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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军民抗战情绪进一步高涨。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图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蒋委员长宣示我方态度：和平未绝望前决守四点最低限度要求》，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7月20日）。1937年8月，为了筹集长期抗战经费和救济战区难民，国民政府决定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在上海成立了财政部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为会长，以陈立夫为副会长，孙科等为常务委员，要求各省设立劝募分会。中央政府以广东为富庶之区，又是革命策源地，因而对广东寄予厚望，要求广东劝销救国公债2000万元，其中四分之一即500万元留作广东国防、空防使用。广东当局也积极筹划成立救国公债广东劝募分会，由各长官担任会长和常委，并决定以银行协助发行全国公债，聘请各银行负责人为劝募分会委员（《本省筹组救国公债劝募分会》，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8月26日）。
一、广东劝募分会的成立
1937年8月26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宋子文致电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委任其为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广州分会主任委员，并请曾养甫组织广州爱国热心人士若干人为委员，魁日组成广州劝募分会，人数在12人以内，并将委员姓名电告总会。同时，宋子文要求在各市县设立分会，指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为劝销救国公债的收款机关，要求各银行负责人担任各分会会计职务。宋子文还明确指出，硬币、外币、生金银、存款、票据、未到期款项等均可作价购买公债。宋子文还将经过修订的《救国公债条例》 -并电告曾养甫，规定发行额为5亿元，1937年9月1日开始发行，年息2厘，从1938年起，每年8月底一次付给。从1941年开始，每年抽签还本1次，分30年厘清。公债的票额分万元、千元、百元、五十元、十元（图二）和五元（图三）共6种，为无记名票据（《救国公债劝募会广州分会日间成立》，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8月28日）。
在广东劝募分会还在筹划成立的过程中时，就已经开始办理一切劝募事宜了。8月30日，广州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按照总行的指令，在门口张贴“救国公债代募代收”和“请我国人踊跃认购”等字样公告，从9月1日起正式劝募。
其实，9月1日，救国公债开始劝募时，救国公债的债券还没有印好，为了早日发行救国公债，财政部先行印制救国公债临时收据，于8月31日寄至广州。虽然没有债券，只有银行出具的收据，但在国难面前，广州市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纷纷购买救国公债，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几大银行的劝募成绩都“颇可观”（《市民踊跃认销公债》，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2日）。中央为了鼓励市民踊跃认购公债，制订了购买救国公债奖励办法，按照购买数额分三等奖励，一等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并颁匾，二等颁发勋章，三等颁发财政奖章。汪精卫则拿出陵南新村270号住宅一套认购救国公债4万元（《救国公债认购踊跃》，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5日）。
