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宛若一条有生命的历史长河，一部神奇的历史经书，蕴藏着许许多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法国著名血液病专家伯纳德教授，运用生化、生理、微型摄影以及放射性同位素的新技术分析血液，成功解开了许多人类历史学研究中的难解之谜，并以内容丰富的《血液与历史》一书，轰动了人类史学界。
　　 先从一次意外的发现说起。伯纳德教授在法国发现了一个血红蛋白分子异常的贫血病人，这是一种仅在地中海沿岸和东南亚国家才会出现的贫血症，为什么会出现在欧洲大陆？
　　 他感到十分纳闷，为此动用了各种诊断手段和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其进行全面检查，均无所获。突然他脑海中迸发出奇妙的联想：这位患者是否会是地中海沿岸摩尔人的后代？教授从患者的姓氏“摩尔”来追溯其家谱，结果获得了惊人的发现。
　　 这位被认为是纯欧洲人种的患者，原来是地中海沿岸摩尔人的第50余代后人。早在公元前732年，摩尔人被查理曼大帝战败后，部分摩尔族俘虏随远征军逐步迁至欧洲，并在当地结婚生育，“摩尔”亦成了家族的姓氏。经过两千多年的繁衍，除个别后代还在血液中遗留有祖先这种异常的血红蛋白分子外，再没有任何能显示出祖先的特征了。
　　 正是这一神奇的贫血病例，开创了运用血液分析方法研究人类历史学的先河，从而纠正了不少历史著作中牵强附会的解释，解决了一些难题。
　　 紧接着，有人开始研究长期居住在黎巴嫩的摩西人。原来，摩西人分为德鲁兹和马龙两大教派，他们在宗教信仰、传统文化、居住范围、生存环境等多方面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深重的积怨，一直在为捍卫各自不同的祖先和神灵赐给他们的资源进行着无休止的争战。
　　 而通过对特别复杂的摩西人进行血液分析，专家们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材料证实：这两大教派竟是来自同一祖先。这对素以宗族、血缘关系为民族和睦第一要素的摩西人来说，无疑是从一团纷繁错杂的乱麻中理出了和解的头绪，为黎巴嫩人化干戈为玉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印第安人的根究竟在何处？历史学家们一般都公认，美洲是印第安人世世代代栖息繁衍的生活领地。但是，伯纳德教授运用血液分析新技术证实：美洲的印第安人是远古时期东亚一带居民的后裔，他们通过白令海峡迁居到美洲。
　　 为什么民族会出现杂居现象？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甚至会远隔千山万水，生活在彼此分离、毫无关联的世界各个角落？血液分析可为此找到答案。
　　 例如，居住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西部的巴斯克人的语言、血型、生活习俗和传统文化与欧洲大陆其他民族大相径庭。而在欧洲孤立的边缘地区，诸如撒丁岛山区、北非高原以及加利西亚沿大西洋海岸等地区，却发现了与巴斯克人相似的民族。
　　 伯纳德教授认为，他们应是欧洲大陆新石器时代居民的后裔，目前散居的现象是历史上逃避印欧语系人入侵的结果。在入侵者的穷追猛打下，他们不得不四散逃避到边远地区，以获得继续生存的机会。不过，整个民族已不能像大家庭一样聚居在同一地域，而是远隔千山万水，各自过着半封闭状态的部落式生活。
　　
　　 血液分析还为解开另一个历史之谜提供了金钥匙。数百万体格强健的美洲印第安人，在少数欧洲白人踏入这片沃土的不太长的时期内人口锐减，甚至到了濒临种族灭亡的边缘。白种人除了疯狂掠夺、杀戮印第安人外，还把各种传染性疾病传播给印第安人，使他们大量死亡。
　　 伯纳德教授的研究证实，印第安人血液中的相关抗体，形成了抵御某些疾病的能力，但却没有对抗欧洲大陆那些致病因子的抗体。当欧洲人携带着火器利剑和麻疹、天花、流感、猩红热、黑热病等病毒和细菌登上美洲后，便给印第安部落带来了战争与疾病的双重灾难。
　　 还有一例研究也印证了印第安人的衰亡。1930年，玻利维亚高山地区彪悍的印第安人来到南美亚热带低洼平原和丛林地作战，尽管他们身强力壮，却终究败北。原来，生活在高山地区的印第安人血液中的红血球要比生活在海滨的人高一倍，又由于高山地区空气清洁，他们血液中的免疫机制比生活在低洼丛林地的人弱得多，几乎没有抵御丛林疾病的能力。
　　 不少人对血液与人类历史的關系大惑不解，一般人仅有“血型可分为A、B、AB和O型”的常识。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这些基本血型又可分为数十种类型。科学家还发现人体白细胞抗原有更为繁多的类型，从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白细胞组织型。血液的其他成分如细胞、血小板、酶等的变体同样多种多样。因而人种、民族乃至个人都可凭血液的细微差异而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