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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翻译出版业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局面。张梦麟的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他在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想、开展大众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特定的贡献。对张梦麟的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其翻译实践活动，把握其翻译特点、思想，有助于了解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而把握翻译的客观规律，对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张梦麟 翻译 实践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提出用新文学开启民智，并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视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鲁迅把翻译过程比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①。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类翻译书籍的出版在我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局面。张梦麟的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他在译介外国小说、戏剧与文艺思想、开展大众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特定的贡献。对其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其翻译实践过程，把握其翻译方法、思想、特色，将有助于了解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而把握翻译实践的客观规律，对现代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人物生平
张梦麟（1901—1985）（笔名伯符、桐君、忆秋生）是贵州贵阳人，1918 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华学艺社，之后获东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士学位。1921 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30 年12 月主编《学艺杂志》。自1932 年起，历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贵阳第二联大外文系教授、系主任，重庆英国大使馆新闻署编辑，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华书局编审，北京财经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部编审。1940 年组织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并任《中央日报》《贵州日报》副刊编辑， 受聘为文通编辑所编审委员。1944 年担任中华书局《中华少年》主编。196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 年逝世。
二、张梦麟的翻译实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张梦麟翻译活动最频繁的时期，30 年代他翻译了13 部小说作品，2 部戏剧，编译4 本英语教材，发表在期刊上的也有13 部译作。张梦麟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翻译活动，最早于1924 年编译了宫岛新三郎的《欧洲最近文艺思潮》，向国人介绍欧美最新的文艺思潮，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随后他不断介绍了萧伯纳、辛克莱、高尔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霍桑等欧美作家的作品，为西方新观念、新思想的传入起到了推动作用;编译了英文教材，40年代将重点转向编辑、翻译世界少年丛书及中华少年丛书， 在我国英文人才培养及基础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部分译作现在读起来不够通顺流畅，原因是翻译所采用的白话文当时正处在推广和发展阶段，与传统文言文相比，当时白话文无论在美学意蕴、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习惯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空间，但其译本为后来更经典通顺的白话译本的出现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张梦麟的翻译思想
（一）翻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主要依照两条路线：一是以鲁迅和左翼作家为代表的着眼于“现在的中国”旨在从别国“窃火”的实践;二是胡适等人提出的“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通过译介外国名著，普及西洋经典文学名著的举措。无论是满足革命的需要，还是给国人提供精神食粮，翻译文学都被当作促进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必要工具之一。
张梦麟（1934）在《翻译论》一文中提出“中国今日之需要翻译，也就和福禄特尔（Voltaire）②之主张有神一样，宇宙有没有神，且不去管它，假令没有的话，我们造也要造它一个。翻译在中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发展中国的文化，要研究西洋的文明，所以由一国语言，换成他一国语言的这种翻译事业，是否可能，我們可以不去管它。即令是不可能的话，我们也得要干”。
张梦麟把翻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比作伏尔泰的自然神学观。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歌颂人性，批判压抑人性的封建专制，主张言论自由。伏尔泰反抗传统权威的思想，提出科学民主和自由人权的主张，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像张梦麟这样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坚定了通过翻译构建新文化的共同理想，他们认为翻译是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迫切希望借助翻译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学形式和技巧，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营养和借鉴。
（二）翻译的坚持与灵活
张梦麟把传入中国的西欧、日本文学作品大概分为两类：一是纯理论性质的作品;二是叙事、抒情类作品。他主张在坚持信、达的基础上，根据作品的不同属性灵活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纯理论文学作品要在信与达的基础之上，翻译得越浅显易懂越好;而抒情文学的翻译则要考虑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坚持信与达
