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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民族生态学作为一门兼跨民族学、生态学、植物学等学科领域的交叉学科，它已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西方人类学相关理论被译介过来，并与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发展相结合，已有不少学人开始采借域外民族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致力于中国民族地区的生态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中国的民族生态学这门学科也正处于快速发展之中。
但如果我们对百余年来学界对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研究实践进行梳理，依然会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明显有自己不同的取向，民族学长期关注的民族传统社会中的生态智慧与生态知识，重于具有民族元素的生态价值的揭示，更多地呈现族群的生态文化；而地理学或生态学重点在于某个区域范围内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彼此关联性的分析，对于区域内人群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关注不够。这是学科研究传统使然。如何超越学科限阈，打破学科壁垒，开展既见地又见人或者人地互见的研究，可能是将来中国民族生态学研究中应该追寻的一个方向。二是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和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一直倡导和始终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治理并举的战略方针，并将实现生态功能修复的退耕（牧）还林（草）、防沙固沙工程作为整个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进行生态建设。可从实际效果来看，虽然局部生态得以改善，环境恶化速度相对减缓，但整体功能退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民族地区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依然将面临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与西部少数民族群众因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对脆弱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的双重压力。在民族地区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不断减弱，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两难抉择的背景下，大力加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永续发展。
翻检近几年民族生态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欣然发现，已有不少学人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有所呈现，其中广华博士就是我认识的学人中做得甚为出色的一位。最早结识广华缘于2012年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博士论文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一个南岭山村——龙脊古壮寨生态退化与重建的历史进程，为我们详细地解析了中国乡村生态“修复”的一个典型案例。答辩过程中，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对生态人类学理论的熟识与浓浓的现实关怀，这正是我们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所追寻的两个基本目标。后来，博士论文以《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为名出版了，当我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本就想写篇文章，向学界推介，可就在我尚未成文之际，又读到了广华博士新著《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9万字）。较之于博士论文，这是一部更为宏阔的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系统研究的厚重翔实之作。
广华博士是较早关注并对壮族地区的生态文化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之一。自2007年，他刊发《关于开展壮学生态研究的设想》（《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以来，围绕着民族生态学和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几乎每年都能够读到其相关的研究论文。学术著作的推出，一般是在长期积累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汇聚的结果。正是秉承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对同一主题的研究，广华博士呈现给我们的确实是一部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甚佳的上乘之作。我们先谈该书的理论与写作特色。
学术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建立多么宏大的理论体系，而踏实可行的研究大多是在一定学科发展基础上展开的，在学理上注重的是对过往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与洞察。该著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方面，紧扣“生态文明”这个核心概念，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回溯，然后围绕着“区域生态研究总论”、“循环经济研究”、“区域生态修复研究”、“区域环境保护研究”、“生态文明城市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同时关注了壮族地区的生态研究和壮学的生态研究两个大的领域。在研究的理论准备与路径选择方面，如同该书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作者的研究是基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那么，何谓民族生态学呢？国外尤其是美国民族生态学所具备的学科特征又如何呢？民族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呢？作者基于对中西方民族生态学的界定、理论预设以及学科特征的归纳与梳理，并且与诞生于苏联的另一种民族生态学进行了学术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再结合本土民族生态学的实践，提出了旨在指导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即在坚持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来自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传统，注重宏观、中观、微观和点、线、面的结合，以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为主，辅之以文献研究和个案分析，开展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找寻到开展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如何把相关理论贯穿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一个颇费思量的过程。该著作在谋篇布局和核心内容的呈现中，采取的是“总一分一总”的写法，即先概括性地引出研究主题，再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度的分析，最后总结、深化研究主题。这种颇具逻辑环链的写作思路在著作的核心章节即第三、四、五章贯彻得尤为彻底。