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 :史学月刊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deshan123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11月21~22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什么是世界史:跨越国界的思考”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几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中心议题是探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学者们的发言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谈“世界史”的研究对象、内容、范围、要素、尺度等“本体论”的问题,也就是对“什么是世界史”做出直接的回答;另一类是探讨如何研究“世界史”,涉及研究基础、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世界史"编纂等问题,可以看作“世界史”研究方法问题。现对与会学者们的发言内容综述如下。
其他文献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大学院制是中国历史上教育独立的一次积极尝试。关于大学院失败的原因,陈哲三曾归纳为与训政精神不合、学界派系的倾轧、主持人物的由合而分、经费的困难等(陈哲三:《中华民国大学院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79页)。还有学者认为失败缘于对法国教育行政制度模仿失当和大学院制自身的缺陷等(杨卫明、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非凡尝试——民国时期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10期)。
近年来欧美历史学界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持续深入,呈现出令人瞩目的鲜明特色。新的研究项目不仅为欧美抗日研究流入新的活力,而且正在改变欧美研究力量分布的格局;欧美主导的国际合作共同研究经久不衰,中国学界正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欧美在转移研究重点、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视角。这一切使近年来欧美学界的抗日战争研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值得国内学界同人关注。
冷战结束后,"大历史"流派兴起是西方历史学出现的新现象。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面对企图以神创论对抗进化论,用宗教知识体系挑战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督教基要主义运动,"大历史"流派以物理学"大统一理论"为基础,在宇宙时空观下,以进化化、系统论为代表的生物学、宇宙学等自然科学理论和方法为途径,解释宇宙、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及演化的普遍规律。"大历史"学家提出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历史演进模式,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事物本身的内蕴性。"大历史"学家们还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合理成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在位仅四年就被其叔父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所推翻。朱棣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太祖朱元璋地位的合法继承者,即位之后就掀起了一场清除建文朝历史记忆的活动:一方面是废除建文帝年号,仍以"洪武"年号称述建文朝历史,并大肆销毁与建文朝有关的一切史料,"所出一应榜文条例,尽行除毁"(宋端仪:《立斋闲录》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39册),"凡系诸臣手迹,即零星片札,悉投水火中",以至于"其事十无一存"(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1册)。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常对应民族心理创伤,往往也有与之对应的历史记忆及其书写。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历史语境中的战争及其与媒介议程、舆论动员等诸多关系,再度成为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鉴往知来,本刊约请笔谈,围绕“战争”“舆论动员”进行历史的省思,旨在多维地反思“战争与舆论动员”之关联,尤聚焦于抗战等。笔谈侧重学科交叉,以历史的眼光从传播学引入“舆论动员”概念并试图作抗战舆论史的分析;笔谈对“抗战语境中舆论场域重组”作历史省思;检讨国难之际“报章版图”重构及地方报章兴起的意义;
20世纪中国的"战时报刊与舆论动员",除了1949年前战火纷飞岁月的各种情况,还应包含1949年后冷战背景下的特殊情形。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新政权,12月7日中国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两党隔海峡而对峙、对抗,并随时准备开战——进行大陆称作"解放台湾"、台湾名为"反攻大陆"的国家统一战争。这种情势也反映到报刊的舆论动员中。大陆地区从"打倒美帝及其走狗蒋匪帮""解放台湾"的宣传鼓动,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呼吁,一直在中共宣传部门直接支配下展开,其脉络比较清晰;而台湾地区则不仅存在官方报
1928年国民党势力进入山东后,何思源主持教育工作,其中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创立遍布全省的乡村师范学校。通过深入考察其创建过程及其教师选聘和学生招考情况,发现此举正是执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令的结果。国家、省、县、乡村的行政链条在新政权下得以凸显,以往被认为"形式上"的国家统一也有其实质性的内容。在国民党人看来,党已掌握国家,或者说"国已治",而乡村却濒临破产,且有他党活动其间,所以谋求"乡治"已刻不容缓。于是乡村师范学校应运而生,并且被当作"国"通往"乡"的桥梁。
警察机构和市政机关的出现是成都市政走向近代化的两个重要标志。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随着四川省会公安局的监督指挥权从成都市政府上移至四川省政府,四川省会公安局对成都市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隶属关系先后被废除,在成都市便出现了市政府与省会公安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重复的紊乱现象,并因此引发了府局之间旷日持久的事权争端。为明确权责,抗战爆发前后,二者进行了多次协商,并多次达成相关协议,其间省政府也多次发布指令划分二者事权,干预府局纠纷。但是,由于府局互不统属而职能交叉等行政管理体制紊乱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抗战
“区域文明”理论由汤因比、梅吉尔和中国史学家共同创立,它突出关注历史现象生成的时间与空间条件,重视诸多历史现象的区域语境及其在历史时间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联,重视诸多历史现象的整体性、独立性和排他性,并以此来显示“区域文明”自身的生命力。“区域文明”的变迁可以通过友善或敌对的方式来实现,并以旧的平衡的打破与新的平衡的建立来提升自己的品性。15世纪以后,中国南海“区域文明”的变化面对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这一野蛮的入侵在殖民主义时代与后殖民时代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双重危害。由于殖民主义入侵的主体、方式和程度复杂多
上海的金融业同业组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业公会并存到金融业同业公会筹备会、金融业同业公会三个阶段,仅三年半的时间,不仅曾经享誉经济金融界的银行公会和钱业公会消亡了,金融业同业公会也最后走向终结。不可否认,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消亡是由于私营金融业行业整体的消失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实际上在私营金融业改造之初,金融业同业组织以往服务于同业的职能已大部分丧失,促使其快速走向衰落,金融业同业组织的早衰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私营金融业的改造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