文学精神，都是滋生于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只要他不是靠面壁冥想的写作者，了解其行迹、性格，对探究其文学世界，有益无害。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在知识叠加的玄学化之路上越走越远，那些丰饶的细节之美，灵魂闪现的神采之美，已愈发难觅踪迹。何英对新疆作家的解读，注重探究文本背后的民族审美心理，论述直接切入文本，以随笔体批评的自然与随性，将精彩的神髓呈示出来。良好的艺术感受力与敏锐的触角，使得她对创作前沿的信息捕捉及时准确，并能迅速作出价值判断，史论与个案解析相结合，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即使对刘亮程长篇小说《虚土》的综合性研究，言说方式依然是随感式的，有着传统文论顿悟的特点，评论从七个方面切入，论及小说的乡土物象、作家的感官体验、繁复的文本结构、象征的意外之义、哲理意绪和孤独之感等，将理论概念较好地化用于批评表达中，体现了一种及物式的批评。
走向宽阔的文学格局
任何一位有抱负的批评家，都不会满足于仅做单纯的作品解读，在进行了大量文本分析积累之后，对文学思潮、文学现象的整体性归纳应成为必然。何英的成长也体现在观察视角的变化上，从《呈现新疆》中对新疆文学的关注，到评论集《深处的秘密》中，批评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那种零碎的、即兴式的点评逐渐形成了整体性与系统性的理论呈现。一组长文分别谈及“理论的过剩与叙事的消融”“当代文学的十个词组”“疲劳的文学 疲劳的批评”“‘70后’的身份焦虑”和“当叙事遭遇信息”等，涉及了较大的知识面和信息量，既有文学理论之于批评界影响的判断，也有当代文学创作多种症候的评说，还有作家代际遭遇的尴尬，以及文学在信息时代面临的失语困境等。她的目光已超越了西部高原的群峰阻隔，而放眼于全国文艺界的最前沿，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她的成名也与这批文章不无关系。理论被她化为一把无形的手术刀，将作品抽丝剥茧般地一层层解开，向着核心的关键部位挺进，寥寥数语便将一个现象解析清楚，并且融现象陈述、病症分析和观点评判于一体，显示了举重若轻的功力。与那些动辄长篇累牍、层层注解，只见知识堆砌不见性灵张扬的学报体文章相比，这种文风更能体现批评家的艺术修为。长年经受新疆地域风格的浸染，何英的文学批评不拖泥带水和虚与委蛇，不受制于某种名流影响或权威论断。批评的尊严在于创造一种思想，引领一种潮流，深度的智性开掘与形象的语体表述相得益彰，在挟着“风雷电”的同时，给读者以启悟。何英对王安忆、残雪、严歌苓、林白等当代重要女性作家的评论，总能抓住核心与重点，即使引述她们的作品，也以简短几句就概括作品的思想题旨与美学意蕴，而且精准到位，有点穴之功。在看似不动声色的评点背后，是批评家庞博的阅读量在支撑，只有经过大量的披沙拣金、去粗取精，她的目光才不会被海量的泡沫信息淹没，而散失了寻找海礁的信念。
在何英的批评实践中，长文与短评双管齐下，各显其长。报纸的文章短平快，能及时传递来自文学现场的声音，却容易一阵风吹过留不下沉淀的价值，写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向整体性理论建构的方向努力，这是批评家走向厚重的标志。只有对某个重要思潮、文学流派或重要作家作出深度阐释，文章才具有生命力，并对提升读者审美素养有所裨益。因此，学院派批评的优势凸显出来，重知识谱系的梳理，强调逻辑推理的严密，追求论断的客观而扎实，是批评得以走向深刻的重要因素。何英的理论积淀足以支撑她作出纵深的理论演绎，对现场的“及物式”批评又使其文字有着鲜活灵动的魅力，两者结合便能形成知识与文采俱佳的批评风采。近年所写的《刘亮程论》《作家六十岁——以〈带灯〉〈日夜书〉〈牛鬼蛇神〉为例》和《乡土小说的三种面目——以莫言、贾平凹、閻连科为例》等综合性论述中，一种保持锐气的评说并未因年龄成熟和界内名声的鹊起而有所改变，反而愈发凌厉，理论化为武器，论述更加理性而有力量。客观地说，这些带有综论性质的文章才是何英批评高度的代表，也是她留给文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存在，之前那些短评与随感，是一种积累、储备和保持与文坛前沿亲和力的训练，几者必不可少。就专业的阅读而言，我们显然更期待后者。对某个问题能有详细而扎实的论述，于思想有所启迪，而不是如快餐文化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般迅疾而逝。 凌厉与诗意的话语之风
