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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国共合作，造就了大革命轰轰烈烈的局面。但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断送了大好革命形势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此后，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围剿”与“反围剿”的战火不断。“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国共再度合作的契机出现，宋庆龄在这一历史际遇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作出了贡献。
[一]
1935年，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迫使国民政府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攫取了对河北、察哈尔两省控制权，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用心险恶，华北危急!
这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写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论述了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态度。
此时，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和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也想找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多年“剿共”，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断绝。因此，蒋介石委托宋子文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宋子文知道宋庆龄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便请求二姐帮助牵线。本来宋庆龄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但她认为蒋介石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和民族大义，便同意出面斡旋。她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人称王牧师)来完成。
董健吾，上海青浦人，1891年生。曾在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与宋子文、顾维钧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共，曾在冯玉祥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以圣彼德教堂的牧师为职业作地下工作。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教会名义开办“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流散在江、浙、沪的革命烈士遗孤。其中便有毛岸英、毛岸青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
1936年元旦刚过，宋庆龄约见董健吾，把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他，叮嘱“信件非常重要，将益国匪浅”；要求将信交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证安全，宋庆龄还给他一份由宋子文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委任书为护身符，又给他100元法币(国统区货币，意为法定货币)为路费。
董健吾把密信缝进棉背心里登程赴西安，经大学同学、时任西北禁烟(鸦片)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引见，找张学良帮忙，乘张学良的座机抵达肤施(延安)。在红军骑兵护送下到中央住地瓦窑堡。他受到林伯渠、博古、张云逸的接待。密信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转交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董在瓦窑堡等了10天，从博古手中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复信。林伯渠以三枚江西苏区铸造的银币和联北苏区发行的一套布币赠送宋庆龄，董便返沪复命。
根据后来形势发展和史家考证，确认这封复信中，毛泽东阐述了《八一宣言》以来的一贯主张，提出了谈判条件：停止一切内战；承认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内政和经济的改革等。
经过宋庆龄的牵线搭桥，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枢间的联系。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寄予厚望。1938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信中说：“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即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还写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位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做具体实际之工作。并请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我党派出的代表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她的殷切期望，为促成国共合作谈判，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
国共两党最初的谈判颇不顺利。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的队伍；师长以上干部全部解职出洋，半年后由政府招回量才录用……为此，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6日重申：“我军只可能在抗日救亡之前提出改换番号，划定抗日防区，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我党绝不做无原则让步。”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并加紧调兵遣将，大有“御驾亲征”的架势，他率领国民党文武大员到西安部署“剿共”，斥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甘宁边区，否则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往福建、安徽，同时要张杨镇压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张杨被迫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凌晨派兵驱车临潼华清池，打垮了蒋的卫队，逮捕了蒋介石，并扣押了随行的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当天，宋庆龄就获知了消息。次日她约请胡子婴到家，问胡能否陪她到西安去，胡好奇地问“去干什么?”宋庆龄回答：“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这让胡大感意外，宋庆龄对蒋的倒行逆施，起初曾予以规劝和抵制，以后则深恶痛绝并宣布与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此刻不主张杀他，大出一口恶气也是人之常情吧?没想她要去西安救蒋介石!
见胡子婴不解，宋庆龄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蒋介石如果被杀，内战必然全面爆发。这样，只能有利于日本，而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胡子婴深感敬佩，愿意陪她赴西安。宋庆龄还想约何香凝同往，二人到了纳斐德路何的寓所，不想何香凝正患心脏病，宋便嘱胡当晚8时听电话，决定行止。此事，因亲日派阻挠并准备轰炸西安，孙科多方设法弄不到飞机，最终没有成行。
宋庆龄虽然主张释放蒋介石，但对张杨的主张和行动却深表赞同和理解。事变爆发之初，她的姐夫孔祥熙要求她发表声明，遣责张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她断然拒绝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那样做，甚至会走得更远!”为此，蓝衣社的特务曾给她寄去一封恐吓信和两粒子弹，她把信交给了中共联络员李方，并表示“不怕他们”，仍然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奔走呼号，行事为人。
不久，宋子文、宋美龄与宋庆龄联系，请她出面斡旋。宋庆龄慨然允诺，她及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联系，请他转告这一情况。很快，潘汉年回复说：“中共方面和张杨均表示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并请庆龄先生劝宋子文等人早日前往西安。”这才有了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
