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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欧洲知识界兴起了一种新型话语：女性主义文论。它从为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开始，经过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的论争和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英美学派力图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两性对立以及女性失声的真实状况，法国学派却试图希望通过建立具有女性特征的语言来改变不合理的秩序。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女性主义文论显示出了明显的否定性、流动性，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态势。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论；英美学派；法国学派；文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86-03
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中，女性主义占据重要地位。自结构批评后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影响较大的批评流派，女性主义者都有涉足，而且成为重要力量，令任何批评家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因受到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激发，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浓重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特征。它是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中的女性解放运动的理论操作，与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主义文论出色地表现了矛盾、交流和论争，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潮流。它挑战、颠覆、拓展的不仅是其他理论，而且也有其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
一
女性主义运动的开创期，女性运动和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这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女性主义的部分内容是不同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强调的是女性作为女人不同的物质性，产生了由女性立场和身份形成的道德团结和体现女性的新知识，即从心理分析、语言和社会理论出发对性别建构和差异所作的讨论。而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更多是对女性关注问题的一种反映，还不是一种自我完满的理论话语。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蒙·德·波芙娃。伍尔夫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其论著《自己的一间屋子》中提出了父权制这一概念，概括与抨击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正是在父权制的心理暗示下，女性气质被规定为“驯顺、依赖、内向”等，伍尔夫通过对比，揭示了文学文本中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女性处境的对立，表现出一种以妇女为主体的历史观。
与父权制相关的另一概念就是“双性同体”，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的时候”。在伍尔夫看来，两性融合是突破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二元对立状态达到性别超越境界的必由之路。这种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引起不同的反响。赞成者认为双性同体是女性艺术创作的最好境界，是消除性别对峙的理想模式；反对者认为双性同体否认了由社会性别体制造成的历史差异和冲突，也忽视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它只不过是以一种假象掩盖了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策略而已。对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同歧视妇女的偏见进行抗争，并不是要否认性别差异，而是要消除性别的等级制度。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芙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真相。首先，男性将自身设定为主体和具有本质意义的人，而女性只是作为一个客体散布其中，是“他者”；再者，所谓女性气质，只是人为造成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造就了女人这个生物……只有另一个人的插入才能把一个人确定为他者”。波芙娃认为妇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依赖于男性，而要靠自己的斗争，通过节制生育等手段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女性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也称为新女性主义。它一开始就与黑人民权运动相结合，后又与反战运动遥相呼应，其声势与影响均非上一阶段可比拟。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女性主义非常注重理论建设，并与20世纪以来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和众多学术流派密切相关。其主要特征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全面清理批判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以往女性主义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局限于为妇女争取某一方面的平等权利，而是试图全面消解父权文化背景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体制，彻底铲除滋生性别歧视现象的文化土壤。由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所有父权社会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批判与清理，衍生出了英美和法国两个女性主义文论流派，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用自己调查的事实批判了“女性奥秘论”，成为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从政治角度看待两性关系，则成为这一阶段女性主义的理论标志，她在对男权意识进行深刻剖析和无情批判的同时，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属性。男性作家对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男性批评家对于女性作家的作品，都存在一种话语霸权。