事实上，真正让何英名噪全国的，是她一系列带有锋利批判的文章，她的“批评家”身份经由那些凌厉的话语造就。“敢说真话、有力量、有风骨、敢于亮剑”，是何英被界内认可的重要标志。通读她的评论文章，会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她对新疆作家抱有极大的言说热情，做过系统的文学史论述，也进行过大量的个案解读，然而却少见批评之语，多是肯定性的。而对内地著名作家莫言、贾平凹、阎连科等，却丝毫不留情面，有些批判语言之激烈，让读者都吃惊。这是否出于一种批评策略的需要？对边地作家，因其边缘性地位，以鼓励为主，而处于中心区域的作家，文界往往缺少对其批评之音，但他们的作品也经受得住批评和阐释。一方面，著名作家创作的文本能够激发批评家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他们也具备听取批评之声的涵养和雅量。“那些我写过的作家，不管名气大与不大，我和他们没有恩怨，孤悬塞外的我在一隅写一个陌生人，我是自由的。我对他们没有恶意，甚至还颇为欣赏，我感兴趣的人我才费心费力地不惜动用透支我跟魔鬼梅菲斯特签约祈求来的那点力量，借用他们的作品追求我所谓的诗意的灵见”。这是她对自己从事职业的“夫子自道”，只是我们有必要追问，锋芒太盛是否会灼伤自己？在一些问题的判断上，她的言语不乏过激之处，当痛快地横扫一切之后，是否也应该检视自己的论断，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在我看来，与著名批评家谢有顺的两次较真，一次是关于周涛散文的评论，一次是关于《秦腔》的评论，都有过火之嫌。以后者为例，谢有顺的《尊灵魂，叹生命——贾平凹、〈秦腔〉及其写作伦理》，从四个维度展开对《秦腔》及贾平凹文学世界的解读，可见出作者想通过一部作品的阐释来建构一种文学整体观，《秦腔》是完成这个理论预设和构架的重要支撑，显示了一种理论雄心，至于说能否实现这个意图，另当别论。可何英却道：“《秦腔》让我看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不论那个人物，哪怕他身遭了怎样令人同情的苦难，最后依然看不到这些苦难所带给他的灵魂上的痛苦和抗争，人们只是在承受在消解在保命，在相互看笑话。而作为叙述者的贾平凹则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冷漠，他热闹的叙述更像是在隔岸观火，故乡和乡亲的是是非非在远离他的地方自己排演，他是真的不愿说‘知道’还是他就没有这个思想能力？一部作品若是就这么匍匐在地面上，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出口，你能说它是一部多么了不起的作品？”这样的论断多少显得有些武断。《秦腔》是否如她所言如此不济暂且不论，回到谢有顺的论文，它的不足之处是在文学整体性上没有进行更详细和更具说服力的阐述，导致言不尽意，“对贾平凹作品的解读，本该需要深刻剖析以确证其文学维度的地方却又多语焉不详，多少有点让人难以信服；而有的解读又有过度阐释之嫌。”何英既没有看到谢有顺建构文学整体性的努力，也没有有效点出其论述存在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优秀的写作者往往都兼长几副笔墨，从事批评的人，在知识演绎中耗费脑汁的同时，也需要以感性化的书写来调节身心，可惜在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文学批评已被驱逐于末端，处于学科鄙视链的最后一环，尤其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似乎不寫出体大思深的大部头专著，就不能称为“学术”，不能显示写作者的学问，自然也不能获取实利，导致多少有性情的批评家不得不整日为“体系”而劳苦。批评文章越发“规范”，面目越发可憎。好在何英身在文联作协系统，虽是从事研究，却也便于创作，她本来就是灵气逼人的女子，那些板滞的学术自然无法穷尽她对于世界和人性诸相的理解，于是写了大量性灵文字，结集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是一部集才华、灵性、见识、文笔于一身的随笔集，风采华美，灵气四溢。身为女性，她对文学史上的女性形象、女性作家或潜隐或显露的灵魂有深切感知，论述探幽入微，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规陋见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为历史上那些因才致祸不得善终的绝色才女，掬一把同情之泪。对《红楼梦》多位妙龄女子命运的解析，可见出一名批评家勘破艺术堂奥的机心，既有细节捕捉，又有灵魂律动，决定文字品质的，却是作家知人论世的深刻与机敏。这些独见机杼的解读，呈现了她作为一位有思想、有个见的写作者的灼人才华。对大量材料做到化繁就简，举重若轻，文字表述翩若惊鸿，体现了一种不被学术规范所挂碍的随性与自由，是何英最好的文字。
何英文学批评的高度，源于对文学现场的熟悉和文学创作规律的独特感悟与理解，包括某种程度的偏激，也体现为一种“片面的深刻”。对一名批评家而言，锐气的优与劣是事物的一体两面，如何平衡转化，扬长补短，在追寻诗意的灵见中，构筑文学批评更加强健的公信力，是我们对何英的热切期待。
（作者简介：杨荣昌，现供职于楚雄师范学院。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民族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等刊物发表理论与评论文章80余篇，作品入选多种重要选本。出版《批评的体温》等著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