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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的谜，完全有可能是一代人或一个时代之谜。”周作人，似乎正是这样一个司芬克斯之谜。
△以往我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式和二重组合式结构来概括复杂的事物。而我们对周作人的人格结构所作的诸如“隐士加流氓”的二元式归纳，却多少有些简化了周作人，简化了周作人在那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以及他所面临的个人与历史的矛盾。
尤其当我们把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人格结构作为研究周作人的总体思维及理论框架的时候。
“隐士加流氓”：比喻性的评价也许永远上升不到本质论认识层次，因此也最终难以揭示周作人一生所负载的那个历史文化的司芬克斯之谜。
△康德说过，认识其实就是构成认识对象的过程。一旦我们确定了二元结构模式的对周作人的认识，那么作为对象本体的周作人在我们研究视域中的终极形象也就相应地确立了。方法论就这样决定着对认识对象的本质理解。
因此，有时对对象的诠解和把握甚至会由形式本身制约。如果编撰周作人年谱，那么只能获得一个编年体式的周作人形象。
△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和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相汇合的结果，是西方自由主义文人这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角色的出现。这种文人形象之所以在本质上相异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就在于它超越了“进与退”，“穷与达”的矛盾，以现代报业、出版业为其主要经济基础，最终摆脱了对某一政治集团或权力结构的依附性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组成。而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不仅确定了自己的现代自由主义文人形象，而且对当时的文艺发展和社会启蒙工作提出具体的自由主义原则，他力图进一步超越中国当时社会的启蒙和救亡的变奏主潮，站在社会和历史的边缘作“壁上观”，这也许就是周作人终其一生所自觉追求的自由主义文人梦。而当时的历史环境，时代要求却最终决定了这终将是个以悲剧作为终结的梦。
即便如此，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也不能简化为自由和枷锁。
△周作人研究似乎总不免要把鲁迅的人生选择和存在方式作为比较的标准和参照座标，这或许是研究者无法消除的前理解。而鲁迅在文化性格上呈现的单一性可能易使人忽略了周作人气质中某些神秘与复杂的因素。
当把周作人研究的座标转换为文化价值论而非社会政治层面的某些阶级性原则，这种前理解的调整便会更多地呈现给我们一个作为文人形象的周作人。
△体现在《野草》中的鲁迅在五四一代知识者当中永远属于卓然不群的独自远行者。他自觉地肩负着作为“类”的悲剧性存在的历史命运，这沉重的生命超载也许根本就不是追求“隐逸”和“闲适”的中国传统文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或许周作人的人生之路反而可以代表中国现代社会知识者的普遍抉择。
而鲁迅却不仅超越了中国一切时代的大多数，甚至也超越了这个民族的极少数精英分子。他对悲剧性命运的自觉和抗争也许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积贫积弱缺乏生命冲动的民族。他在《野草》中达到的现代人生哲学高度远远逸出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精神规范，第一次从存在论的意义上直面作为启蒙者先觉者所面临的孤寂和虚无。这个层次，却是虽加深了精神寂寞却仍由“苦茶”来冲淡调和并加以细细玩味的周作人所无法企及的。
△出世和入世的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裕如，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可以维持内心的平衡和精神的自足，无论是暂时的目的性还是永久的终极关怀在这两种生存选择中都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生活方式改换本身的自足性充分象征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它的悠久的历史使它发育成一个绝对的完善体系，具有内组织的循环和生长机制，于是永远可以在自身结构中找到补充和自足。
但是，对于一个激荡的年代尤其一个救国图存的年代，文化的自足性却是无能为力的，不可能构成社会进步和历史变革的主导因素和动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诗经》中最为周作人欣赏的诗句，不仅构成了对那个不安宁的时代的外部环境的体验，也是个体生命无法逸出社会时代动荡的大潮之外的沉重的精神感受。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社会需要的是英雄和流氓，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文人。更何况中国现代化之路较之别国更为特殊，它面临的不仅是人与机器、人与物异化的矛盾，而是一个在枪弹和血污中被抛出封建农业文明的社会的“被现代化”过程。物质文明的极端落后和匮乏总是使精神性的启蒙缺乏更坚实更持久的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的文化价值和五四一代启蒙工作一样，都是指向未来的。它们真正的影响越过当时的具体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将被未来的新文化建设者所记取。
