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独特的眼光解读历史，无怪乎作者时不时以颇带讥诮的口吻提起“时贤”
　　
　　走笔江山，总要有个起步的原点。一千个人看“天下”，就有一千个原点，正因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才有今人论史的著作一本接一本出个不停的必要。回到本书，作者的原点又在哪里呢?
　　这个原点就放在被命名为《自远方》的第一节里。作者去哈尔滨游玩，参观毛泽东主席当年下榻的住所，在那些陈列的书籍中注意到一个细节：“其中一本英文著作，作者竟然是亚当·斯密。”陈列馆馆长告诉他，这些书都是毛主席从东北局图书馆临时借来读，的，因为是借的，离开的时候就没有带走，“但肯定是看过的。”作者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反对世界市场的从来不是毛泽东，而是西方列强”。
　　
　　这样非凡的史识，书中不断显露。作者在第一章第四节《西北望》中找到了许多稀见史料来反驳那些认为清王朝“拒绝贸易”、“闭关自守”的成见——“都知道康熙在雅克萨之战中将沙俄饱揍了一顿，但很少知道康熙对于沙俄还有积极发展经贸关系这另外一手……康熙实际上更是一位热衷于改革开放大业和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君主。”作者发现，法国人白晋在给路易十四所写的秘密报告中提到，“北京是皇帝允许莫斯科人自由通商的大城市，在通商过程中，他们无须交税，更不会受到欺凌。皇帝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有利可图，以便永远保持通商的睦邻关系。
　　作者由此质问，清朝贸易税很低，甚至几乎不收税，一个对国际贸易“几乎不收税”的国家，怎么能说它不接受国际贸易，不遵守国际法呢?
　　作者慧眼所及，总能发现一般历史学家发现不了的问题。他发现，一个谣言流传至今，这就是乾隆要英国使节马噶尔尼下跪而英国人不肯屈就，导致中英贸易谈判中止一案。对这个铸成乾隆愚昧保守骂名的“故事”，作者以史实来反驳。他说，“真正的历史事实是这样的：马噶尔尼使团得到盛情招待后，竟然提出与贸易毫不相干的要求：一、请于舟山附近划一不设防之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人休息、存放一切货物、且永久居住；二、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得加以禁止。”作者说，这其实也
　　就是割地，乾隆皇帝理所当然要回绝，也“正是根据这一无礼要求，乾隆才判定了英国人的野蛮和无知。”本书得出的结论是：“乾隆并非拒绝海上贸易，而是不允许开放一个海岛，作为英国商人的货物贮藏地和战略根据地。”
　　为了证明乾隆并不保守，作者提出了另一个反证：“在广阔的陆地边界，大清一直开放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
　　用这样独特的眼光解读历史，无怪乎作者时不时以颇带讥诮的口吻提起“时贤”。作者与“时贤”们在历史认知上的分野贯穿于本书始终。“时贤”们总说自己是理性的，是实事求是的；而作者的观点也是从质地坚实的史料元素中提炼出来的。真正的分野在哪里?就在于视角与身体的坐向。身处不同的立场，所思所悟，必然相异。
　　
　　(《天下：江山走笔》韩毓海著　中国海关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