“一个翻译者译政治、经济与其他种种科学的论文或者著述的时候，他的目的自然是在把其中所含有的知识思想， 介绍给未能读原文的人。而读这种翻译的人的目的，也不外就是想知道其中所含的思想知识。因而这一种翻译越是明白浅鲜越好，越是通达流畅越可以使读者省去注意文字方面的精力，集中到内容方面。换句话说，这类翻译，不惟是要看懂，而且要很容易地看得懂。……所以这一类译书，应以达到这一步为目的，也以达到这一步作为是译本好坏的标准。自然所谓看得懂，便包含得有对于原书忠实，对于译文通顺之意。如果只是顺而不信，那简直等于胡说去了。”[3]
张梦麟十分赞同严复提出的“信、达”。他认为这两点是翻译的普遍要求，其中“信”是最关键，判断译文质量的首要标准就是“忠实”，即对原文信息知识准确无误地传达，特别是对理论性的书籍，他认为如果译文脱离了原文的知识范畴，那么为了通顺流畅而任意发挥，不如不译。1924 年张梦麟发文《〈乌鸦〉译诗的刍言》批评1923 年子岩刊《乌鸦》译诗中的错误，在张梦麟看来，他认为诗歌译介中最重要的是准确，首先要求达意不出错，其次才体现诗歌韵律。 考虑文化差异
除了对理论类书籍的翻译要求要“信、达”外，张梦麟还讲到叙事、抒情类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因为“可是讲到翻译文学作品来，问题就没有这样的简单。因为文学作品，不独传意，而且传情，不是局部的知识，而是全人的精神”[3]。这里所谓“文学作品”是区别于理论文学的叙事、抒情类文学， 或以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景物为题材内容，以模仿、虚构为构思方式，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和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文学作品;或侧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思为题材内容，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以直接抒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表现创作主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意在引发读者共鸣，从而开启民智。20 世纪30 年代，在频繁的翻译活动中，张梦麟很有前瞻性地意识到了，翻译时如果不考虑不同语言背后存在的文化背景差异， 就会产生误译。“但是若当成文学玩味起来，那么在这两句英语的背后，实包含得有西洋的风俗习惯，历史地理文化等决非中文那两个字的译文，所能传出来的东西。”[3]21 世纪有关文化差异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语言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同时具备文化性，表现出具体社会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如果不了解具体民族的文化，就不可能与之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 必须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顺利沟通、交际的目的。英语和汉语两种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道德构成、艺术成就、群体心理、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只有充分了解英汉文化差异，才能更准确地进行信息交流。
（三）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
张梦麟认为直译与意译不能割裂，最理想的翻译方法是直译意译互通，互为补充，达到“信、达”的目的。
直译——借鉴西文，创造白话新言文为了保证内容与形式上的信与达，张梦麟主张直接按照英语的行文顺序进行翻译。因为英语里有不同于汉语的表达方法，比如主谓出现在英文句末的情况，或主谓顺序颠倒等特殊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于传统汉语的行文规范，借鉴英文范式的译文，既可以开阔读者的视野，又有益于新的白话表达方式的创造，对当时白话语言规范的建设很有意义。张梦麟认为这可以“丰富中国的语言。使读者于新的思想感情之外，更惊奇地接触一些新的表现，可是并不新奇到破坏中文的程度”。这一点和鲁迅等人的主张是相通的“。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3]
意译——翻译是汉语的再创作靳梅琳认为直译是忠于原文意思同时保留原文形式， 意译不受原文词语和句子结构的限制。张梦麟认为适当采用意译，有时会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认为“西洋人的思想感情，既不比中国人的还要进步，则西洋言语所能表的思想感情，中国言语也能同样的表出。于是把从一本西洋文学里所得的感情思想，重又完全用纯粹的国语把他重现一遍。不拘泥于西文的字句、文體、句法，只是把它的精神感情再创造一遍得来的结果，起码可以传出愿作精神之十之八九，有时较之原著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3]比如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英译的古波斯诗歌集《鲁拜集》，虽然在现在看来，菲茨杰拉德其实是将获默凯延的《鲁拜集》加以整理、耙梳，将他认为是表达同一意念的，散见于各首的诗句归纳、综合在一起，再删去他认为是粗鄙的部分，还把别的波斯诗人的几篇诗作也塞进去，算作获默凯延的诗作，然后译了出来。他的译本严格意义上算是一种大胆的改写，但不可否认他的改写还是延续了原作者精神的。
（四）译者条件
张梦麟在《翻译论》一书中提到了译者应具备的条件， 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业界有关翻译的讨论中常常被大家忽视。
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首先，译者要具备扎实的双语功底，既包括理解原文语言表达的能力，又包括熟练使用译入语表达原文精神。其次，译者要对原文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有准确把握，并能在与译入语文化相联系之后准确传达。
要拥有感同身受的能力
张梦麟认为译者的条件之二是要能与原作者感同身受，能设身处地地思考作者的创作历程。他在《现代随笔集》《老拳师》《红字》《人与超人》等译本序言中详细介绍了萧伯纳、杰克·伦敦、霍桑等作家的生平事迹、写作风格，进而分析了创作目的。这些准备工作对于通过翻译准确传达原作精神有很大的作用。
四、对当代翻译人员的启示
张梦麟是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老一辈翻译家，其翻译实践给现代翻译人员许多启示。第一，我们应不断充实文化知识并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熟悉中外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第二，要做好翻译准备，准确把握原作者的观点和精神。第三， 翻译过程中坚持“信”的原则，忠实原文，尽量使译文不要受主观意见的影响。第四，在坚持原文精髓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时代因素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最后，翻译人员要有良好的心态，遇到翻译困难时不要灰心丧气，多学多练，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才能不断进步。
注释：
①许广平：后来翻译论不少文艺理论书，自比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那就更大了。
②今译为伏尔泰.