9月3日上午，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广州分会（后改为广东分会）在广州市迎宾馆成立，广东省、广州市党政军负责人以及经济界和社会各界领袖纷纷参加，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相继致辞，大会聘请缪培南、上官德贤、李应林、钟荣光、何辑屏、余俊贤、欧阳驹、方少云、江英志、李锦轩、黄陆生和陈玉潜等12人为委员，广州市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曾养甫为主任委员，广东省银行行长顾翊群为副主任委员，分会设立总务、捐募、会计、稽核和宣传等五组开展工作（《救国公债劝募会广州分会昨日成立》，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4日）。9月4日，劝销公债广州分会宣传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宣传组改为宣传委员会，开始劝募宣传工作（《劝募分会经募组昨讨论募销公债办法》，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5日）。劝募委员会广州分会经募组也召开会议，议决劝募办法。劝募办法分义务派销和自由认购两种；义务派销办法规定：广州市店户码头等，照租金二个月之额派销，分4个月缴完，由业主负担，由警察局照例收缴。广州市各商店认销国币500万元，由市商会收缴；所有国省税捐一律附加二成，以5个月为限；全省党政军学各机关，应支经费，一律搭发三成，以6个月为限；自由职业团体、工友等按照收入提成认购。自由认销办法规定：各县有钱人自由认购，现款、股票、证券、有价物品及不动产都可以；妇女以首饰、金器或其他有价物品皆可购债（《本省推销救国公债分义务自由两办法》，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6日）。9月6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广州分会除宣传委员会外，其余经募组、总务组、会计组、稽核组等在省财政厅内开始办公。到10月份，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组织日益完善，名誉会长余汉谋、吴铁城，主任委员曾养甫，副主任委员罗翊群，委员缪培南、欧阳驹等12人，总务组主任董仲鼎，经募组主任曾养甫，会计组主任钟秉铎，宣传组主任余俊贤，稽核组主任金曾澄，每组另有干事和办事员若干人，形成了完整的劝募会组织结构（《公债劝募分会各部负责人员》，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10月25日）。
1937年9月7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的救国公债募集法和劝募会组织章程，使得救国公债的劝募活动有章可循，也使公债劝募会的组织更加有条不紊。下午2时，广州劝募分会在财政厅召开第2次委员会议，通过摊募公债办法：省会劝募1000万元，各县摊募1000万元，金融界摊募550万元。决定组织劝募队，由广州巾各界领袖、社会名流等担任队长，9月15日开始动员动募，通过了一元救国运动办法，发表劝募宣言。
二、劝募公债的宣传攻势
广东劝募分会确定了广东各市县分摊劝销公债数额和各银行认销数额。广州《中山日报》等报纸增加了“劝募公债周刊”等版面，相继发表了《突破二千万！》《广州商人应踊跃认购救国公债》《救国公债在抗战上的价值》（余俊贤）、《买救国公债与打倒日本》《救国公债与持久战》（邢森洲）、《战时财政与救国公债》（顾翊群）等宣传、鼓动市民购买救国公债的文章，认购救国公债的热潮随之兴起。 蒋介石曾在9月7日致电曾养甫，表达了埘广东劝销公债的殷切期望。曾养甫于11口电覆蒋介石：广东各界认购公债踊跃，“预计三千万有奇，最低限度当可如额募集二千万；”曾养甫认为只要广东没有大的灾难发生，不遭受大的损失，“超越限额，尚可期望。”为扩人劝销救国公债的宣传力度，9月11日下午，广州劝销分会在新亚酒店招待广州各日报、通讯社等社长和总编辑，要求各报同时刊登劝销国债标语、发表劝募国债社论，并随时撰论宣传，在报纸重要位置大字刊发市民认购公债的新闻等。9月17日，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在广州《中山日报》发表了题为“购买救国公债的伟大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购买公债最明显的意义，是暂时把我们的钱财借给政府，来作杀敌的军费。我们同时领会公债券，来做凭证等到三年以后，我们可以凭券陆续收回本银，还加上利钱。这是一举而众善兼备的事。”（吴铁城：《购买救国公债的伟大意义》，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16日）同一天，余汉谋发表了题为《救国公债的认识和企望》的广播演讲，9月18日，九一八周年之际，曾养甫又发表了题为《全国抗战与救国公债》的广播演讲。
随着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和党政军当局的积极宣传鼓动，广东社会各界都开始了救国公债的劝销活动。各劝募分会成立的宣传队达到1500多人，采取演讲、街头剧、歌咏等形式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9月17日，广州市民认购公债已达590多万元。9月18日，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将劝募所得公债款100万元汇上海总会（《公债劝募分会汇出募得债款百万元》，见广州《中山日报一》1937年9月20日）。