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开始于对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以此消除形式主义造成的与现实离异的幻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大胆地建立并完善了一种女性主义创作的新理论：由于创造力被定义为男性，女性的主导文学形象因而也成为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女人被剥夺了创造她们自己形象的权利；相反，她们必须与父权制标准保持一致，19世纪，如安琪儿般美丽的女性形象，只是男性的一种向往，缘于男性对恶魔般女性的恐惧。她们认为《简·爱》中疯女人的形象，就是作者旨在拆穿男权叙述的诡计。挪威的陶丽·莫依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说，在这种对父权制压制女性的故事的不断复述中，女性寻求克服的正是独裁的父权制批评.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伊莱恩·肖尔瓦特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英国女性作家的探讨，认为写作的妇女在男性霸权的社会中虽遭到压制，却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史，这在文化层面上树立起女性传统的独特性。
与英美女性主义注重文本分析不同，法国女性主义者更重视理论建设。1970年，埃莱娜·西苏在其论文《美杜莎的微笑》中提出“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它并不是与“男性写作”对立的二元模式，因在二元对立中女性总是被动的一方。西苏的理论计划是“解放这种语言中心的意识形态:确立女性为生命之源、权力以及力量的地位，及呼唤新女性话语的出现；颠覆父权话语中心主义的压迫及令女性失声的父权制二元系统”。同时，号召女性把她们的身体注入其写作，“女性写作”应是“以女性身体为据点，使文本脉络紧扣身体的律动，发展出铭刻女性特质的‘身体语言’”，引出“身体即主体即文本”三位一体的概念，正因女性身体的特质而使“女性写作”具有不可定义性。
露丝·伊力格瑞把西苏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她的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对弗洛伊德性别理论和父权社会的二元等级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性的思考完全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的，并且认为从柏拉图、黑格尔到弗洛伊德的整个西方哲学体系都是一种以男性的价值观和审美指向为惟一标尺的社会文化现实。为此，她尝试建构肯定的女性性别身份、意义秩序和表达方式，提出了著名的“女性谱系”理论，主张重建类似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新型女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女性将不再沦为客体。为此，她倡导“女性语言”，即以一种含混的、不明确的、充满隐喻的散漫表达，并与女性身体经验的特征相连的语句，来体现这种话语方式的包容性，以消解父权制坚持的二元模式。西苏和伊力格瑞的理论虽丰富了法国女性主义文论，但因她们将女性解放陷入到生物本质主义的困境而受到许多评论家的批评。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与西苏和伊力格瑞不同，她认为应模糊男女的界限，不应也不可能界定“女人”，由于前俄狄浦斯阶段在性层面是无区分的，以此来消解男女的二元对立，并在《诗学语言的革命》中提出具有颠覆男权中心的“符号学”观点。认为“符号”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婴儿在进入“象征性的秩序”后，就获得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两种属性的语言，在建构语言意义的过程中构成一组对话，正是这两种属性的对话决定了语言的不同类型。基于此， 克里斯蒂娃质疑“女性语言”的存在：“这种语言的存在很成问题，而且它的显而易见的词法独特性比之性别/象征差异，也许更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她始终担心女性主义变成狭隘的性别主义，并不赞成妇女摆出与社会对峙的姿态。
三
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女性主义文论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后殖民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既相联系又相冲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文化、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思维；其差异是：在一些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女性主义所谓的“第三世界妇女”，尤其是对她们差异性的强调，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这种差异意识使得西方女性主义拥有为“不幸的姐妹”准备解放道路的特权。
斯皮瓦克在《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就论述了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女性话语中的缺席。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主义女性成就相关联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性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对于《简·爱》的分析，就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剖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牙买加女子被他者化为一个面目狰狞的疯女人，成为帝国主义话语的牺牲品的悲剧。因此她反对那些仅仅存在于“大师的文本和沉思之中”的女性主义，希望另外一些有效的概念，如民族、国家、人口、种族等，都能被纳入解放妇女的思考和行动中来。斯皮瓦克的理论开拓了女性主义的新视野。