在事变过程中，宋庆龄力主释放蒋介石并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让宋美龄非常感动地说：“二姐深明大义，不计荣辱恩怨，使美龄甚为钦佩!”两姐妹从此冰释前嫌，携手抗战。 可以说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张和行动，不但促进了事变和平解决，也加速了国共两党和谈的进程。
[三]
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杨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经过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以及释放政治犯等十项协议。在讨论改革政府时，宋子文代表蒋介石推荐孔祥熙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恩来财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入行政院。
宋庆龄配合共产党的政策，接受毛泽东的请求，一改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对国民党中央抵制的态度，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她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3人联名，向大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她指出：“在过去6个月中，我们得到共产党几封致本党中央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合作，联合抵抗日本……中国共产党既然愿意停止危害本党政治权力的活动，并支持统一抗日，所以本党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的机会，以挽救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另外，宋庆龄还在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讲，大声疾呼，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御敌。
由于国民党内亲日派和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宋庆龄等人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但大会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四项原则”，即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下与共产党合作，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等内容。由此，国共合作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两党合作的障碍基本清除。
会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会谈，双方约定同时发表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但蒋介石心怀鬼胎，故意拖延，不予发表。为此，宋庆龄多次发表谈话，她指出“虽然内战已经停止，但是关于与共产党和解的事尚未得到任何官方的消息”。她还说：“共产党和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所以，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他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宋庆龄的谈话和呼吁，反响和作用巨大，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大力敦促；1937年9月22日和23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才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公开告白于天下，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对此，宋庆龄欢欣鼓舞，连续写出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和《两个“十月”》等文章。她说：“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对此而欢呼：“这是孙中山生前所不及想到的……我们重新高举起孙中山的理想。我们翘望自由，我们的心随着鼓舞起来，今天我们领土上的每一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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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迫使国民政府与其签订了《何梅协定》，攫取了对河北、察哈尔两省控制权，并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用心险恶，华北危急!
这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写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论述了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表明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共同抗日的态度。
此时，由于日寇步步进逼和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蒋介石在继续“剿共”的同时，也想找共产党谈判，企图以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但多年“剿共”，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断绝。因此，蒋介石委托宋子文等人设法“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宋子文知道宋庆龄与中共保持着联系，便请求二姐帮助牵线。本来宋庆龄已宣布断绝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但她认为蒋介石这一步符合历史潮流和民族大义，便同意出面斡旋。她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以牧师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秘密工作的董健吾(人称王牧师)来完成。
董健吾，上海青浦人，1891年生。曾在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与宋子文、顾维钧为同学。1928年经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共，曾在冯玉祥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回到上海以圣彼德教堂的牧师为职业作地下工作。在宋庆龄的资助下，以教会名义开办“大同幼稚园”，秘密收养流散在江、浙、沪的革命烈士遗孤。其中便有毛岸英、毛岸青及彭湃、恽代英、李立三的子女。
1936年元旦刚过，宋庆龄约见董健吾，把一封用火漆印封的信件交给他，叮嘱“信件非常重要，将益国匪浅”；要求将信交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保证安全，宋庆龄还给他一份由宋子文签发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的委任书为护身符，又给他100元法币(国统区货币，意为法定货币)为路费。
董健吾把密信缝进棉背心里登程赴西安，经大学同学、时任西北禁烟(鸦片)督察处处长的钟可托引见，找张学良帮忙，乘张学良的座机抵达肤施(延安)。在红军骑兵护送下到中央住地瓦窑堡。他受到林伯渠、博古、张云逸的接待。密信经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转交正在山西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周恩来。董在瓦窑堡等了10天，从博古手中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复信。林伯渠以三枚江西苏区铸造的银币和联北苏区发行的一套布币赠送宋庆龄，董便返沪复命。
根据后来形势发展和史家考证，确认这封复信中，毛泽东阐述了《八一宣言》以来的一贯主张，提出了谈判条件：停止一切内战；承认共产党和边区政府的合法地位；允许红军开赴前线抗日；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内政和经济的改革等。
经过宋庆龄的牵线搭桥，国共两党恢复了中枢间的联系。中共中央对宋庆龄寄予厚望。1938年9月18日，毛泽东在致宋庆龄信中说：“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即宋庆龄)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毛泽东还写道：“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位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做具体实际之工作。并请介绍国民党中枢人员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我党派出的代表潘汉年一谈!”