三、劝销任务艰巨
救国公债劝销之初，广州就出现了众多合家纾难的感人事迹。广州河南有一孀妇名为何冼松柏，于9月20日亲到财政厅广东劝募分会，捐出房屋6间，请代为变卖，所得款项贡献政府，以充抗敌军费，并声明不要救国公债。据悉，冼松柏所捐房屋购买时价值6万余元，当时房产价值约10余万元。广州市民蔡文钊也捐出河南荣德里房屋一间，价值千元，认购公债（《最近市民认购公债达五百九十余万元》，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21日）。孙中山卫士队长赵大光在广州开药行，救国公债开募后，他先拿出1万元认购公债，其夫人捐出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只和金戒指一枚于9月23日交与市立银行收存，同时，赵大光决定每月捐出500元，直到抗战胜利。赵大光的购债和捐输义举在广州商界甚至整个社会影响很大（《各界踊跃购债并以物质捐输》，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25日）。
劝募公债从9月15日开始至11月15日止，共分3期完成，每期20天。到10月5日，第一期劝募结束，经过核算，共募得33.63万余元。第二期劝募运动于10月5日开始。仅仅几天后，就募得46.5万余元。到15日，劝募成绩已达到51.6万余元。10月25日为劝募救国公债第二期结算日，合计共募得68万余元。10月26日，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将募集债款国币100万元汇上海总会，合计共汇总会债款已达250万元。
10月底，广东省对各县市分摊救国公债数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各县市分摊数目如下：汕头100万，江门20万，佛山12万，海口8万，梅菉5万，南山5千，石龙5万，北海5万，韶关3万，嘉积3万，合计161万5千元。南海45万，番禺45万，顺德45万，东莞50万，中山60万，新会50万，潮安50万，潮阳35万，揭阳35万，澄海20万，台山60万，高要25万，梅县21万，三水17万，清远20万，曲江17万……，合计总数1367万余（《各县市镇摊销公债数目》，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1 1月2日）。
为了迅速完成募债和缴款任务，从11月17日开始，广州市商会发动督销人员300人，3人为1队，分赴各行业公会协助各行业支配承销债额，分配完毕后，即赴该行业各商店，努力劝销。但到12月24日，广州市商会共收到各行商缴来债款百余万元，但离广州市商会承销的500万元的数额仍然相距甚远。广州市商会考虑到商人的艰难，虽然督催队仍然按时上门督催，但仍然是以劝谕为主，并未按照之前定下的惩罚方案执行。
不久，财政部电令，劝募救国公债运动于1937年12月31日结束，但至1937年12月31日，广东全省共募得债款1230佘万元，远未达到中央要求募足2000万元的数额。从1938年1月6日开始，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劝募队一连数日在新华戏院公演爱国戏剧，票价分1元、六毫、4毫和2毫，收入除去开支外，剩余都用来购买救国公债。到1月8日，广东劝募分会共募得债款1360余万元。为了募集更多的款项，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开始拍卖购债物品，因为低价低廉，参加竞拍者踊跃，金银首饰等很快拍完，9日开始竞拍产业。到1月13日，全省救国公债已达1404万余元。1月14日，曾养甫致电各县市劝募支会，全省救国公债劝募分支会一律在1月15日总结束，各地必须在20日前清结债款尾数（《劝募分会收得债款达一千四百余万》，见广州《中山日报》1938年1月14日）。
四、结语
广东地处岭南，清末民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富庶之区，广州是南中国最大的城市，陈济棠在广州经营数年，大力发展工业，组织城市建设，投资教育事业，从广州和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广东承担2000万元的募债任务，应该并不困难。然而，广东的救国公债劝募任务并未完成，而且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的大轰炸带来的影响。从1937年8月31日开始，日机不断对广州及周边进行大轰炸，这恰是救国公债劝募开始之际。日机的轰炸使得不少广州市民外出避难，人口锐减，在日机大轰炸之前，广州的人口超过120万人，仅仅轰炸几个月后，广州人口数量降到80多万，人口锐减给劝销公债带来了巨大困难。