参考文献：
[1]唐承德. 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M].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1997.
[2]赵景深. 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3]张梦麟. 翻译论[J]. 新中华，1934（2）.
[4]赵贤州. 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5]张伯符《. 乌鸦》译诗的刍言[J]. 创造周报，1924（36）.
[6]露明女士，郭沫若. 乌鸦译诗的讨论（通信二则）[J].创造周报，1924（45）.
[7]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靳梅琳. 英汉翻译概要[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关键词：张梦麟 翻译 实践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提出用新文学开启民智，并把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视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鲁迅把翻译过程比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①。至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类翻译书籍的出版在我国呈现出一派繁荣的局面。张梦麟的翻译活动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他在译介外国小说、戏剧与文艺思想、开展大众教育等方面作出了特定的贡献。对其翻译活动进行研究，分析其翻译实践过程，把握其翻译方法、思想、特色，将有助于了解翻译实践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进而把握翻译实践的客观规律，对现代翻译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人物生平
张梦麟（1901—1985）（笔名伯符、桐君、忆秋生）是贵州贵阳人，1918 年留学日本，参加中华学艺社，之后获东京都帝国大学文学系文学士学位。1921 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1930 年12 月主编《学艺杂志》。自1932 年起，历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贵阳第二联大外文系教授、系主任，重庆英国大使馆新闻署编辑，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外文系教授，中华书局编审，北京财经出版社第四编辑室主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部编审。1940 年组织发起“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并任《中央日报》《贵州日报》副刊编辑， 受聘为文通编辑所编审委员。1944 年担任中华书局《中华少年》主编。1963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 年逝世。
二、张梦麟的翻译实践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张梦麟翻译活动最频繁的时期，30 年代他翻译了13 部小说作品，2 部戏剧，编译4 本英语教材，发表在期刊上的也有13 部译作。张梦麟于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翻译活动，最早于1924 年编译了宫岛新三郎的《欧洲最近文艺思潮》，向国人介绍欧美最新的文艺思潮，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随后他不断介绍了萧伯纳、辛克莱、高尔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霍桑等欧美作家的作品，为西方新观念、新思想的传入起到了推动作用;编译了英文教材，40年代将重点转向编辑、翻译世界少年丛书及中华少年丛书， 在我国英文人才培养及基础教育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部分译作现在读起来不够通顺流畅，原因是翻译所采用的白话文当时正处在推广和发展阶段，与传统文言文相比，当时白话文无论在美学意蕴、思想内容与文字表达习惯等方面都有极大的进步空间，但其译本为后来更经典通顺的白话译本的出现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张梦麟的翻译思想
