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初，哥伦比亚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访华期间说了这样一句话：“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精神遗产，丰富了全世界的价值观。”以乌里韦哥伦比亚本国培养的博士，同时又是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的背景，此言当不会招来质疑。
　　上述“精神遗产”、“价值观”一类的东西，实际反映了中国的“国家品质”。在这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最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国家品质”。仅以此为角度，如果不谈过去，而将目光投向现在和未来，为世人所公认的中国的“国家品质”还能在哪里找到呢？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按自己的方式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强大功能，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与发展，如果其创新思维能力衰竭，也就丧失了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
　　在中国大陆，人文社会科学虽然重任在肩，但至今仍无力赋予现代和未来中国所应有底蕴以新的内容、新的力量。换言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处于“理屈词穷”的时代，难于找到对中国文化主体性、代表性的精确论述。如果放到全球视野，我们又以何能“道济天下之弱”？
　　港台属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和母体意识中的组成部分。在香港，最大危机不是来自亚洲国际化城市（如新加坡）与国内高速发展城市（如上海）的竞争。问题的根本在于缺乏思想者及具有远见的精英阶层。在回归后近八年的时间里，香港因此付出了较为沉重的代价。香港未来的出路必须建构于对中国大势及自身发展趋势的了解之上。
　　在台湾，近年来执政当局、“台独”政客及激进分子一道，大搞“去中国化”运动，这表明这些政客们已经认识到什么才是“台独”最大和不可逾越的障碍。
　　多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找不到表达自己的“制高点”，既有的这种现实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对这一领域的重视不足甚至是轻视造成的（当然也就缺乏宽容的精神）；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自身仍在回避重大问题。许多学者宁愿埋头从事纯学术研究，也不愿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更不愿进行痛苦的思索。
　　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活动使人们与过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相“脱离”，脱离的过程同时制造了分化、分离、文化丧失以及团结的减弱甚至分裂。实用主义的急功近利成为理所当然。人文社科领域也深深地卷入其中，越来越多学界、艺术界的精英们“满天飞”。非洲土著部落的人连赶三天路之后，第四天必然要停下来休息，怕的是走得太快将使自己的灵魂赶不上自己的脚步。如果将人文社会科学视作“灵魂”、经济生态变迁当作“脚步”来看，同样具有某种相关性。
　　在发展方向上，上世纪头２０年，梁启超主张“须将世界学说尽量输入”，胡适也将“输入学理”列为“五四”新思潮的四大纲领之一。两位大师的本意只是要中国人参考西方学说作为自己创造的始点，并不是要中国人永远追随西方的现成理论。但就在同一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开始，国内思潮出现了“‘后学’热”，即“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主义”等。其背后实质都说明这些“热”不是自生自长的，而是从外面贩回来的。这种模仿牵制了中国学界精英大部分的精力，不仅让绝大多数国人不解，实际上也造成对西方文明的误读。
　　结论：中国产生真正知识分子的环境正在每况愈下。芸芸众生中看不见大家风范，学科中没有了大师。“制造”知识分子的大学丧失了大学精神，有学者更是痛心疾呼：世上已无蔡元培！
　　可能说重了，但从寻找和探求中华民族最稳定的思想力量的征途上看，尚不为过。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是使用剑与火为自己开辟道路，同时又借用笔和舌为自己的合理性辩护。在日本，早在上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国家人文社会科学振兴特别委员会就专门设立了“日本现代化研究”委员会，以推进日本现代化研究。当时日本正从战败中再度崛起，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相关研究带动了“日本文化论”热潮，助长了其后日本大国意识的形成，“菊”与“刀”随即也成了日本国家品质的象征。
　　在美国，亨廷顿认为美国是一种思想、一种抽象，因此除了“有形边疆”外，它还拥有更具威力和穿透力的“无形边疆”。美国的“高度强势”充分体现在近年全中国掀起的学英文的热潮中。“疯狂英语”的推广者们甚至声称，要学好英语，就要有“不要脸”的勇气。借助这一“勇气”，我们已经真正赤裸和一无所有。
　　如果重大的社会、精神与意识问题没有得到重视与解决，经济的稳定发展就缺乏根基。社会发展滞后终将使经济发展结构失调，从而使它变得毛病重重。从这一点上看，不仅亨廷顿们要怀疑，连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我们守得住外部边疆，但我们守得住“内在边疆”吗？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响亮的口号，有时胜过千军万马。真诚期待着我们的人文社科领域有一天能够拿出自己的文化宣言，并建立起自己的“道德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