另外，日机的轰炸也使广州的金融和商业损失巨大，据统计，从1937年9月到11月，广州13000多家商店中因空袭歇业的有1700多家，歇业损失巨大，营业额损失比平时减少65%，如此巨大的损失使得留在广州的商人和市民虽有爱国之心，却没有救国纾难之财，无力购买救国公债。另一方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广东人民尤其是广州社会各界一直大力支持全国的抗战，从“九一八”之后的抵制日货到1931年11月捐款援助黑龙江马占山抗战、捐款援助19路军抗战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后“八一三”献金等，广东人民一直在倾其所有地援助全国抗战，因此，到救国公债发行时，人民群众已经难以继续拿出钱财购买公债了。但是，就是在日机不断空袭、广州人口大量外流和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之际，广东人民仍然节衣缩食认购了1400多万元的救国公债，这也是对全国抗战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
一、广东劝募分会的成立
1937年8月26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会长宋子文致电广州市长兼财政厅长曾养甫，委任其为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广州分会主任委员，并请曾养甫组织广州爱国热心人士若干人为委员，魁日组成广州劝募分会，人数在12人以内，并将委员姓名电告总会。同时，宋子文要求在各市县设立分会，指定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以及邮政储金汇业局为劝销救国公债的收款机关，要求各银行负责人担任各分会会计职务。宋子文还明确指出，硬币、外币、生金银、存款、票据、未到期款项等均可作价购买公债。宋子文还将经过修订的《救国公债条例》 -并电告曾养甫，规定发行额为5亿元，1937年9月1日开始发行，年息2厘，从1938年起，每年8月底一次付给。从1941年开始，每年抽签还本1次，分30年厘清。公债的票额分万元、千元、百元、五十元、十元（图二）和五元（图三）共6种，为无记名票据（《救国公债劝募会广州分会日间成立》，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8月28日）。
在广东劝募分会还在筹划成立的过程中时，就已经开始办理一切劝募事宜了。8月30日，广州的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和农业银行按照总行的指令，在门口张贴“救国公债代募代收”和“请我国人踊跃认购”等字样公告，从9月1日起正式劝募。
其实，9月1日，救国公债开始劝募时，救国公债的债券还没有印好，为了早日发行救国公债，财政部先行印制救国公债临时收据，于8月31日寄至广州。虽然没有债券，只有银行出具的收据，但在国难面前，广州市民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纷纷购买救国公债，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几大银行的劝募成绩都“颇可观”（《市民踊跃认销公债》，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2日）。中央为了鼓励市民踊跃认购公债，制订了购买救国公债奖励办法，按照购买数额分三等奖励，一等由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并颁匾，二等颁发勋章，三等颁发财政奖章。汪精卫则拿出陵南新村270号住宅一套认购救国公债4万元（《救国公债认购踊跃》，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5日）。
9月3日上午，救国公债劝募委员会广州分会（后改为广东分会）在广州市迎宾馆成立，广东省、广州市党政军负责人以及经济界和社会各界领袖纷纷参加，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相继致辞，大会聘请缪培南、上官德贤、李应林、钟荣光、何辑屏、余俊贤、欧阳驹、方少云、江英志、李锦轩、黄陆生和陈玉潜等12人为委员，广州市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曾养甫为主任委员，广东省银行行长顾翊群为副主任委员，分会设立总务、捐募、会计、稽核和宣传等五组开展工作（《救国公债劝募会广州分会昨日成立》，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4日）。