纵观女性主义的发展，它不但将性别、社会性别、身体等以往被遮蔽的领域引入文学批评的范畴，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给处于困境中的当代思潮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使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社会思潮与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之一。
［参考文献］
［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女性主义文论；英美学派；法国学派；文学思潮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86-03
20世纪的西方文论中，女性主义占据重要地位。自结构批评后的西方文论尤其是影响较大的批评流派，女性主义者都有涉足，而且成为重要力量，令任何批评家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西方女性主义的产生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因受到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激发，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浓重的政治倾向，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实践特征。它是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中的女性解放运动的理论操作，与女性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女性主义文论出色地表现了矛盾、交流和论争，呈现出不断创新的潮流。它挑战、颠覆、拓展的不仅是其他理论，而且也有其自己内部的种种立场和问题。
一
女性主义运动的开创期，女性运动和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是其至关重要的内容，这与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新女性主义的部分内容是不同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女性主义强调的是女性作为女人不同的物质性，产生了由女性立场和身份形成的道德团结和体现女性的新知识，即从心理分析、语言和社会理论出发对性别建构和差异所作的讨论。而早期的女性主义批评更多是对女性关注问题的一种反映，还不是一种自我完满的理论话语。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人物：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西蒙·德·波芙娃。伍尔夫是当代女性主义论争开创之母，她宣布了许多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其论著《自己的一间屋子》中提出了父权制这一概念，概括与抨击无处不在的性别歧视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正是在父权制的心理暗示下，女性气质被规定为“驯顺、依赖、内向”等，伍尔夫通过对比，揭示了文学文本中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与现实中女性处境的对立，表现出一种以妇女为主体的历史观。
与父权制相关的另一概念就是“双性同体”，即认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适宜的情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的生活的时候”。在伍尔夫看来，两性融合是突破性别对立的传统思维方式，从根本上消除两性之间二元对立状态达到性别超越境界的必由之路。这种理论自20世纪60年代后，在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引起不同的反响。赞成者认为双性同体是女性艺术创作的最好境界，是消除性别对峙的理想模式；反对者认为双性同体否认了由社会性别体制造成的历史差异和冲突，也忽视了政治斗争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它只不过是以一种假象掩盖了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策略而已。对大多数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同歧视妇女的偏见进行抗争，并不是要否认性别差异，而是要消除性别的等级制度。
法国女性主义者西蒙·德·波芙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揭示了男女不平等的真相。首先，男性将自身设定为主体和具有本质意义的人，而女性只是作为一个客体散布其中，是“他者”；再者，所谓女性气质，只是人为造成的，“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变成的，正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明造就了女人这个生物……只有另一个人的插入才能把一个人确定为他者”。波芙娃认为妇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能依赖于男性，而要靠自己的斗争，通过节制生育等手段获得经济上的独立。
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女性主义的第二次高潮，也称为新女性主义。它一开始就与黑人民权运动相结合，后又与反战运动遥相呼应，其声势与影响均非上一阶段可比拟。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女性主义非常注重理论建设，并与20世纪以来各种西方哲学思潮和众多学术流派密切相关。其主要特征是对男权中心主义的全面清理批判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以往女性主义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局限于为妇女争取某一方面的平等权利，而是试图全面消解父权文化背景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体制，彻底铲除滋生性别歧视现象的文化土壤。由此，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对所有父权社会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批判与清理，衍生出了英美和法国两个女性主义文论流派，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逐渐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用自己调查的事实批判了“女性奥秘论”，成为这一阶段女性主义运动的开端。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从政治角度看待两性关系，则成为这一阶段女性主义的理论标志，她在对男权意识进行深刻剖析和无情批判的同时，认为性别与“种族、阶层和阶级”一样，具有政治属性。男性作家对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男性批评家对于女性作家的作品，都存在一种话语霸权。