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世代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有关生存环境的知识和体系，即传统生态知识是近年来民族生态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当下，考察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壮族乡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生态知识是必须充分关注的一笔“文化遗产”。对此内容，作者安排了“传统生态知识与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专章来讨论。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作者先是就“传统生态知识”的概念、构成、实践效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情境性、适应性、族群性、口承性、经验性、实践性、分享性、破碎性等8个方面高度概括了传统生态知识的特点，并分门别类对壮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知识予以挖掘和梳理。最后揭示了壮族传统生态知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价值：壮族传统生态知识包含了有效的技术、包括了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规约和习俗、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分别有利于从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所以，只有珍惜、继承和发展壮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因素，才能更好地促进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相对于传统的生态知识，在现代性理念支配下的一切科技思想、知识和技艺，亦即现代科学技术，因其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常被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区域社会的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近几十年来，随着壮族地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强，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在政界、商界和农业科技界的推动下，被引入壮族地区，壮族社会普遍经历了“绿色革命”的“洗礼”：杂交水稻、玉米大面积推广；化肥、农药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化进程正在加速；传统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快速消逝，等等。可以说，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壮族社会而言，“绿色革命”在现代农业科技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它既给壮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也隐含了一些潜在的生态灾变因素。同时，在壮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诸如沼气的广泛推广与使用，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效用，作者以典型个案材料为主，通过颇具学理性的分析后指出：一方面，作为“现代全球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具备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外源性知识，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不服水土性，如果运用不当，很容易产生生态灾变，给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在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效用，又要时刻警惕现代科学技术移植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要试图夸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效力，把现代科学技术置于适当的位置，方是正确的抉择。
如同其他大多数民族地区一样，目前广大的壮族地区正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如何保持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一个关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场景下壮族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作为该书的一个核心章节之一，作者首先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透视了环境保护的多重面相，指出环境保护作为在现代性场景下应对环境恶果的一种策略，作为反思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理念，只有在充分考虑目标地区和目标群体的需要和愿望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其预期的目标。接着通过对两个典型的环境冲突案例的深度剖析，对壮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因环境保护而引发的环境冲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等论题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地要求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是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措施之一；生态环境与整个现代政治经济体系密切相关，壮族地区环境保护只有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才可能得到最大的体现；因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环境冲突并不必然阻碍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甚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围绕着传统生态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环境保护与环境冲突等三个主要的命题，作者在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场景中，全面检视了西方起源的民族生态学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向从事生态文明研究的学者发出了来自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声音。这种声音立足田野、立足实证、立足于典型个案的深度调研。在该书所呈现的诸多个案中，我们看到：
——石叠屯是一个300多人的壮族村寨，该村寨所属的区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山成了“光头山”，石叠屯周边石山林立，石漠化严重，但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村寨所在的石山生态系统恢复了良性循环。在石叠屯治理石漠化的过程中，当地壮民传统中所拥有的生态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梯田而闻名的龙脊壮寨，在20世纪80～90年代曾发生严重的干旱灾害，人畜饮水困难。在应对气候灾变的过程中，当地壮族民众所采取的复合型取食策略、独特的水资源管理方法和乡规民约对村寨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传统生态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独特价值。
——位于武鸣县南部的下渌壮寨，在推广沼气以前，主要以柴草为主要能源，村后的山林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农民烧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砍。自2000年参与到“沼气生态家园建设”以来，该村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下渌村等村寨为代表的壮族乡村的沼气推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生活和生产用能，走的是一条从“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的传统模式向“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的循环经济模式。
