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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威廉斯（以下简称威廉斯）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他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关键词》及《乡村与城市》等著作都已成为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文献。在《乡村与城市》一书中，威廉斯既饱含深情地讲述了自己的乡村生活经历，又旁征博引了英国文学的诸多经典作品，分析了乡村与城市的文化形象。通过回顾威廉斯对乡村和城市的文化批判，进而可以发现他在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的价值。
一、威廉斯对乡村的文化批判
威廉斯发现在英国社会和文学中流传着这样的神话：以往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过去的乡村是“快乐的英格兰”。诗人琼森在其诗作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和“快乐的英格兰”：
提供长着斑点的紫色野鸡
来装点你丰盛的餐桌；
田里到处都是斑斓的山鹑
自愿被宰杀供你食用。[1]
这样一幅伊甸园的景象，如同中国文学作品所描绘的“桃花源”一样。彼时彼地物产丰足，人人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但遗憾的是，当代人所发现的乡村并不是这样一个乐园。于是人们就将当下乡村的悲惨景象归因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的崛起。
威廉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美丽的乡村”从开始就只是一个神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乡村都是美好与苦难并存，它既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消亡，也并非我们在诗歌中看到的那么美丽。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从对诗歌的分析入手批评了所谓“美丽的乡村”的神话。他从公元前9世纪的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谈到古希腊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讲到维吉尔的《牧歌》，一路回顾了西方田园诗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形象是如何从最初的理想化发展到最后完全地脱离了真实的农村生活，有力地反驳了所谓的“田园牧歌”神话。所以威廉斯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鼓吹“黄金时代”的学者：“现在我们应该把这种做法称为诈骗了。”[2]他引用作家克雷布的诗歌来揭示田园诗中隐藏的痛苦[3]，严厉批评了那些将乡村戏剧化和浪漫化的人。他们只看到了大自然的物产丰饶，风景如画，却忽视了乡村生活的艰难。虽然他们将自然的恩赐与大家分享，更值得我们感激。但是威廉斯引用斯蒂芬·达克的诗揭开了这一欢乐乡村的真相：
我们发现桌上摆满食物，
杯中盛满浓郁的艾尔酒，令人兴奋，
他无比慷慨，不断敬酒，
以至我们以为不必再去劳作，也不必在意过去。
然而次日一早就真相大白，
我们必须重又辛苦劳作；
重新回到那些谷仓，
为明年的玉米挪腾地方。[4]
老爷们“施舍”的目的是继续让“我们”进行无尽的痛苦的劳动，“就连饮酒都变成了一种获取更多劳力（和更多痛楚）的方法”[5]。如果说美丽的乡村确实存在，那也仅仅存在于那些远离劳作的人的眼中。他们远离劳作却拥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正是他们写出乡村美丽的神话。至此，乡村神话的实质就昭然若揭：它只是老爷们的美丽乡村，而不是劳作者的乡村。
二、威廉斯的城市观
威廉斯不同意在西方早期的田园诗中就已经出现的歌颂农村、贬低城市的倾向。他认为：首先，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整体；其次，如同乡村并不美丽淳朴，城市也并非肮脏丑陋。
（一）城市与乡村的一体性
首先，威廉斯通过回顾早期诗人对理想居所的寻找，揭示了城市与乡村的一体性。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引用古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诗作，诗人这样提到罗马：
我在罗马又能做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撒谎。[6]
因为在诗人眼中，城市“充斥着奉承和贿赂，有组织的教唆，喧哗噪声和川流车辆，加上因有人抢劫而显得不安全的街道，拥挤破旧的房屋和时常面临的火灾危险”[7]。诗人因此希望寻找一个理想的安居之所。但这一理想之地并不是乡村，而是作为城市与乡村混杂物的郊区住宅。它是城市和乡村缺点的克服，也是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结合，更是城市与乡村一体性的直接展示。
其次，威廉斯发现人们一直以来对城市的认识存在误解：城市所代表的肮脏丑陋正在破坏纯真的乡村，即“一种纯真的、传统的制度正在遭受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秩序的侵袭和破坏”[8]。这正是雷蒙·威廉斯所反对的，他认为城市和乡村具有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看，一方面乡村地主将农村资源进行商品化带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资本被地主运用，以便其从乡村获得更多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对乡村的压榨。从人事上看，大量的农村地主进城，在城市发展自己的生意，同时将家族迁入城市，并与城市中的其他阶层通婚，城市成为乡村地主寻找合适婚姻的场所。在这些充满铜臭味的婚姻交易中，表面上被他们鄙视的乡村田产和宅邸实质上却成为重要的筹码。
（二）城市的“黑暗”和“光明”
