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毛公鼎出土以后，它的传奇般的经历一直受到业界人士的关注。多年来，经过知情人士的不懈考证，毛公鼎出土后的曲折经历已经越来越清晰了。然而，不久前笔者在上海档案馆的一个发现，却又为我们揭开了毛公鼎经历中的一段鲜为人知的曲折内幕。
　　1843年(清朝道光二十三年)出土于陕西岐山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因其铭文在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篇幅最长而著称于世。鼎铭记述了周宣王册命毛公之事，对于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有重要价值。同时，鼎铭也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为历代文人雅士所推崇，素有“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之美誉。
　　
　　毛公鼎有着如此高的价值，也就难怪从其出土之日，直到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最终被移交当时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它曾在民间几易其主，历尽沧桑，还险些落在外国人的手里。它曾被清代著名金石学家陈介祺秘藏；曾被清末大臣端方占存曾被民国时期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从美国人的觊觎中花巨资奋力挽救；也曾被学者叶公超冒着生命危险从日本人的魔爪之中抢出；最后则由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徐伯璞从“上海敌伪物资管委会”取回，移交当时的中央博物院(即现在中山门内的南京博物院)收藏。目前此鼎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可是，据笔者近日从上海档案馆发现的一份档案材料中获悉，如果当年徐伯璞先生没有及时把毛公鼎取回并上交国家的话，毛公鼎则会被上海市教育局接管。如此一来，毛公鼎现在的处所是不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也就无从知晓了。这份由上海市教育局呈市政府的档案是这样纪录的：
　　案奉
　　钧府三十五年四月廿九日秘四字第六二六。号训令，转奉行政院三十五年四月十九日节九字第一二四三二号令，关于第二项毛公鼎一器饬由本局接收保管等因，奉此当经组织毛公鼎保管委员会，并派叶恭绰、徐士浩、俞庆棠、王汝昌、杨宽等为委员，以该器存在处所未经查明，由杨委员宽负责，查明该器在军统局保存。经杨委员偕同王委员汝昌前往接洽，据该局负责人面称已送南京该局保管等语，均经呈报有案。此后复派杨宽赴京接洽接收事宜，据称该器确在南京军统局，现该局已向主席请示等语。正拟呈报间，复准军统局六月十六日函称该N,_Ik已送呈主席。关于接管事宜应如何进行之处理，合将经过情形具文呈报，仰祈鉴核示遵。
　　谨呈
　　上海市政府
　　上海市教育局局长顾毓秀
　　副局长李熙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