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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凡是监狱内举办和开展涉及犯人参与的一些教育和文娱活动,都能见到一位理着寸发,穿着铁窗衫的人,脖子上挂着一架数码照相机,跑上跑下,穿梭其中,捕捉精彩的瞬间。谈起如何在监区内拿起了相机,何昌明说——
这要从我的劳役岗位谈起,那年2月份,我从手工劳动的岗位调入监狱报小组。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锻炼,队长就让我负责报纸的第一版。第一版一般都是新闻版,要求作者有捕捉信息的能力,而且写作速度要快。我就不管大活动小会议,只要事先得到信息,都乐于跑动采写,当时条件没有这么好,只是坐在底下做笔记,带照相机参加新闻采编,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应该说也是源自一次偶然。
2003年春天闹“非典”的时候,上海电视台来监狱拍一部大墙内犯人防“非典”的专题片,这时教育科的谢队长正拿了一架照相机在拍活动现场,拍了几张发觉卡住了,他见我在一旁采写,就叫我帮忙。说老实话,数码相机我没有碰过(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监时,数码相机在市场上还没见过),凭借从前操作傻瓜机的经验,加上懂几个英文字母的优势,七弄八弄居然弄好了。正巧这时有人叫谢队长接电话,他刚想走又觉得手中拿着照相机不方便,就看看我,在他犹豫之间,我就讲,谢队长,我帮你保管一下。我当时拿在手上并没想到去拍照,可是专题片拍摄的排演开始了。这时不远处有个队长朝我吼叫,还待着干什么?你不拍,这样的场面不就一闪而过了?我被队长一提醒,像从迟钝中反应过来,忙打开相机,挑选角度,抓拍了几张。当时场面很感人,监狱长、队长,还有犯人手拉着手,在大墙内同唱《守望相助,共拒非典》。其实当时很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场景,因为非典期间,社会与监狱隔离,监区与监区也被封闭,缺少信息传递,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时能留下照片资料是十分难得的。
“由于这次具有偶然性的出色表现,你是不是很快被破例容许在大墙内使用照相机?”我问道。他像点头又像在摇头,一双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好像内心在揣摩我采访的目的。
这有一个过程,毕竟犯人在大墙内拿照相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需要监狱领导打破传统观念或有新的认识。没想到事后我拍的几张照片被监狱长看到了,就问这些谁拍的?队长回答,是个监狱报的犯人拍的。当时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讲这件事,我怕监狱长会批评谢队长,没想到监狱长一字不提犯人为什么能自作主张拍照片,反而讲这些照片拍得很好,随后对教育科的队长说,今后可以尝试一下,大墙内的教育活动让犯人自己去拍,可能感情更真实,场面更感人。我在旁边听了真是心情激动透了。事后我也听到教育科的队长讲,他们原先也有这种请犯人自拍新闻照的想法,就是想找个契机,来说服监狱长。
两个月后,监狱报就很快配上了一架数码相机。我因为有过一次出色的表现,又是负责新闻版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教育科和监狱报的主管翟队长就把照相机交给我使用,凡是今后监狱内需要宣传报道的活动,都由我来拍照。原来我是搞文字的,现在又加上一个拍照的任务,不免忙了一些,要求高了一些,但我很开心。
“我事先听报纸主管翟队长说,你是至今调到监狱报来的犯人中,进入角色和写作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我说。他谦虚地摆摆手,说:“我也有一段思想转变过程。是同学的一封信,无意中增添了我写作的热情。”
调入监狱报前,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感到在重刑犯监区内整天干的是一种机械的手工劳动,觉得单调和枯燥,长久下去,心也会变得麻木。于是想换一个环境,也没有想好换个什么环境。到了监狱报,环境比原来宽松些,也有事情可做,但也只是把办报视为自己的一份劳役,当做新的地方来重新消磨改造时光。
记得刚到监狱报时,翟队长就对我第一篇稿子提出不少批评和意见,还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抠。当时我就想,队长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这张报纸又不是面向社会的大报,是监狱内的小报,是给犯人看的,何必这么认真?只要语句通顺,没有明显的错别字就可以了。谁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数的?因此对翟队长的小题大做有些反感。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对写文章有了重新认识。