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开始于对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以此消除形式主义造成的与现实离异的幻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大胆地建立并完善了一种女性主义创作的新理论：由于创造力被定义为男性，女性的主导文学形象因而也成为男性想象力的产物，女人被剥夺了创造她们自己形象的权利；相反，她们必须与父权制标准保持一致，19世纪，如安琪儿般美丽的女性形象，只是男性的一种向往，缘于男性对恶魔般女性的恐惧。她们认为《简·爱》中疯女人的形象，就是作者旨在拆穿男权叙述的诡计。挪威的陶丽·莫依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说，在这种对父权制压制女性的故事的不断复述中，女性寻求克服的正是独裁的父权制批评.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伊莱恩·肖尔瓦特通过对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英国女性作家的探讨，认为写作的妇女在男性霸权的社会中虽遭到压制，却形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强有力的女性作家的文学史，这在文化层面上树立起女性传统的独特性。
与英美女性主义注重文本分析不同，法国女性主义者更重视理论建设。1970年，埃莱娜·西苏在其论文《美杜莎的微笑》中提出“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它并不是与“男性写作”对立的二元模式，因在二元对立中女性总是被动的一方。西苏的理论计划是“解放这种语言中心的意识形态:确立女性为生命之源、权力以及力量的地位，及呼唤新女性话语的出现；颠覆父权话语中心主义的压迫及令女性失声的父权制二元系统”。同时，号召女性把她们的身体注入其写作，“女性写作”应是“以女性身体为据点，使文本脉络紧扣身体的律动，发展出铭刻女性特质的‘身体语言’”，引出“身体即主体即文本”三位一体的概念，正因女性身体的特质而使“女性写作”具有不可定义性。
露丝·伊力格瑞把西苏的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她的论文《他者女人的反射镜》中对弗洛伊德性别理论和父权社会的二元等级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认为弗洛伊德关于性的思考完全是从男性的立场出发的，并且认为从柏拉图、黑格尔到弗洛伊德的整个西方哲学体系都是一种以男性的价值观和审美指向为惟一标尺的社会文化现实。为此，她尝试建构肯定的女性性别身份、意义秩序和表达方式，提出了著名的“女性谱系”理论，主张重建类似于前俄狄浦斯阶段的新型女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女性将不再沦为客体。为此，她倡导“女性语言”，即以一种含混的、不明确的、充满隐喻的散漫表达，并与女性身体经验的特征相连的语句，来体现这种话语方式的包容性，以消解父权制坚持的二元模式。西苏和伊力格瑞的理论虽丰富了法国女性主义文论，但因她们将女性解放陷入到生物本质主义的困境而受到许多评论家的批评。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与西苏和伊力格瑞不同，她认为应模糊男女的界限，不应也不可能界定“女人”，由于前俄狄浦斯阶段在性层面是无区分的，以此来消解男女的二元对立，并在《诗学语言的革命》中提出具有颠覆男权中心的“符号学”观点。认为“符号”产生于前俄狄浦斯阶段，婴儿在进入“象征性的秩序”后，就获得具有“符号性”和“象征性”两种属性的语言，在建构语言意义的过程中构成一组对话，正是这两种属性的对话决定了语言的不同类型。基于此， 克里斯蒂娃质疑“女性语言”的存在：“这种语言的存在很成问题，而且它的显而易见的词法独特性比之性别/象征差异，也许更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产物。”她始终担心女性主义变成狭隘的性别主义，并不赞成妇女摆出与社会对峙的姿态。
三
20世纪后期，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女性主义文论呈现出新的特点，与后殖民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既相联系又相冲突，它们之间的一致性是:都关注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文化、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思维；其差异是：在一些后殖民批评家看来，西方女性主义所谓的“第三世界妇女”，尤其是对她们差异性的强调，本身就带有殖民主义色彩，这种差异意识使得西方女性主义拥有为“不幸的姐妹”准备解放道路的特权。
斯皮瓦克在《三个妇女的文本与一种帝国主义批评》中就论述了第三世界妇女在自由主义女性话语中的缺席。她认为西方女性主义的理想女性形象，是以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不关心与个别的自由主义女性成就相关联的大量被牺牲与排除掉的女性。斯皮瓦克就是要重新发现被欧美女性主义压抑与遗忘的历史。对于《简·爱》的分析，就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剖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牙买加女子被他者化为一个面目狰狞的疯女人，成为帝国主义话语的牺牲品的悲剧。因此她反对那些仅仅存在于“大师的文本和沉思之中”的女性主义，希望另外一些有效的概念，如民族、国家、人口、种族等，都能被纳入解放妇女的思考和行动中来。斯皮瓦克的理论开拓了女性主义的新视野。
纵观女性主义的发展，它不但将性别、社会性别、身体等以往被遮蔽的领域引入文学批评的范畴，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陈旧的文学批评模式，给处于困境中的当代思潮和文学批评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使女性主义及其文学批评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社会思潮与文学批评的主流话语之一。
［参考文献］
［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拉曼·塞尔登.当代文学理论导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柏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