9月4日，劝销公债广州分会宣传组召开会议，决定将宣传组改为宣传委员会，开始劝募宣传工作（《劝募分会经募组昨讨论募销公债办法》，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5日）。劝募委员会广州分会经募组也召开会议，议决劝募办法。劝募办法分义务派销和自由认购两种；义务派销办法规定：广州市店户码头等，照租金二个月之额派销，分4个月缴完，由业主负担，由警察局照例收缴。广州市各商店认销国币500万元，由市商会收缴；所有国省税捐一律附加二成，以5个月为限；全省党政军学各机关，应支经费，一律搭发三成，以6个月为限；自由职业团体、工友等按照收入提成认购。自由认销办法规定：各县有钱人自由认购，现款、股票、证券、有价物品及不动产都可以；妇女以首饰、金器或其他有价物品皆可购债（《本省推销救国公债分义务自由两办法》，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6日）。9月6日，救国公债劝募总会广州分会除宣传委员会外，其余经募组、总务组、会计组、稽核组等在省财政厅内开始办公。到10月份，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组织日益完善，名誉会长余汉谋、吴铁城，主任委员曾养甫，副主任委员罗翊群，委员缪培南、欧阳驹等12人，总务组主任董仲鼎，经募组主任曾养甫，会计组主任钟秉铎，宣传组主任余俊贤，稽核组主任金曾澄，每组另有干事和办事员若干人，形成了完整的劝募会组织结构（《公债劝募分会各部负责人员》，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10月25日）。
1937年9月7日，财政部公布了修订的救国公债募集法和劝募会组织章程，使得救国公债的劝募活动有章可循，也使公债劝募会的组织更加有条不紊。下午2时，广州劝募分会在财政厅召开第2次委员会议，通过摊募公债办法：省会劝募1000万元，各县摊募1000万元，金融界摊募550万元。决定组织劝募队，由广州巾各界领袖、社会名流等担任队长，9月15日开始动员动募，通过了一元救国运动办法，发表劝募宣言。
二、劝募公债的宣传攻势
广东劝募分会确定了广东各市县分摊劝销公债数额和各银行认销数额。广州《中山日报》等报纸增加了“劝募公债周刊”等版面，相继发表了《突破二千万！》《广州商人应踊跃认购救国公债》《救国公债在抗战上的价值》（余俊贤）、《买救国公债与打倒日本》《救国公债与持久战》（邢森洲）、《战时财政与救国公债》（顾翊群）等宣传、鼓动市民购买救国公债的文章，认购救国公债的热潮随之兴起。 蒋介石曾在9月7日致电曾养甫，表达了埘广东劝销公债的殷切期望。曾养甫于11口电覆蒋介石：广东各界认购公债踊跃，“预计三千万有奇，最低限度当可如额募集二千万；”曾养甫认为只要广东没有大的灾难发生，不遭受大的损失，“超越限额，尚可期望。”为扩人劝销救国公债的宣传力度，9月11日下午，广州劝销分会在新亚酒店招待广州各日报、通讯社等社长和总编辑，要求各报同时刊登劝销国债标语、发表劝募国债社论，并随时撰论宣传，在报纸重要位置大字刊发市民认购公债的新闻等。9月17日，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在广州《中山日报》发表了题为“购买救国公债的伟大意义”的文章，文章指出：“购买公债最明显的意义，是暂时把我们的钱财借给政府，来作杀敌的军费。我们同时领会公债券，来做凭证等到三年以后，我们可以凭券陆续收回本银，还加上利钱。这是一举而众善兼备的事。”（吴铁城：《购买救国公债的伟大意义》，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16日）同一天，余汉谋发表了题为《救国公债的认识和企望》的广播演讲，9月18日，九一八周年之际，曾养甫又发表了题为《全国抗战与救国公债》的广播演讲。
随着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和党政军当局的积极宣传鼓动，广东社会各界都开始了救国公债的劝销活动。各劝募分会成立的宣传队达到1500多人，采取演讲、街头剧、歌咏等形式进行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至9月17日，广州市民认购公债已达590多万元。9月18日，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将劝募所得公债款100万元汇上海总会（《公债劝募分会汇出募得债款百万元》，见广州《中山日报一》1937年9月20日）。
三、劝销任务艰巨
救国公债劝销之初，广州就出现了众多合家纾难的感人事迹。广州河南有一孀妇名为何冼松柏，于9月20日亲到财政厅广东劝募分会，捐出房屋6间，请代为变卖，所得款项贡献政府，以充抗敌军费，并声明不要救国公债。据悉，冼松柏所捐房屋购买时价值6万余元，当时房产价值约10余万元。广州市民蔡文钊也捐出河南荣德里房屋一间，价值千元，认购公债（《最近市民认购公债达五百九十余万元》，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21日）。孙中山卫士队长赵大光在广州开药行，救国公债开募后，他先拿出1万元认购公债，其夫人捐出金项链一条、金手镯一只和金戒指一枚于9月23日交与市立银行收存，同时，赵大光决定每月捐出500元，直到抗战胜利。赵大光的购债和捐输义举在广州商界甚至整个社会影响很大（《各界踊跃购债并以物质捐输》，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9月25日）。