（一）翻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主要依照两条路线：一是以鲁迅和左翼作家为代表的着眼于“现在的中国”旨在从别国“窃火”的实践;二是胡适等人提出的“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通过译介外国名著，普及西洋经典文学名著的举措。无论是满足革命的需要，还是给国人提供精神食粮，翻译文学都被当作促进当时中国社会进步的必要工具之一。
张梦麟（1934）在《翻译论》一文中提出“中国今日之需要翻译，也就和福禄特尔（Voltaire）②之主张有神一样，宇宙有没有神，且不去管它，假令没有的话，我们造也要造它一个。翻译在中国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要发展中国的文化，要研究西洋的文明，所以由一国语言，换成他一国语言的这种翻译事业，是否可能，我們可以不去管它。即令是不可能的话，我们也得要干”。
张梦麟把翻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比作伏尔泰的自然神学观。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歌颂人性，批判压抑人性的封建专制，主张言论自由。伏尔泰反抗传统权威的思想，提出科学民主和自由人权的主张，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像张梦麟这样的中国爱国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坚定了通过翻译构建新文化的共同理想，他们认为翻译是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迫切希望借助翻译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学形式和技巧，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进步提供营养和借鉴。
（二）翻译的坚持与灵活
张梦麟把传入中国的西欧、日本文学作品大概分为两类：一是纯理论性质的作品;二是叙事、抒情类作品。他主张在坚持信、达的基础上，根据作品的不同属性灵活考虑其他因素，比如纯理论文学作品要在信与达的基础之上，翻译得越浅显易懂越好;而抒情文学的翻译则要考虑语言背后的文化差异。
坚持信与达
“一个翻译者译政治、经济与其他种种科学的论文或者著述的时候，他的目的自然是在把其中所含有的知识思想， 介绍给未能读原文的人。而读这种翻译的人的目的，也不外就是想知道其中所含的思想知识。因而这一种翻译越是明白浅鲜越好，越是通达流畅越可以使读者省去注意文字方面的精力，集中到内容方面。换句话说，这类翻译，不惟是要看懂，而且要很容易地看得懂。……所以这一类译书，应以达到这一步为目的，也以达到这一步作为是译本好坏的标准。自然所谓看得懂，便包含得有对于原书忠实，对于译文通顺之意。如果只是顺而不信，那简直等于胡说去了。”[3]
张梦麟十分赞同严复提出的“信、达”。他认为这两点是翻译的普遍要求，其中“信”是最关键，判断译文质量的首要标准就是“忠实”，即对原文信息知识准确无误地传达，特别是对理论性的书籍，他认为如果译文脱离了原文的知识范畴，那么为了通顺流畅而任意发挥，不如不译。1924 年张梦麟发文《〈乌鸦〉译诗的刍言》批评1923 年子岩刊《乌鸦》译诗中的错误，在张梦麟看来，他认为诗歌译介中最重要的是准确，首先要求达意不出错，其次才体现诗歌韵律。 考虑文化差异
除了对理论类书籍的翻译要求要“信、达”外，张梦麟还讲到叙事、抒情类文学作品的翻译要求，因为“可是讲到翻译文学作品来，问题就没有这样的简单。因为文学作品，不独传意，而且传情，不是局部的知识，而是全人的精神”[3]。这里所谓“文学作品”是区别于理论文学的叙事、抒情类文学， 或以客观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事件、人物和环境景物为题材内容，以模仿、虚构为构思方式，以具体生动的叙述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反映和表现创作主体对社会人生的审美把握的文学作品;或侧重以抒情主人公主观情思为题材内容，以内心感受和体验为构思方式，以直接抒发为主要艺术表现手法，从而表现创作主体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悟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意在引发读者共鸣，从而开启民智。20 世纪30 年代，在频繁的翻译活动中，张梦麟很有前瞻性地意识到了，翻译时如果不考虑不同语言背后存在的文化背景差异， 就会产生误译。“但是若当成文学玩味起来，那么在这两句英语的背后，实包含得有西洋的风俗习惯，历史地理文化等决非中文那两个字的译文，所能传出来的东西。”[3]21 世纪有关文化差异的研究早已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人们也充分意识到了语言是人类社会进行交际的重要工具，同时具备文化性，表现出具体社会文化截然不同的特点。如果不了解具体民族的文化，就不可能与之进行有效的交流。因此， 必须把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顺利沟通、交际的目的。英语和汉语两种表达方式上的差异是由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道德构成、艺术成就、群体心理、风俗习惯等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只有充分了解英汉文化差异，才能更准确地进行信息交流。