有一次狱内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大讨论,我起先写了一篇稿子,罗列了犯人改造中的种种浪费行为和现象,洋洋洒洒一大篇。稿子送到翟队长手中,他看了标题只问了我一句话,你写这篇稿子用意是什么?我被翟队长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给问闷了。这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动用了各监内通讯员一起汇总成的,怎么到了翟队长处却被一下子“枪毙”了呢?翟队长又给了我一句话,我们大墙内反对铺张浪费,不仅要有事例,关键要找到犯人浪费的特殊原因,再讲道理。我看着翟队长,心想新闻写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通过写这篇稿子,我打开了新闻写作的一扇窗,懂得了写好一篇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寻找突破口,要有想法。
有一天,我中学同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同学之间每次聚会都会谈论一件事,那就是我,而谈得最多的不是我吃官司,而是谈我的文笔比过去长进了许多。有一个同学,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留校做教师,他拿了我的信在课堂上读给他的学生听,他说你们现在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信?写人写事写观点,还讲究修饰文采。听了同学的褒奖,我真有点惭愧。
“看来一次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人生经历的磨砺,对人、甚至人性,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然后,我话锋一转,“难道非要采取这种失去自由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吗?”他长圆的脸型,单眼皮,嘴角微微上翘,可能是我的话触动了他什么,他的神色有点严谨,随后呈现思索状……
那年春天,监狱召开的听证会,使我对教育改造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也促使我比较真心实意地去参与监狱每一次教育中的创新活动。当时的教育科李科长对我讲,你是办报纸的,经常深入犯群之中,一定会听到许多犯人私下的议论,是不是可以收集一下,我们准备搞个听证会,听听犯人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我有些疑虑,又觉得很新鲜。从常规讲,犯人当面讲的话,队长不愿意听,往往犯人背后讲的话,队长会当件事情来重视,当做一种现象来抓。可是这次教育科讲要换一种思路和方法,广开犯人的讲话渠道,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以往对自己改造的关系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想得很少,常常寄希望于人民政府,现在人民政府要我们说话,而且要摆在听证会上郑重其事的讲话,倒还是第一次听到。
听证会那天,分管监狱长、刑务处各科的科长都坐在前排,派了一个队长做主持人,各监区的犯人代表坐在底下,作为旁听人。听证会开始了,原来确定的犯人一个个上台发表提案,坐在前排的各方面领导针对涉及所属部门的事情一一作了答复,暂时无法解答的也给了一个明确回复的时间。我的提案是接见中的一些事情,听周围的同犯讲,他们有些年老和体弱的家属,往往转换了几辆公交车来到监狱,还要花上不少时间排队等候会见,身体状况不容许他们消耗更多的精力,常常到了接见时,与犯人讲上几句话就不想再讲话了。监狱长把我反映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当场就对狱政科的队长讲,是否可以在接见中开个绿色通道,像火车站的绿色通道,旅客随到随走。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个相应的规定,对在规定的日子里来监狱接见的年老体弱的犯人家属提供方便,随到随接见。这个规定一实行,效果真的很好,第二个月的接见日好多家属就享受到了优先权。监狱还考虑到接见中有些家属会带小孩,尤其是外地来的家属,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儿童休息室,里面有睡床、木马和玩具等,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
“听许多犯人在戏谑,说你是走不出大墙的新闻记者。我听了也不无感慨。虽然你是个犯人,但也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况且你是个大墙内的新闻记者,是不是也有为犯人维护权益的责任感?”
