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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下旬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近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此前，国内外(如旅欧、旅日)共产主义小组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各个方面做了准备。邓小平在留法勤工俭学和在苏联莫斯科学习期间参加了国外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且参与领导工作，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并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青少年时期接受先进思想，为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少年时期在国内接受新思想教育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取名邓先圣。5岁入本村私塾发蒙，塾师为他改名为“希贤”。6岁人小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四川等省人民掀起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对幼年邓小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4岁时考入广安县立中学。15岁时，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也很快影响到广安。他和同学一道参加了学生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他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语、中文、代数、几何、物理及工业常识等课目，掌握了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这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
1920年8月，16岁的邓小平自费赴法勤工俭学时。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的名单上。“邓希贤”(TAN SI SIEU)栏内注明的工种是“铸铁”。
抵达法国后，根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和同学被安排到距巴黎270公里的法国北部诺曼底区的小城巴耶。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开始了寄宿制学习生活，学号是1421。主要是学法语和商贸。对这段最初的勤工俭学生活，邓小平的回忆是：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两个月后，来到欧洲的周恩来对这里的最强烈的印象也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而是一战后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和不安。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看做中国仿效的榜样。一战结束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来到欧洲目睹这种情景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来说，这种感受自然格外强烈。青年邓小平也深有感触。
1920年8月。也就是在邓小平一行起程赴法时，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2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承担了旅欧期间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青年时期在国外亲身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1921年2月，因经费困难，华法教育会表示该会与勤工俭学学生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经济上无力承担必需费用，引起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不满。24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成立。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组织下，在巴黎举行“反饥饿运动”，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经过斗争，中、法政府当局决定每人发给5个月的生活维持费。鉴于校方难以解决学费。家里又无法提供，邓小平等于3月中旬离开巴耶中学。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该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显然，他是因为无力支付这笔费用而离开学校的。
“俭学”不成，只好“勤工”。4月2日，邓小平等“志愿”来到位于法国南部的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厂轧钢车间做杂工，在高温的炉前拖送钢条。尽管工厂认为他的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但是，如此大的劳动强度，对于未满18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只得“体力不支，自愿离开”。在施奈德钢铁厂做苦工还不到一个月。不仅体力消耗大，工资微薄。所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而且还倒赔了100多法郎。这使邓小平在异国他乡初步了解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4月下旬，邓小平等回到巴黎。等待做工机会。在这半年中，他每天领取6法郎的维持费，只能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其间，他也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10月，在巴黎香布朗工厂做工(制作扇子和纸花)，不到一个月就被解雇。后来四处寻找工作长达三个多月。
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家境贫寒，已在国内中学毕业，毕业后找不到出路，又不满国内政治和学校教育的腐败，想到国外学一点实在本事，但到法国后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所带的钱，在三个月到半年间便花光了，必须自谋生路，而战后法国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他们生活十分困窘，求学的前途也很渺茫。在青年邓小平看来，“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
在国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此时，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杂然纷陈，相互间进行着激烈的论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在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邓小平等阅读了马列著作，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思索，逐渐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这些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不少人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人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就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并且形成了两个中心：第一个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到1921年，这里已经有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140多人。第二个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主要有赵世炎、李立三等人。他们大多是在该地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不久就把它移到克鲁梭。此外。在巴黎、里昂等地还有一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他们中很快就发生了分化。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就是从他们中分化出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的。
1921年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于是，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以前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 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
5月，王若飞、陈毅等人发起给蔡元培写信并签名活动，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为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问题(共有243名学生在信上签名)。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召开拒款大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的活动，迫使中国驻法公使派代表签署反对借款声明，拒款斗争取得胜利。
9月，鉴于中、法政府停发留学生维持费和里昂中法大学拒绝这批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为“争回里大”，赵世炎、蔡和森等率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与校方交涉，遭到法国政府当局拘禁，许多人被遣送回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认为，这说明，想学习一点搞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粹的幻想吗?从此，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把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勤工俭学学生中留下的先进分子团聚起来，周恩来、赵世炎和李维汉商议在旅欧青年中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事情。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到1922年5月底全部完成。到这时，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就成熟了。