△周作人的笔记和书话中体现了三种时空结构：古人的世界，作者自身的世界以及与这二者有着明显心理距离的读者的世界。这种特殊的时空结构安排既不同于周作人所激赏的英国的随笔(Familiar Essay)，也不同于他直接取法的晚明小品文或日本充满禅意的徘句。因此它完全是周作人个体心灵化的产物。那么，这种文抄公式的特殊的结构背后，又暗含了作者什么样的心态和情绪活动呢？
读者一旦进入这样一个浩繁的文字世界就会有一种迷失感，从而无法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与同时代的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人的散文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在周作人那里，情感体验与审美体验，情感体验与认知方式似乎是分离的。表现在文字风格上的是“冷”“涩”、“微苦”，然而又不同于含而不露、怒而不怨的叙述姿态(今天杨绛先生的《将饮茶》可以作这种风格的典型)，它更像一座迷宫，当你不知不觉走完了它，却发现自始至终牵引自己的那个人却并未出现。
按照现代叙事学观点，周作人在散文中将自己藏的太深，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几乎完全不重合，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审美意向，价值判断乃至心态几乎无从把握，即使把握到了，也会觉得停留在叙事层面，而无法进入和穷尽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着力在写作、阅读过程中与读者与时代拉开心理距离的意向，是否暗含了写作者的一种隐逸心态？这是否属于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一种留居十字街头的塔里冷眼静观世界的心态？
△从周作人的文学作品中诠释他的心态可能会隐藏着某种意图谬误：周作人的著述本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构成他的精神自传？他的剖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信赖的？
我们所能达到把握的或许只是一个在符号世界中被对象化同时也被扭曲变形了的周作人。符号本身的复义性、含混性已经使我们的观照对象周作人退居到视野的后景中去了，而清晰地留给我们成为视野前景的却是他纵横捭阖、娓娓而谈的“书话”、“语录”和“漫笔”……我们会不会成为那个热衷于猜谜的古希腊人，忽略的恰恰是谜底背后的支配俄狄浦斯自身的命运通向悲剧的真正契机？
但愿我们不要构泥于文字叙述表层的情感——道德判断而忽略了周作人独特的人生经验和历史境遇。
△浩瀚的文字材料和不可复现的一段个体生命内心的历史，或许都会促使先验的具体的研究主题在这两重的迷宫中发生暗转，深化，从而迫使我们寻找一个新的主题，也就是一个新的周作人形象，从而避免了我们急于定性、急于寻找主题这一不利选择。
但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那样一个历史境遇下，若要“得体地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死、或自杀。这对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要求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当然是必须而合理的。但具体到任何一个个体生存包括周作人在内，却完全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残酷的。
当个体与历史、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出现时，其结局永远是以个体生命悲剧性的结局作为历史前进的代价。
△以往我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式和二重组合式结构来概括复杂的事物。而我们对周作人的人格结构所作的诸如“隐士加流氓”的二元式归纳，却多少有些简化了周作人，简化了周作人在那个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以及他所面临的个人与历史的矛盾。
尤其当我们把这种二元对立式的人格结构作为研究周作人的总体思维及理论框架的时候。
“隐士加流氓”：比喻性的评价也许永远上升不到本质论认识层次，因此也最终难以揭示周作人一生所负载的那个历史文化的司芬克斯之谜。
△康德说过，认识其实就是构成认识对象的过程。一旦我们确定了二元结构模式的对周作人的认识，那么作为对象本体的周作人在我们研究视域中的终极形象也就相应地确立了。方法论就这样决定着对认识对象的本质理解。
因此，有时对对象的诠解和把握甚至会由形式本身制约。如果编撰周作人年谱，那么只能获得一个编年体式的周作人形象。
△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思潮和近现代工业化进程相汇合的结果，是西方自由主义文人这样的社会阶层和社会角色的出现。这种文人形象之所以在本质上相异于中国传统士大夫文人，就在于它超越了“进与退”，“穷与达”的矛盾，以现代报业、出版业为其主要经济基础，最终摆脱了对某一政治集团或权力结构的依附性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社会组成。而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不仅确定了自己的现代自由主义文人形象，而且对当时的文艺发展和社会启蒙工作提出具体的自由主义原则，他力图进一步超越中国当时社会的启蒙和救亡的变奏主潮，站在社会和历史的边缘作“壁上观”，这也许就是周作人终其一生所自觉追求的自由主义文人梦。而当时的历史环境，时代要求却最终决定了这终将是个以悲剧作为终结的梦。
即便如此，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也不能简化为自由和枷锁。
△周作人研究似乎总不免要把鲁迅的人生选择和存在方式作为比较的标准和参照座标，这或许是研究者无法消除的前理解。而鲁迅在文化性格上呈现的单一性可能易使人忽略了周作人气质中某些神秘与复杂的因素。