宋庆龄没有辜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她的殷切期望，为促成国共合作谈判，多方奔走，不遗余力，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二]
国共两党最初的谈判颇不顺利。蒋介石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的队伍；师长以上干部全部解职出洋，半年后由政府招回量才录用……为此，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6日重申：“我军只可能在抗日救亡之前提出改换番号，划定抗日防区，服从抗日指挥；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在抗日战争中扩充；国民党如有诚意，必须立即停战；我党绝不做无原则让步。”
对此，蒋介石不予理睬，并加紧调兵遣将，大有“御驾亲征”的架势，他率领国民党文武大员到西安部署“剿共”，斥令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甘宁边区，否则把东北军和西北军调往福建、安徽，同时要张杨镇压请愿抗日的爱国学生。张杨被迫对蒋介石实行“兵谏”，于12月12日凌晨派兵驱车临潼华清池，打垮了蒋的卫队，逮捕了蒋介石，并扣押了随行的军政大员——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当天，宋庆龄就获知了消息。次日她约请胡子婴到家，问胡能否陪她到西安去，胡好奇地问“去干什么?”宋庆龄回答：“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这让胡大感意外，宋庆龄对蒋的倒行逆施，起初曾予以规劝和抵制，以后则深恶痛绝并宣布与国民党中央断绝关系，此刻不主张杀他，大出一口恶气也是人之常情吧?没想她要去西安救蒋介石!
见胡子婴不解，宋庆龄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蒋介石如果被杀，内战必然全面爆发。这样，只能有利于日本，而中国就有亡国的危险!”胡子婴深感敬佩，愿意陪她赴西安。宋庆龄还想约何香凝同往，二人到了纳斐德路何的寓所，不想何香凝正患心脏病，宋便嘱胡当晚8时听电话，决定行止。此事，因亲日派阻挠并准备轰炸西安，孙科多方设法弄不到飞机，最终没有成行。
宋庆龄虽然主张释放蒋介石，但对张杨的主张和行动却深表赞同和理解。事变爆发之初，她的姐夫孔祥熙要求她发表声明，遣责张杨并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她断然拒绝说：“张学良做得对，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那样做，甚至会走得更远!”为此，蓝衣社的特务曾给她寄去一封恐吓信和两粒子弹，她把信交给了中共联络员李方，并表示“不怕他们”，仍然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奔走呼号，行事为人。
不久，宋子文、宋美龄与宋庆龄联系，请她出面斡旋。宋庆龄慨然允诺，她及时与中共派驻上海的代表潘汉年联系，请他转告这一情况。很快，潘汉年回复说：“中共方面和张杨均表示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决，并请庆龄先生劝宋子文等人早日前往西安。”这才有了宋子文、宋美龄的西安之行。
在事变过程中，宋庆龄力主释放蒋介石并促使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让宋美龄非常感动地说：“二姐深明大义，不计荣辱恩怨，使美龄甚为钦佩!”两姐妹从此冰释前嫌，携手抗战。 可以说宋庆龄在西安事变中的主张和行动，不但促进了事变和平解决，也加速了国共两党和谈的进程。
[三]
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张杨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经过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以及释放政治犯等十项协议。在讨论改革政府时，宋子文代表蒋介石推荐孔祥熙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恩来财推荐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入行政院。
宋庆龄配合共产党的政策，接受毛泽东的请求，一改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对国民党中央抵制的态度，以中央委员的资格参加了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会上，她领衔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3人联名，向大会提交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她指出：“在过去6个月中，我们得到共产党几封致本党中央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合作，联合抵抗日本……中国共产党既然愿意停止危害本党政治权力的活动，并支持统一抗日，所以本党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的机会，以挽救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另外，宋庆龄还在会上作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讲，大声疾呼，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御敌。
由于国民党内亲日派和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宋庆龄等人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但大会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四项原则”，即决定在统一军队编制和政权形式下与共产党合作，承认陕甘宁边区的合法地位，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等内容。由此，国共合作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两党合作的障碍基本清除。
会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与蒋介石、顾祝同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多次会谈，双方约定同时发表中共中央宣言和蒋介石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但蒋介石心怀鬼胎，故意拖延，不予发表。为此，宋庆龄多次发表谈话，她指出“虽然内战已经停止，但是关于与共产党和解的事尚未得到任何官方的消息”。她还说：“共产党和政府合作抗日的诚意，在西安事变中得到了很清楚的证明……他们已尽了最大的力量来保持中国的团结。所以，国民党如果愿意遵循孙中山联合工农的政策，他决不应拒绝共产党在救国工作中所给予的帮助，国共合作是绝对必要的，所有力量必须团结在一起!”宋庆龄的谈话和呼吁，反响和作用巨大，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大力敦促；1937年9月22日和23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才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公开告白于天下，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对此，宋庆龄欢欣鼓舞，连续写出了《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和《两个“十月”》等文章。她说：“这几天读了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和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委员长团结御侮的谈话，使我异常地兴奋，异常地感动，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她对此而欢呼：“这是孙中山生前所不及想到的……我们重新高举起孙中山的理想。我们翘望自由，我们的心随着鼓舞起来，今天我们领土上的每一个角落里，我们听到了炮火的怒吼，这是庆祝我们全国统一的礼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