劝募公债从9月15日开始至11月15日止，共分3期完成，每期20天。到10月5日，第一期劝募结束，经过核算，共募得33.63万余元。第二期劝募运动于10月5日开始。仅仅几天后，就募得46.5万余元。到15日，劝募成绩已达到51.6万余元。10月25日为劝募救国公债第二期结算日，合计共募得68万余元。10月26日，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将募集债款国币100万元汇上海总会，合计共汇总会债款已达250万元。
10月底，广东省对各县市分摊救国公债数目进行了调整，调整后，各县市分摊数目如下：汕头100万，江门20万，佛山12万，海口8万，梅菉5万，南山5千，石龙5万，北海5万，韶关3万，嘉积3万，合计161万5千元。南海45万，番禺45万，顺德45万，东莞50万，中山60万，新会50万，潮安50万，潮阳35万，揭阳35万，澄海20万，台山60万，高要25万，梅县21万，三水17万，清远20万，曲江17万……，合计总数1367万余（《各县市镇摊销公债数目》，见广州《中山日报》1937年1 1月2日）。
为了迅速完成募债和缴款任务，从11月17日开始，广州市商会发动督销人员300人，3人为1队，分赴各行业公会协助各行业支配承销债额，分配完毕后，即赴该行业各商店，努力劝销。但到12月24日，广州市商会共收到各行商缴来债款百余万元，但离广州市商会承销的500万元的数额仍然相距甚远。广州市商会考虑到商人的艰难，虽然督催队仍然按时上门督催，但仍然是以劝谕为主，并未按照之前定下的惩罚方案执行。
不久，财政部电令，劝募救国公债运动于1937年12月31日结束，但至1937年12月31日，广东全省共募得债款1230佘万元，远未达到中央要求募足2000万元的数额。从1938年1月6日开始，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劝募队一连数日在新华戏院公演爱国戏剧，票价分1元、六毫、4毫和2毫，收入除去开支外，剩余都用来购买救国公债。到1月8日，广东劝募分会共募得债款1360余万元。为了募集更多的款项，救国公债劝募会广东分会开始拍卖购债物品，因为低价低廉，参加竞拍者踊跃，金银首饰等很快拍完，9日开始竞拍产业。到1月13日，全省救国公债已达1404万余元。1月14日，曾养甫致电各县市劝募支会，全省救国公债劝募分支会一律在1月15日总结束，各地必须在20日前清结债款尾数（《劝募分会收得债款达一千四百余万》，见广州《中山日报》1938年1月14日）。
四、结语
广东地处岭南，清末民国以来一直是中国富庶之区，广州是南中国最大的城市，陈济棠在广州经营数年，大力发展工业，组织城市建设，投资教育事业，从广州和广东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广东承担2000万元的募债任务，应该并不困难。然而，广东的救国公债劝募任务并未完成，而且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日军的大轰炸带来的影响。从1937年8月31日开始，日机不断对广州及周边进行大轰炸，这恰是救国公债劝募开始之际。日机的轰炸使得不少广州市民外出避难，人口锐减，在日机大轰炸之前，广州的人口超过120万人，仅仅轰炸几个月后，广州人口数量降到80多万，人口锐减给劝销公债带来了巨大困难。另外，日机的轰炸也使广州的金融和商业损失巨大，据统计，从1937年9月到11月，广州13000多家商店中因空袭歇业的有1700多家，歇业损失巨大，营业额损失比平时减少65%，如此巨大的损失使得留在广州的商人和市民虽有爱国之心，却没有救国纾难之财，无力购买救国公债。另一方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广东人民尤其是广州社会各界一直大力支持全国的抗战，从“九一八”之后的抵制日货到1931年11月捐款援助黑龙江马占山抗战、捐款援助19路军抗战等，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后“八一三”献金等，广东人民一直在倾其所有地援助全国抗战，因此，到救国公债发行时，人民群众已经难以继续拿出钱财购买公债了。但是，就是在日机不断空袭、广州人口大量外流和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之际，广东人民仍然节衣缩食认购了1400多万元的救国公债，这也是对全国抗战和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