当把周作人研究的座标转换为文化价值论而非社会政治层面的某些阶级性原则，这种前理解的调整便会更多地呈现给我们一个作为文人形象的周作人。
△体现在《野草》中的鲁迅在五四一代知识者当中永远属于卓然不群的独自远行者。他自觉地肩负着作为“类”的悲剧性存在的历史命运，这沉重的生命超载也许根本就不是追求“隐逸”和“闲适”的中国传统文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或许周作人的人生之路反而可以代表中国现代社会知识者的普遍抉择。
而鲁迅却不仅超越了中国一切时代的大多数，甚至也超越了这个民族的极少数精英分子。他对悲剧性命运的自觉和抗争也许根本就不属于这个积贫积弱缺乏生命冲动的民族。他在《野草》中达到的现代人生哲学高度远远逸出了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普遍精神规范，第一次从存在论的意义上直面作为启蒙者先觉者所面临的孤寂和虚无。这个层次，却是虽加深了精神寂寞却仍由“苦茶”来冲淡调和并加以细细玩味的周作人所无法企及的。
△出世和入世的互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裕如，无论选择哪条道路都可以维持内心的平衡和精神的自足，无论是暂时的目的性还是永久的终极关怀在这两种生存选择中都能找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生活方式改换本身的自足性充分象征了中国文化的自足性：它的悠久的历史使它发育成一个绝对的完善体系，具有内组织的循环和生长机制，于是永远可以在自身结构中找到补充和自足。
但是，对于一个激荡的年代尤其一个救国图存的年代，文化的自足性却是无能为力的，不可能构成社会进步和历史变革的主导因素和动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两句《诗经》中最为周作人欣赏的诗句，不仅构成了对那个不安宁的时代的外部环境的体验，也是个体生命无法逸出社会时代动荡的大潮之外的沉重的精神感受。这样一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社会需要的是英雄和流氓，而不是什么自由主义文人。更何况中国现代化之路较之别国更为特殊，它面临的不仅是人与机器、人与物异化的矛盾，而是一个在枪弹和血污中被抛出封建农业文明的社会的“被现代化”过程。物质文明的极端落后和匮乏总是使精神性的启蒙缺乏更坚实更持久的支撑。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的文化价值和五四一代启蒙工作一样，都是指向未来的。它们真正的影响越过当时的具体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将被未来的新文化建设者所记取。
△周作人的笔记和书话中体现了三种时空结构：古人的世界，作者自身的世界以及与这二者有着明显心理距离的读者的世界。这种特殊的时空结构安排既不同于周作人所激赏的英国的随笔(Familiar Essay)，也不同于他直接取法的晚明小品文或日本充满禅意的徘句。因此它完全是周作人个体心灵化的产物。那么，这种文抄公式的特殊的结构背后，又暗含了作者什么样的心态和情绪活动呢？
读者一旦进入这样一个浩繁的文字世界就会有一种迷失感，从而无法走进作者的内心世界。这与同时代的鲁迅、朱自清、郁达夫等人的散文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在周作人那里，情感体验与审美体验，情感体验与认知方式似乎是分离的。表现在文字风格上的是“冷”“涩”、“微苦”，然而又不同于含而不露、怒而不怨的叙述姿态(今天杨绛先生的《将饮茶》可以作这种风格的典型)，它更像一座迷宫，当你不知不觉走完了它，却发现自始至终牵引自己的那个人却并未出现。
按照现代叙事学观点，周作人在散文中将自己藏的太深，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几乎完全不重合，读者对隐含作者的审美意向，价值判断乃至心态几乎无从把握，即使把握到了，也会觉得停留在叙事层面，而无法进入和穷尽文字背后的深层意蕴。
着力在写作、阅读过程中与读者与时代拉开心理距离的意向，是否暗含了写作者的一种隐逸心态？这是否属于一种局外人的心态？一种留居十字街头的塔里冷眼静观世界的心态？
△从周作人的文学作品中诠释他的心态可能会隐藏着某种意图谬误：周作人的著述本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构成他的精神自传？他的剖白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以信赖的？
我们所能达到把握的或许只是一个在符号世界中被对象化同时也被扭曲变形了的周作人。符号本身的复义性、含混性已经使我们的观照对象周作人退居到视野的后景中去了，而清晰地留给我们成为视野前景的却是他纵横捭阖、娓娓而谈的“书话”、“语录”和“漫笔”……我们会不会成为那个热衷于猜谜的古希腊人，忽略的恰恰是谜底背后的支配俄狄浦斯自身的命运通向悲剧的真正契机？
但愿我们不要构泥于文字叙述表层的情感——道德判断而忽略了周作人独特的人生经验和历史境遇。
△浩瀚的文字材料和不可复现的一段个体生命内心的历史，或许都会促使先验的具体的研究主题在这两重的迷宫中发生暗转，深化，从而迫使我们寻找一个新的主题，也就是一个新的周作人形象，从而避免了我们急于定性、急于寻找主题这一不利选择。
但这或许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那样一个历史境遇下，若要“得体地活着”，唯一的选择就是——死、或自杀。这对于国家、民族的利益，对于历史和时代的要求都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当然是必须而合理的。但具体到任何一个个体生存包括周作人在内，却完全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残酷的。
当个体与历史、个体与群体的矛盾以如此极端的形式出现时，其结局永远是以个体生命悲剧性的结局作为历史前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