——德保县敬德镇上平屯的“郎卡玛”石山，作为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原始的一个类群——苏铁的最早发现地，作者通过深入的调查走访，围绕苏铁的被发现、保护与当地居民生存发展之间的博弈过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外部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与当地社区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极好个案，进而反思德保苏铁保护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全球政治内涵。
——靖西县新甲乡凌晚屯铝土矿开发与环境冲突案例——靖西“7·11”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访谈，作者认为正是“政经一体化”所引发的“污染保护主义”才是导致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事件的直接结果是留下了永远难以解决的土地和水资源污染问题，当地乡村民众失去了祖辈赖以生存的家园，最终沦为乡村贫民或城市中的产业工人。
如上这些鲜活的典型的个案分析，使行文避免了庞杂琐碎的现象罗列和空泛的议论，使问题的分析直接面对具体的人群和区域，从而使该书立体、饱满，更具层次感、乡土性和学术性。
通读全书，我们还要加以特别指出的是，作者浓浓的乡土情怀和现实关切。
民族生态学本来就是一门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学科，它关注民生、关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关注民族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广华博士长期在壮族地区调研，与基层百姓有多层面的接触与交流，他关于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是接地气的，譬如他在分析壮族地区环境保护如何实现预期目标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民众关注的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任何在理论上可行的环境保护策略要取得成功，必须关注目标地区人们生活的需要和愿望，必须考虑地方民众的习俗、规约和价值，只有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方能达成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广华博士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他在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深入考察后，还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总结凝炼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从思想意识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二、要把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察，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和严峻性，切实全面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型和生活方式更新；
三、要深刻把握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性、民族性特征，充分发掘、利用壮族传统生态知识，推动壮族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四、要正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效用，既要积极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尽可能地降低其消极影响；
五、要非常重视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同时赋予环保部门以更大的权力，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
六、要提倡社区基础的环境保护，强调社区民众的参与，既要保持好生物多样性，又能够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七、要加强区域环境管制，切实保障区域民众的环境权益，减少环境冲突事件的发生。
这些针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而提出的颇具学理分析的对策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能对其他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亦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多向的互动关系。我们期待着广华博士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求索创新，就其下一个目标——“岭南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关系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袁丽红]
但如果我们对百余年来学界对中国民族地区生态研究实践进行梳理，依然会发现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民族学、地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明显有自己不同的取向，民族学长期关注的民族传统社会中的生态智慧与生态知识，重于具有民族元素的生态价值的揭示，更多地呈现族群的生态文化；而地理学或生态学重点在于某个区域范围内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彼此关联性的分析，对于区域内人群活动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关注不够。这是学科研究传统使然。如何超越学科限阈，打破学科壁垒，开展既见地又见人或者人地互见的研究，可能是将来中国民族生态学研究中应该追寻的一个方向。二是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和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民族地区是自然资源比较富集的地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地区。自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国家一直倡导和始终坚持资源开发与生态治理并举的战略方针，并将实现生态功能修复的退耕（牧）还林（草）、防沙固沙工程作为整个西部大开发的重点任务，投入了大量财政资金进行生态建设。可从实际效果来看，虽然局部生态得以改善，环境恶化速度相对减缓，但整体功能退化的趋势并未得到根本遏制，民族地区在将来很长一个时期依然将面临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与西部少数民族群众因改善生存条件、提高生活水平而对脆弱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的双重压力。在民族地区生态系统对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不断减弱，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两难抉择的背景下，大力加强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不仅关系到该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永续发展。