（三）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
张梦麟认为直译与意译不能割裂，最理想的翻译方法是直译意译互通，互为补充，达到“信、达”的目的。
直译——借鉴西文，创造白话新言文为了保证内容与形式上的信与达，张梦麟主张直接按照英语的行文顺序进行翻译。因为英语里有不同于汉语的表达方法，比如主谓出现在英文句末的情况，或主谓顺序颠倒等特殊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于传统汉语的行文规范，借鉴英文范式的译文，既可以开阔读者的视野，又有益于新的白话表达方式的创造，对当时白话语言规范的建设很有意义。张梦麟认为这可以“丰富中国的语言。使读者于新的思想感情之外，更惊奇地接触一些新的表现，可是并不新奇到破坏中文的程度”。这一点和鲁迅等人的主张是相通的“。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3]
意译——翻译是汉语的再创作靳梅琳认为直译是忠于原文意思同时保留原文形式， 意译不受原文词语和句子结构的限制。张梦麟认为适当采用意译，有时会达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认为“西洋人的思想感情，既不比中国人的还要进步，则西洋言语所能表的思想感情，中国言语也能同样的表出。于是把从一本西洋文学里所得的感情思想，重又完全用纯粹的国语把他重现一遍。不拘泥于西文的字句、文體、句法，只是把它的精神感情再创造一遍得来的结果，起码可以传出愿作精神之十之八九，有时较之原著作还有过之而无不及”。[3]比如爱德华·菲茨杰拉德（1809—1883）英译的古波斯诗歌集《鲁拜集》，虽然在现在看来，菲茨杰拉德其实是将获默凯延的《鲁拜集》加以整理、耙梳，将他认为是表达同一意念的，散见于各首的诗句归纳、综合在一起，再删去他认为是粗鄙的部分，还把别的波斯诗人的几篇诗作也塞进去，算作获默凯延的诗作，然后译了出来。他的译本严格意义上算是一种大胆的改写，但不可否认他的改写还是延续了原作者精神的。
（四）译者条件
张梦麟在《翻译论》一书中提到了译者应具备的条件， 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业界有关翻译的讨论中常常被大家忽视。
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
首先，译者要具备扎实的双语功底，既包括理解原文语言表达的能力，又包括熟练使用译入语表达原文精神。其次，译者要对原文相关历史文化背景有准确把握，并能在与译入语文化相联系之后准确传达。
要拥有感同身受的能力
张梦麟认为译者的条件之二是要能与原作者感同身受，能设身处地地思考作者的创作历程。他在《现代随笔集》《老拳师》《红字》《人与超人》等译本序言中详细介绍了萧伯纳、杰克·伦敦、霍桑等作家的生平事迹、写作风格，进而分析了创作目的。这些准备工作对于通过翻译准确传达原作精神有很大的作用。
四、对当代翻译人员的启示
张梦麟是具有丰富翻译经验的老一辈翻译家，其翻译实践给现代翻译人员许多启示。第一，我们应不断充实文化知识并提高语言表达水平，熟悉中外语言表达习惯的差异。第二，要做好翻译准备，准确把握原作者的观点和精神。第三， 翻译过程中坚持“信”的原则，忠实原文，尽量使译文不要受主观意见的影响。第四，在坚持原文精髓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时代因素及读者接受水平的差异，采用灵活的翻译方法和技巧。最后，翻译人员要有良好的心态，遇到翻译困难时不要灰心丧气，多学多练，注意总结和积累经验，才能不断进步。
注释：
①许广平：后来翻译论不少文艺理论书，自比为“偷外来的火，烧自己的肉”，对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意义那就更大了。
②今译为伏尔泰.
参考文献：
[1]唐承德. 贵州近现代人物资料[M].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1997.
[2]赵景深. 文人剪影 文人印象[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5.
[3]张梦麟. 翻译论[J]. 新中华，1934（2）.
[4]赵贤州. 关于文化导入的再思考[J].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2（3）.
[5]张伯符《. 乌鸦》译诗的刍言[J]. 创造周报，1924（36）.
[6]露明女士，郭沫若. 乌鸦译诗的讨论（通信二则）[J].创造周报，1924（45）.
[7]罗新璋，陈应年. 翻译论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8]靳梅琳. 英汉翻译概要[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