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以伦敦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的“黑暗”和“光明”。先看城市的“黑暗”。威廉斯列举了狄更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作品，认为他们真正地将城市中的阶级对立写了出来，虽然前者写的是伦敦，后者写的是曼彻斯特。他认为伦敦更具代表性，“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最为黑暗的伦敦’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称号”，“以伦敦东区为标志性范例，伦敦的黑暗和贫穷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文学和社会思想中都处于中心位置”[9]。另外，威廉斯还引用乔治·吉辛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伦敦东区劳动者毫无希望、严酷艰难的生存状况。[10]虽然这样，威廉斯认为这座城市依然可以被视为 “光明之城”。所谓“光明”往往被表面化地理解为城市的灯光明亮，进而被作者们引申为耀眼和强势的大都市文化。但是威廉斯所说的“光明”是指“颇具特色的新社会思想和新社会组织正在其中诞生”[11]。他认为城市“这种力量的共同特点是傲慢、懒惰和愚蠢，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反抗：不是靠怀旧性的纯真，而是靠自觉地进步：通过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12]。这样，威廉斯的“光明之城”就指向了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将威廉斯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 三、威廉斯的当代价值
威廉斯的乡村观和城市观不仅具有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意义，而且因为其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所以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也颇有启发。下面我们从理论和建设两个层面谈谈威廉斯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
从文化建设的理论层面来看，威廉斯的研究不仅祛除了对乡村和城市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塑造过程中隐藏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能够引发中国学者的共鸣，并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乡村和城市概念，而且更能在当代新文化语境中确立两者的内涵和关系。当代最重要的文化语境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3]。这样的“中国梦”当然不是“乡村梦”，也不是“城市梦”，而是超越乡村和城市对立的建设理想。威廉斯从理论层面破除了乡村和城市的对立，这正是威廉斯的理论之于当代的价值。
从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来看，当代文化建设必须出现一批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习主席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践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14]实现“中国梦”所包含的文化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但目前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例，各地政府基于本土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成本低、见效快、不可复制等诸多优点，将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包装和升级改造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终南捷径。然而随着各地纷纷开展本地旅游战略，旅游产品的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整体效益不断下滑。从长远来看，能否切实提升产品的文化品质将成为决定文化产品成败的关键。这也是摆在各级文化产业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要提升文化产品的品质，不能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比如近年到处兴建的仿古小镇），必须开展文化产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其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厘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挖掘。
以乡村旅游为例。近年来各地大量重复建设的乡村旅游项目（以农家乐为代表）正陷入经营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对“乡村”概念的文化批判就必须提上日程。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乡村”？什么是“美丽的乡村”？展开这样的思考才能回答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按照威廉斯的乡村批判理论，“美丽的乡村”是资本主义虚假想象的产物，现实中不存在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乡村。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规划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就不能一味地遵循消费逻辑，迎合“城市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将“农村”塑造为一个居伊·德波所说的麻醉性文化景观[15]。相对“城市”这一文化体而言，非田园的甚至带来刺痛的农村可能更具价值和审美生命力。当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想当然地制造了大量花团锦簇的漂亮“农村”。从短期来看这些“乡村”可以达到吸引城市消费者的目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对农村进行这样的神话塑造将会损害其本身自然淳朴的品质，带来对农村本真审美的毁灭。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学研究—文学与传播学的视域融合”（项目编号：14JK2123）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法]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3页。