翻检近几年民族生态研究的相关成果，我们欣然发现，已有不少学人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了反思，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有所呈现，其中广华博士就是我认识的学人中做得甚为出色的一位。最早结识广华缘于2012年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他的博士论文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一个南岭山村——龙脊古壮寨生态退化与重建的历史进程，为我们详细地解析了中国乡村生态“修复”的一个典型案例。答辩过程中，他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其对生态人类学理论的熟识与浓浓的现实关怀，这正是我们从事民族生态学研究所追寻的两个基本目标。后来，博士论文以《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为名出版了，当我读到这部著作的时候，本就想写篇文章，向学界推介，可就在我尚未成文之际，又读到了广华博士新著《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39万字）。较之于博士论文，这是一部更为宏阔的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系统研究的厚重翔实之作。
广华博士是较早关注并对壮族地区的生态文化进行研究的青年学者之一。自2007年，他刊发《关于开展壮学生态研究的设想》（《广西民族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以来，围绕着民族生态学和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题，几乎每年都能够读到其相关的研究论文。学术著作的推出，一般是在长期积累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汇聚的结果。正是秉承多年的学术积累和对同一主题的研究，广华博士呈现给我们的确实是一部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甚佳的上乘之作。我们先谈该书的理论与写作特色。
学术研究并不是一开始就要建立多么宏大的理论体系，而踏实可行的研究大多是在一定学科发展基础上展开的，在学理上注重的是对过往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与洞察。该著作在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方面，紧扣“生态文明”这个核心概念，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回溯，然后围绕着“区域生态研究总论”、“循环经济研究”、“区域生态修复研究”、“区域环境保护研究”、“生态文明城市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评述，同时关注了壮族地区的生态研究和壮学的生态研究两个大的领域。在研究的理论准备与路径选择方面，如同该书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作者的研究是基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那么，何谓民族生态学呢？国外尤其是美国民族生态学所具备的学科特征又如何呢？民族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以及中国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什么地方呢？作者基于对中西方民族生态学的界定、理论预设以及学科特征的归纳与梳理，并且与诞生于苏联的另一种民族生态学进行了学术渊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比较分析，再结合本土民族生态学的实践，提出了旨在指导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即在坚持美国式民族生态学基本范畴的基础上，吸收、借鉴来自苏联/俄罗斯的民族生态学传统，注重宏观、中观、微观和点、线、面的结合，以民族志田野调查方法为主，辅之以文献研究和个案分析，开展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
找寻到开展研究的理论分析方法，如何把相关理论贯穿到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是一个颇费思量的过程。该著作在谋篇布局和核心内容的呈现中，采取的是“总一分一总”的写法，即先概括性地引出研究主题，再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对典型案例进行深度的分析，最后总结、深化研究主题。这种颇具逻辑环链的写作思路在著作的核心章节即第三、四、五章贯彻得尤为彻底。
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世代积累并传承下来的有关生存环境的知识和体系，即传统生态知识是近年来民族生态学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当下，考察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壮族乡土社会中传承下来的生态知识是必须充分关注的一笔“文化遗产”。对此内容，作者安排了“传统生态知识与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专章来讨论。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作者先是就“传统生态知识”的概念、构成、实践效应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情境性、适应性、族群性、口承性、经验性、实践性、分享性、破碎性等8个方面高度概括了传统生态知识的特点，并分门别类对壮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知识予以挖掘和梳理。最后揭示了壮族传统生态知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独特价值：壮族传统生态知识包含了有效的技术、包括了许多保护生态环境的规约和习俗、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分别有利于从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所以，只有珍惜、继承和发展壮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因素，才能更好地促进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 相对于传统的生态知识，在现代性理念支配下的一切科技思想、知识和技艺，亦即现代科学技术，因其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常被作为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组成部分，参与到区域社会的资源开发、环境改造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近几十年来，随着壮族地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强，一些现代科学技术在政界、商界和农业科技界的推动下，被引入壮族地区，壮族社会普遍经历了“绿色革命”的“洗礼”：杂交水稻、玉米大面积推广；化肥、农药大量使用；农业机械化进程正在加速；传统作物品种和生产技术快速消逝，等等。可以说，对于以农耕为主的壮族社会而言，“绿色革命”在现代农业科技中有着非常集中的体现，它既给壮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也隐含了一些潜在的生态灾变因素。同时，在壮族地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诸如沼气的广泛推广与使用，在取得良好的经济效应、社会效益的同时，也给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一些积极的影响。针对现代科学技术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效用，作者以典型个案材料为主，通过颇具学理性的分析后指出：一方面，作为“现代全球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具备一定的优势，可以在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外源性知识，现代科学技术具有不服水土性，如果运用不当，很容易产生生态灾变，给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带来消极影响。所以，在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效用，又要时刻警惕现代科学技术移植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不要试图夸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实践效力，把现代科学技术置于适当的位置，方是正确的抉择。
