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和“农民”即使一同走到法庭之上，似乎也难免高下之分
　　
　　暑期回到川中某小城，住在法院附近，便经常过去旁听案件。一周之内连续开庭的两个案件，让人心生感慨。
　　一个是诈骗案，被告人是两个20来岁的农村青年，采取打电话到打工子弟家里，先后骗取数十名被害人十余万元。一个是受贿案，被告人系该区前国税局长，被控在办公楼修建工程中收受施工方7.5万元贿赂。
　　两个案子都有律师，也都有不少亲属前来旁听。纯粹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两个案子定罪都没有问题，争议只在于数额多寡，以及与此关联的量刑幅度。然而种种细节显示，尽管同样作为刑事被告人，“农民”与“官员”在法庭上的待遇，依然有着不小的差别。
　　首先看看“不言自明”的形式差别。俩农村娃受审，身穿囚衣，直挺挺站了几个小时；没有审判长许可，步子都不敢挪动一下。前国税局长受审，不仅不用穿囚衣，而且一进法庭就坐在椅子上——似乎本来是法警的席位，从头到尾就没站起来。
　　不过，形式上的差别待遇还是小事，而且法律上似乎也并无禁令。但“农民”与“官员”的最大差距，可能还体现在证据处理和法律判断方面。
　　在第一个案件中，检方指控诈骗十几万元，依据是被告人家中搜出的几张银行卡，账户交易记录显示，前后共有十几万元汇入并被迅速取走。但被告人辩称，其中九万元属于其师傅——另一名尚未归案的嫌疑人——诈骗所得，自己只是在“出师”后借用这些银行卡诈骗而已。
　　第二个案件中，被告人承认收受施工方8万元，行贿方的证言也能印证。有意思的是，由于被告人有一车库长期由行贿人免费使用，控方主动以租金名义将受贿金额扣减5000元，仅指控7.5万元。至于行贿人是否有此意思表示，笔者未曾看到相应证据。
　　笔者并无刑辩之专长，仅凭课堂上的区区积累，大概可以判断：第一，诈骗案的9万元，应当适用“孤证不能定案”规则，不予认定为犯罪事实。第二，受贿案的5000元，如果行贿人仅有“感谢照顾”的意思，从未表示属于支付车库租金，则控方也不应主动扣除。
　　巧合的是，两个案件的辩护律师之中都有同一个人。私下聊天之中，笔者问及对案件结果的预测。律师的回答很有意思：对于诈骗案的9万元，控辩审三方都觉得证据过于薄弱，但是肯定会予以认定。笔者又追问一个问题：如果诈骗案的9万元出现在受贿案中，基于同样的证据，法官不予认定的可能性是否大很多？律师的回答是肯定的。
　　职务犯罪案件因为证据问题导致无罪或从轻处理的比率，远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这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现象。
　　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也许在于金钱的力量。不可否认，相比普通农民，贪官们更有能力、也更有渠道聘请更为优秀的律师。律师的介入，一则可以为被告人辩护，二则可以适当监督法检两家，避免过于明目张胆的枉法行为。当然，金钱的效力不仅限于律师，它还可以在适当的时候直接“开路”。
　　原因之二，也许在于贪官的社会关系。为官之人，总不免拉几条裙带，或巴结几个领导，或关照几个下属。如果一朝落难，虽然少有人两肋插刀，但是顺水人情总要做做，于是打招呼者总不在少数。
　　原因之三，可能在于法官和检察官的“自省”，也就是自我约束、自我限制。一方面，面对一个前官员，即便无人打招呼，法官和检察官也不敢太出格，毕竟“在道上混的人”，都知道每一个官员背后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
　　由此看来，“官员”和“农民”之间，即使一同走到法庭之上，似乎也一样难免高下之分。官员的“官威”，即使在那惊堂木之下，甚至在牢狱之间，也是会闪闪发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