[2]同上，第25页。
[3]同上，第26页。
[4]同上，第47页。
[5]同上，第49页。
[6]同上，第66页。
[7]同上。
[8]同上，第69页。
[9]同上，第301页。
[10]同上，第303页。
[11]同上，第311页。
[12]同上，第313页。
[13]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网，2012年11月29日。
[14]习近平：《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3年3月18日。
[15][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
一、威廉斯对乡村的文化批判
威廉斯发现在英国社会和文学中流传着这样的神话：以往的时代是“黄金时代”，过去的乡村是“快乐的英格兰”。诗人琼森在其诗作中就曾生动地描绘了所谓的“黄金时代”和“快乐的英格兰”：
提供长着斑点的紫色野鸡
来装点你丰盛的餐桌；
田里到处都是斑斓的山鹑
自愿被宰杀供你食用。[1]
这样一幅伊甸园的景象，如同中国文学作品所描绘的“桃花源”一样。彼时彼地物产丰足，人人安居乐业，幸福美满，但遗憾的是，当代人所发现的乡村并不是这样一个乐园。于是人们就将当下乡村的悲惨景象归因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城市的崛起。
威廉斯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美丽的乡村”从开始就只是一个神话。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乡村都是美好与苦难并存，它既没有因为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消亡，也并非我们在诗歌中看到的那么美丽。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从对诗歌的分析入手批评了所谓“美丽的乡村”的神话。他从公元前9世纪的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谈到古希腊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讲到维吉尔的《牧歌》，一路回顾了西方田园诗的发展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形象是如何从最初的理想化发展到最后完全地脱离了真实的农村生活，有力地反驳了所谓的“田园牧歌”神话。所以威廉斯毫不客气地批评那些鼓吹“黄金时代”的学者：“现在我们应该把这种做法称为诈骗了。”[2]他引用作家克雷布的诗歌来揭示田园诗中隐藏的痛苦[3]，严厉批评了那些将乡村戏剧化和浪漫化的人。他们只看到了大自然的物产丰饶，风景如画，却忽视了乡村生活的艰难。虽然他们将自然的恩赐与大家分享，更值得我们感激。但是威廉斯引用斯蒂芬·达克的诗揭开了这一欢乐乡村的真相：
我们发现桌上摆满食物，
杯中盛满浓郁的艾尔酒，令人兴奋，
他无比慷慨，不断敬酒，
以至我们以为不必再去劳作，也不必在意过去。
然而次日一早就真相大白，
我们必须重又辛苦劳作；
重新回到那些谷仓，
为明年的玉米挪腾地方。[4]
老爷们“施舍”的目的是继续让“我们”进行无尽的痛苦的劳动，“就连饮酒都变成了一种获取更多劳力（和更多痛楚）的方法”[5]。如果说美丽的乡村确实存在，那也仅仅存在于那些远离劳作的人的眼中。他们远离劳作却拥有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一切，正是他们写出乡村美丽的神话。至此，乡村神话的实质就昭然若揭：它只是老爷们的美丽乡村，而不是劳作者的乡村。
二、威廉斯的城市观
威廉斯不同意在西方早期的田园诗中就已经出现的歌颂农村、贬低城市的倾向。他认为：首先，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整体；其次，如同乡村并不美丽淳朴，城市也并非肮脏丑陋。
（一）城市与乡村的一体性
首先，威廉斯通过回顾早期诗人对理想居所的寻找，揭示了城市与乡村的一体性。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引用古罗马讽刺诗人尤维纳利斯（Juvenal）的诗作，诗人这样提到罗马：
我在罗马又能做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撒谎。[6]
因为在诗人眼中，城市“充斥着奉承和贿赂，有组织的教唆，喧哗噪声和川流车辆，加上因有人抢劫而显得不安全的街道，拥挤破旧的房屋和时常面临的火灾危险”[7]。诗人因此希望寻找一个理想的安居之所。但这一理想之地并不是乡村，而是作为城市与乡村混杂物的郊区住宅。它是城市和乡村缺点的克服，也是城市与乡村优点的结合，更是城市与乡村一体性的直接展示。
其次，威廉斯发现人们一直以来对城市的认识存在误解：城市所代表的肮脏丑陋正在破坏纯真的乡村，即“一种纯真的、传统的制度正在遭受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秩序的侵袭和破坏”[8]。这正是雷蒙·威廉斯所反对的，他认为城市和乡村具有密切的联系。从经济上看，一方面乡村地主将农村资源进行商品化带入城市；另一方面，城市资本被地主运用，以便其从乡村获得更多资源，同时也加重了对乡村的压榨。从人事上看，大量的农村地主进城，在城市发展自己的生意，同时将家族迁入城市，并与城市中的其他阶层通婚，城市成为乡村地主寻找合适婚姻的场所。在这些充满铜臭味的婚姻交易中，表面上被他们鄙视的乡村田产和宅邸实质上却成为重要的筹码。
（二）城市的“黑暗”和“光明”