如同其他大多数民族地区一样，目前广大的壮族地区正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如何保持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是一个关乎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在生态文明建设场景下壮族地区的环境保护问题作为该书的一个核心章节之一，作者首先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透视了环境保护的多重面相，指出环境保护作为在现代性场景下应对环境恶果的一种策略，作为反思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一种文化理念，只有在充分考虑目标地区和目标群体的需要和愿望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其预期的目标。接着通过对两个典型的环境冲突案例的深度剖析，对壮族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因环境保护而引发的环境冲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等论题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必然地要求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是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性措施之一；生态环境与整个现代政治经济体系密切相关，壮族地区环境保护只有在生态文明建设时代才可能得到最大的体现；因环境保护而产生的环境冲突并不必然阻碍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甚至可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围绕着传统生态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环境保护与环境冲突等三个主要的命题，作者在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场景中，全面检视了西方起源的民族生态学理论框架的有效性，向从事生态文明研究的学者发出了来自民族学人类学界的声音。这种声音立足田野、立足实证、立足于典型个案的深度调研。在该书所呈现的诸多个案中，我们看到：
——石叠屯是一个300多人的壮族村寨，该村寨所属的区域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炼钢铁”运动中，大量森林植被被砍伐，山成了“光头山”，石叠屯周边石山林立，石漠化严重，但经过几十年的治理，村寨所在的石山生态系统恢复了良性循环。在石叠屯治理石漠化的过程中，当地壮民传统中所拥有的生态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梯田而闻名的龙脊壮寨，在20世纪80～90年代曾发生严重的干旱灾害，人畜饮水困难。在应对气候灾变的过程中，当地壮族民众所采取的复合型取食策略、独特的水资源管理方法和乡规民约对村寨环境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传统生态知识应对气候变化的独特价值。
——位于武鸣县南部的下渌壮寨，在推广沼气以前，主要以柴草为主要能源，村后的山林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农民烧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砍。自2000年参与到“沼气生态家园建设”以来，该村周边的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下渌村等村寨为代表的壮族乡村的沼气推广，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生活和生产用能，走的是一条从“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的单向线性过程的传统模式向“资源一产品一废弃物一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的循环经济模式。
——德保县敬德镇上平屯的“郎卡玛”石山，作为现存种子植物中最原始的一个类群——苏铁的最早发现地，作者通过深入的调查走访，围绕苏铁的被发现、保护与当地居民生存发展之间的博弈过程，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外部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努力与当地社区民众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极好个案，进而反思德保苏铁保护本身所具有的深刻的全球政治内涵。
——靖西县新甲乡凌晚屯铝土矿开发与环境冲突案例——靖西“7·11”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访谈，作者认为正是“政经一体化”所引发的“污染保护主义”才是导致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事件的直接结果是留下了永远难以解决的土地和水资源污染问题，当地乡村民众失去了祖辈赖以生存的家园，最终沦为乡村贫民或城市中的产业工人。
如上这些鲜活的典型的个案分析，使行文避免了庞杂琐碎的现象罗列和空泛的议论，使问题的分析直接面对具体的人群和区域，从而使该书立体、饱满，更具层次感、乡土性和学术性。
通读全书，我们还要加以特别指出的是，作者浓浓的乡土情怀和现实关切。
民族生态学本来就是一门与民众生活休戚相关的学科，它关注民生、关注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关注民族地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民族学者，广华博士长期在壮族地区调研，与基层百姓有多层面的接触与交流，他关于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是接地气的，譬如他在分析壮族地区环境保护如何实现预期目标所指出的那样，地方民众关注的是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任何在理论上可行的环境保护策略要取得成功，必须关注目标地区人们生活的需要和愿望，必须考虑地方民众的习俗、规约和价值，只有广大民众的积极参与，方能达成对环境的有效保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工作者，广华博士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他在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进行深入考察后，还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总结凝炼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错误观念，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从思想意识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二、要把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考察，深刻认识到其重要性和严峻性，切实全面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型和生活方式更新；
三、要深刻把握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性、民族性特征，充分发掘、利用壮族传统生态知识，推动壮族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四、要正视现代科学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效用，既要积极发挥其积极作用，又要尽可能地降低其消极影响；
五、要非常重视制度体系建设，加快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同时赋予环保部门以更大的权力，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
六、要提倡社区基础的环境保护，强调社区民众的参与，既要保持好生物多样性，又能够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七、要加强区域环境管制，切实保障区域民众的环境权益，减少环境冲突事件的发生。
这些针对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而提出的颇具学理分析的对策建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能对其他民族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亦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总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存在着多向的互动关系。我们期待着广华博士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求索创新，就其下一个目标——“岭南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互动关系研究”，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