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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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事实,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没有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因此,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法制的关系,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必须解决的课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重温董必武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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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方面,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和事实,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没有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共产主义就不能实现。因此,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国家法制的关系,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必须解决的课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重温董必武同志在这方面的论述,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党必须通过合法的途径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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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在我们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董必武同志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法学家。早在一九一四年一月,他就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并于一九一七年毕业于该校法律科。同年夏季在国内开始律师业务活动。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便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和法律观,研究、解决我国革命中各种政治法律问题。大革命时期诚然以武装斗争为革命的主要手段,但董必武同志仍十分重视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武装群众,从未放弃过运用法律手段来同敌人斗争。一九三四年二月,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临
<正> “著作权”、“版权”用语的问题,是法学界、出版界中颇有争议的疑点,也是著作权立法必须解决的首要课题。著作权(版权)的出现是与印刷技术的发明相联系的。在印刷技术发明以前,作品不可能大量地复制出售,也没有产生保护著作权的迫切需要;这是因为,用手抄复制作品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作者的经济利益并不是以大量生产和传播的抄本为基础,因此他人对作品的使用不会严重损害作者的权益。随着活字印刷术的运用,出现了印刷业,一部作品可以大量地复
《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是由我院文正邦同志主编,并邀请俞荣根、杨显光、杨海坤等校内外十多名中青年学者参加编写的一本学术著作。全书共五十多万字,分六编十四章,其理论领域包括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婚姻法学、刑法学、劳改法学,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我国主要法学部门,并对崭露头角的“一国两法”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述。重庆出版社即将出版,系重庆出版社科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该书得到了我国己故著名法学家张友渔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支持,他逝世前不久为该书所写的序言,成为
<正> 行政诉讼程序的引发,须以原告的起诉为必要前提。但起诉这一诉讼行为不能逻辑地产生法院受理的法律效果,人民法院对于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起诉,可以拒绝接受,因而,行政诉讼程序的发生,尚需以法院的立案受理为其充分条件,即它缘起于原告起诉和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受理这两个方面诉讼行为的结合。本文拟就行政诉讼的起诉与受理制度,依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略作阐析。
<正> 在孙中山研究中,历来流行着如下一种说法:“五权宪法”是“以‘三权分立’的欧美宪法作为范本”,“并吸取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部分制度构成的混合物”,“其特质是分权制”。笔者对此持有异议。为什么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并非分权制呢? 理由之一,笼统地看,“五权宪法”与分权制有相似之点——二者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但这种相似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分权制设置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五权宪法”规定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在职责权方面有本质的区别。
<正>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体现出人的高尚道德情操。见义勇为者,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贡献,用自己创造的英雄业绩教育、保护了人民,当祖国大地随处可见见义勇为的行为时,整个社会的风尚将会呈现出崭新的风貌。本文不拟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讴歌,而是探讨对见义勇为者自身有关权益的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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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银行扣收企事业单位到、逾期贷款,遇到该款有经济纠纷、不法经营、或者经济犯罪等问题时,是否应当扣收,扣收是否合法,对已扣收的贷款是否应当退回、发还原主或作为赃款追缴?因我国当前尚无明确的立法规定,故意见颇为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于银行已收回的贷款,不能作为赃款追缴,也不能抵作经济纠纷中的债务款退出;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如果银行扣收的贷款本身就是赃款或第三人的款项,当然应当退回依法发还原主或上交国库。由于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也给司法实践带来极大困难,往往造成案件久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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