在《乡村与城市》中，威廉斯以伦敦为例向我们展示了城市的“黑暗”和“光明”。先看城市的“黑暗”。威廉斯列举了狄更斯和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作品，认为他们真正地将城市中的阶级对立写了出来，虽然前者写的是伦敦，后者写的是曼彻斯特。他认为伦敦更具代表性，“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最为黑暗的伦敦’已经成了一个习惯性的称号”，“以伦敦东区为标志性范例，伦敦的黑暗和贫穷形象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文学和社会思想中都处于中心位置”[9]。另外，威廉斯还引用乔治·吉辛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伦敦东区劳动者毫无希望、严酷艰难的生存状况。[10]虽然这样，威廉斯认为这座城市依然可以被视为 “光明之城”。所谓“光明”往往被表面化地理解为城市的灯光明亮，进而被作者们引申为耀眼和强势的大都市文化。但是威廉斯所说的“光明”是指“颇具特色的新社会思想和新社会组织正在其中诞生”[11]。他认为城市“这种力量的共同特点是傲慢、懒惰和愚蠢，人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反抗：不是靠怀旧性的纯真，而是靠自觉地进步：通过教育、科学和社会主义”[12]。这样，威廉斯的“光明之城”就指向了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将威廉斯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 三、威廉斯的当代价值
威廉斯的乡村观和城市观不仅具有文化研究领域的奠基意义，而且因为其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所以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也颇有启发。下面我们从理论和建设两个层面谈谈威廉斯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
从文化建设的理论层面来看，威廉斯的研究不仅祛除了对乡村和城市的偏见，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塑造过程中隐藏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威廉斯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批判能够引发中国学者的共鸣，并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我们的乡村和城市概念，而且更能在当代新文化语境中确立两者的内涵和关系。当代最重要的文化语境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3]。这样的“中国梦”当然不是“乡村梦”，也不是“城市梦”，而是超越乡村和城市对立的建设理想。威廉斯从理论层面破除了乡村和城市的对立，这正是威廉斯的理论之于当代的价值。
从文化建设的实践层面来看，当代文化建设必须出现一批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景观。习主席明确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践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14]实现“中国梦”所包含的文化建设必须具有中国特色，但目前的情况并不容乐观。以旅游资源开发为例，各地政府基于本土旅游资源的开发具有成本低、见效快、不可复制等诸多优点，将对旅游资源的文化包装和升级改造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终南捷径。然而随着各地纷纷开展本地旅游战略，旅游产品的同质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导致整体效益不断下滑。从长远来看，能否切实提升产品的文化品质将成为决定文化产品成败的关键。这也是摆在各级文化产业决策者和研究者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要提升文化产品的品质，不能仅仅是形式上的模仿（比如近年到处兴建的仿古小镇），必须开展文化产品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其中首先要进行的就是厘清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的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挖掘。
以乡村旅游为例。近年来各地大量重复建设的乡村旅游项目（以农家乐为代表）正陷入经营困境。要解决这一问题，对“乡村”概念的文化批判就必须提上日程。需要思考的是，什么是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乡村”？什么是“美丽的乡村”？展开这样的思考才能回答如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旅游品牌。按照威廉斯的乡村批判理论，“美丽的乡村”是资本主义虚假想象的产物，现实中不存在一个“世外桃源”式的乡村。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在规划乡村旅游的过程中就不能一味地遵循消费逻辑，迎合“城市人”对“乡村”的审美想象，将“农村”塑造为一个居伊·德波所说的麻醉性文化景观[15]。相对“城市”这一文化体而言，非田园的甚至带来刺痛的农村可能更具价值和审美生命力。当下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想当然地制造了大量花团锦簇的漂亮“农村”。从短期来看这些“乡村”可以达到吸引城市消费者的目的。然而从长期来看，对农村进行这样的神话塑造将会损害其本身自然淳朴的品质，带来对农村本真审美的毁灭。
[基金项目：本论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项目“媒介环境学视域下的网络文学研究—文学与传播学的视域融合”（项目编号：14JK2123）之阶段性成果。]
注释
[1][法]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3页。
[2]同上，第25页。
[3]同上，第26页。
[4]同上，第47页。
[5]同上，第49页。
[6]同上，第66页。
[7]同上。
[8]同上，第69页。
[9]同上，第301页。
[10]同上，第303页。
[11]同上，第311页。
[12]同上，第313页。
[13]习近平：《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新华网，2012年11月29日。
[14]习近平：《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2013年3月18日。
[15][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