谈不上什么责任感,可能是借助监狱报的便利,或是性格使然,总想把想到的看到的真实地讲出来。有不少犯人嘲讽我,这是惩罚犯人的监狱,你不要忘了身份。我常常一笑了之。有一次监狱长和几个负责管理教育的领导,组织犯人听取对《计分考核奖惩罪犯实施办法》的修改意见。这件事涉及所有犯人的改造利益,在修改前犯人私下议论纷纷,可真的政府要让大家提意见了,却都不发声了,可能是怕与政府唱反调。我胆子一大,心想你不讲,他不讲,谁讲?也就豁出去了。我说计分考核中的某些条款不够公正,考核一个犯人的改造表现,不应该过多强调他做了多少,而应该是侧重考核他做错了多少。讲出这些话时,我也觉得冒失,心脏跳得很快。座谈会上大概因为我讲的这些话,引发了不少犯人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声,这时我更怕会场由于我的一些话而被搞砸,背上一个不满改造现状的黑锅。没等我过多追悔,监狱长发声了:他讲得很好,这些意见给我们不少启示,尤其是制订一项考核措施前,一定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一定要换位思考。随后他对坐在一边的管理科科长讲,计分考核还应该实事求是的再进行修改,要调动更多的犯人积极投入改造。听了监狱长的这番话,我坐在底下真想哭,好像不仅仅是感动,而是我作为一名被惩罚的对象,再也不会因为我向政府提意见而受到压制。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
这要从我的劳役岗位谈起,那年2月份,我从手工劳动的岗位调入监狱报小组。经过一个阶段的学习和锻炼,队长就让我负责报纸的第一版。第一版一般都是新闻版,要求作者有捕捉信息的能力,而且写作速度要快。我就不管大活动小会议,只要事先得到信息,都乐于跑动采写,当时条件没有这么好,只是坐在底下做笔记,带照相机参加新闻采编,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应该说也是源自一次偶然。
2003年春天闹“非典”的时候,上海电视台来监狱拍一部大墙内犯人防“非典”的专题片,这时教育科的谢队长正拿了一架照相机在拍活动现场,拍了几张发觉卡住了,他见我在一旁采写,就叫我帮忙。说老实话,数码相机我没有碰过(我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入监时,数码相机在市场上还没见过),凭借从前操作傻瓜机的经验,加上懂几个英文字母的优势,七弄八弄居然弄好了。正巧这时有人叫谢队长接电话,他刚想走又觉得手中拿着照相机不方便,就看看我,在他犹豫之间,我就讲,谢队长,我帮你保管一下。我当时拿在手上并没想到去拍照,可是专题片拍摄的排演开始了。这时不远处有个队长朝我吼叫,还待着干什么?你不拍,这样的场面不就一闪而过了?我被队长一提醒,像从迟钝中反应过来,忙打开相机,挑选角度,抓拍了几张。当时场面很感人,监狱长、队长,还有犯人手拉着手,在大墙内同唱《守望相助,共拒非典》。其实当时很需要这种鼓舞人心的场景,因为非典期间,社会与监狱隔离,监区与监区也被封闭,缺少信息传递,缺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时能留下照片资料是十分难得的。
“由于这次具有偶然性的出色表现,你是不是很快被破例容许在大墙内使用照相机?”我问道。他像点头又像在摇头,一双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好像内心在揣摩我采访的目的。
这有一个过程,毕竟犯人在大墙内拿照相机不是一件很平常的事,需要监狱领导打破传统观念或有新的认识。没想到事后我拍的几张照片被监狱长看到了,就问这些谁拍的?队长回答,是个监狱报的犯人拍的。当时我隐约听到他们在讲这件事,我怕监狱长会批评谢队长,没想到监狱长一字不提犯人为什么能自作主张拍照片,反而讲这些照片拍得很好,随后对教育科的队长说,今后可以尝试一下,大墙内的教育活动让犯人自己去拍,可能感情更真实,场面更感人。我在旁边听了真是心情激动透了。事后我也听到教育科的队长讲,他们原先也有这种请犯人自拍新闻照的想法,就是想找个契机,来说服监狱长。
两个月后,监狱报就很快配上了一架数码相机。我因为有过一次出色的表现,又是负责新闻版报道的记者和编辑,教育科和监狱报的主管翟队长就把照相机交给我使用,凡是今后监狱内需要宣传报道的活动,都由我来拍照。原来我是搞文字的,现在又加上一个拍照的任务,不免忙了一些,要求高了一些,但我很开心。
“我事先听报纸主管翟队长说,你是至今调到监狱报来的犯人中,进入角色和写作水平提高最快的一个。”我说。他谦虚地摆摆手,说:“我也有一段思想转变过程。是同学的一封信,无意中增添了我写作的热情。”
调入监狱报前,我并没有太多的想法,只感到在重刑犯监区内整天干的是一种机械的手工劳动,觉得单调和枯燥,长久下去,心也会变得麻木。于是想换一个环境,也没有想好换个什么环境。到了监狱报,环境比原来宽松些,也有事情可做,但也只是把办报视为自己的一份劳役,当做新的地方来重新消磨改造时光。
记得刚到监狱报时,翟队长就对我第一篇稿子提出不少批评和意见,还一个字一个字地给我抠。当时我就想,队长有必要这样斤斤计较吗?这张报纸又不是面向社会的大报,是监狱内的小报,是给犯人看的,何必这么认真?只要语句通顺,没有明显的错别字就可以了。谁看报纸一个字一个字数的?因此对翟队长的小题大做有些反感。后来,有一件事情让我对写文章有了重新认识。
有一次狱内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大讨论,我起先写了一篇稿子,罗列了犯人改造中的种种浪费行为和现象,洋洋洒洒一大篇。稿子送到翟队长手中,他看了标题只问了我一句话,你写这篇稿子用意是什么?我被翟队长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给问闷了。这是我花了不少时间,动用了各监内通讯员一起汇总成的,怎么到了翟队长处却被一下子“枪毙”了呢?翟队长又给了我一句话,我们大墙内反对铺张浪费,不仅要有事例,关键要找到犯人浪费的特殊原因,再讲道理。我看着翟队长,心想新闻写作还有这么多的讲究?通过写这篇稿子,我打开了新闻写作的一扇窗,懂得了写好一篇稿子不是那么容易的,要寻找突破口,要有想法。
有一天,我中学同学来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同学之间每次聚会都会谈论一件事,那就是我,而谈得最多的不是我吃官司,而是谈我的文笔比过去长进了许多。有一个同学,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现留校做教师,他拿了我的信在课堂上读给他的学生听,他说你们现在还有谁能写出这样的信?写人写事写观点,还讲究修饰文采。听了同学的褒奖,我真有点惭愧。
“看来一次生活环境的变化和人生经历的磨砺,对人、甚至人性,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然后,我话锋一转,“难道非要采取这种失去自由的方式来获得收益吗?”他长圆的脸型,单眼皮,嘴角微微上翘,可能是我的话触动了他什么,他的神色有点严谨,随后呈现思索状……
那年春天,监狱召开的听证会,使我对教育改造又产生了新的认识,也促使我比较真心实意地去参与监狱每一次教育中的创新活动。当时的教育科李科长对我讲,你是办报纸的,经常深入犯群之中,一定会听到许多犯人私下的议论,是不是可以收集一下,我们准备搞个听证会,听听犯人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当时我有些疑虑,又觉得很新鲜。从常规讲,犯人当面讲的话,队长不愿意听,往往犯人背后讲的话,队长会当件事情来重视,当做一种现象来抓。可是这次教育科讲要换一种思路和方法,广开犯人的讲话渠道,这对我触动很大。我以往对自己改造的关系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想得很少,常常寄希望于人民政府,现在人民政府要我们说话,而且要摆在听证会上郑重其事的讲话,倒还是第一次听到。
听证会那天,分管监狱长、刑务处各科的科长都坐在前排,派了一个队长做主持人,各监区的犯人代表坐在底下,作为旁听人。听证会开始了,原来确定的犯人一个个上台发表提案,坐在前排的各方面领导针对涉及所属部门的事情一一作了答复,暂时无法解答的也给了一个明确回复的时间。我的提案是接见中的一些事情,听周围的同犯讲,他们有些年老和体弱的家属,往往转换了几辆公交车来到监狱,还要花上不少时间排队等候会见,身体状况不容许他们消耗更多的精力,常常到了接见时,与犯人讲上几句话就不想再讲话了。监狱长把我反映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当场就对狱政科的队长讲,是否可以在接见中开个绿色通道,像火车站的绿色通道,旅客随到随走。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个相应的规定,对在规定的日子里来监狱接见的年老体弱的犯人家属提供方便,随到随接见。这个规定一实行,效果真的很好,第二个月的接见日好多家属就享受到了优先权。监狱还考虑到接见中有些家属会带小孩,尤其是外地来的家属,为此专门设立了一个儿童休息室,里面有睡床、木马和玩具等,充分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
“听许多犯人在戏谑,说你是走不出大墙的新闻记者。我听了也不无感慨。虽然你是个犯人,但也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况且你是个大墙内的新闻记者,是不是也有为犯人维护权益的责任感?”
谈不上什么责任感,可能是借助监狱报的便利,或是性格使然,总想把想到的看到的真实地讲出来。有不少犯人嘲讽我,这是惩罚犯人的监狱,你不要忘了身份。我常常一笑了之。有一次监狱长和几个负责管理教育的领导,组织犯人听取对《计分考核奖惩罪犯实施办法》的修改意见。这件事涉及所有犯人的改造利益,在修改前犯人私下议论纷纷,可真的政府要让大家提意见了,却都不发声了,可能是怕与政府唱反调。我胆子一大,心想你不讲,他不讲,谁讲?也就豁出去了。我说计分考核中的某些条款不够公正,考核一个犯人的改造表现,不应该过多强调他做了多少,而应该是侧重考核他做错了多少。讲出这些话时,我也觉得冒失,心脏跳得很快。座谈会上大概因为我讲的这些话,引发了不少犯人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声,这时我更怕会场由于我的一些话而被搞砸,背上一个不满改造现状的黑锅。没等我过多追悔,监狱长发声了:他讲得很好,这些意见给我们不少启示,尤其是制订一项考核措施前,一定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一定要换位思考。随后他对坐在一边的管理科科长讲,计分考核还应该实事求是的再进行修改,要调动更多的犯人积极投入改造。听了监狱长的这番话,我坐在底下真想哭,好像不仅仅是感动,而是我作为一名被惩罚的对象,再也不会因为我向政府提意见而受到压制。
编辑:卢劲杉lusiping1@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