1922年，邓小平年满18岁。2月，他进入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做工，制作防雨用套鞋，每天工作10小时，可挣十五六法郎。不久，他分别与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王若飞、赵世炎结识。邓小平受他们影响，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革命思想。他后来回忆说：“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于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那时共产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不久，抱着勤工俭学的最后愿望，邓小平带着做工挣的和家里寄来的一点钱，来到塞纳一夏狄戎中学准备继续学习。终因学费不足，求学未成。后来他回忆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加入旅欧共青团、共产党组织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
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在巴黎西郊的布罗尼森林中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18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会议开了三天，最后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先由李维汉代理，不久正式接替)。党部工作地点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一座小旅馆内。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
1923年2月，根据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指示和革命活动的需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有成员72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正式收到团中央同意他们加入的文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3月上旬，第二次到哈金森工厂做工仅仅一个多月的邓小平再次离开工厂，厂方档案卡上所注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人事部在档案卡上注明：“辞职不干。不再雇用。”邓小平“拒绝工作”、“辞职不干”的实际原因厂方并不清楚，因为此前党团组织责成有关人员已经同他谈了几次话，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年以后，他回忆说：“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
6月11日，邓小平到达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此前，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歧重返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共青团组织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双方合作的条件已趋成熟。
这时，邓小平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月，他刚刚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出席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产生书记局，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负责宣传。尹宽负责组织。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1924年2月改版为《赤光》。《赤光》同《少年》比较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出版起来比较灵活而迅速。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邓小平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邓小平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小平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几十年后，邓小平在回答女儿“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时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转为中国共产堂党员
1924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这个情况，于7月13日至15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准备。邓小平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其间，他和将要回国的周恩来等合影留念。16日，他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和余增生、周唯真三人组成执委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共 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孙文：《建国方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先生演讲录》、《国民党演讲集》二集，《陈独秀先生演讲录》。”在“过去常看的书报和杂志”一栏填写：“《新建设》、《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在“来俄的志愿”一栏填写：“学习革命工具”。
1月下旬。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要求，邓小平撰写自传。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11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先选派20多人。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6月13日，邓小平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填写《党组工作调查表》，报告本班党组活动情况。
6月16日，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邓小平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关于“党员问题”一栏填写：“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有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在关于“对党的工作是怎样的”一栏填写：“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在“对功课有无兴趣”一栏填写：“很有兴趣”。在“能否为别人的榜样”一栏填写：“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在“党的进步”一栏填写：“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中树植党的影响。”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栏填写：“在国民党中未消灭党的面目”。“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能在国民党中实行党的意见”。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填写：“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10月19日，邓小平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提交申请书，希望成为其正式党员。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党的正式党员。过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责任，请求委员会允许我成为一个正式党员。”
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签写鉴定书：“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
1926年底，邓小平和第一批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的20多人一起，从莫斯科起程回国。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再换乘汽车去库伦(今乌兰巴托)，1927年1月初到达库伦。2月初，邓小平一行到达银川，月底前往西安。途中，他向同行者介绍苏联的情况：调查沿途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宣传革命。3月底，邓小平到达西安，受到冯玉祥接见，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他除做政治工作外，兼授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
国外早期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直接培养邓小平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实践方面，使青年邓小平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认清了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在革命实际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从思想理论方面，使青年邓小平直接阅读了马列主义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开阔了自己的政治眼界。从组织方面，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和战友，使得他在以后的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开放中，与这些同志和战友携手并肩，共同奋斗。所以，正是在国外早期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培养和帮助下，青年邓小平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面积极活跃地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同时还不断地为早期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积极工作，最终一步一步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直至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青少年时期接受先进思想，为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少年时期在国内接受新思想教育
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出生于四川广安，取名邓先圣。5岁入本村私塾发蒙，塾师为他改名为“希贤”。6岁人小学堂读书。接受新式教育。四川等省人民掀起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爆发，对幼年邓小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4岁时考入广安县立中学。15岁时，在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也很快影响到广安。他和同学一道参加了学生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同年，他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学习法语、中文、代数、几何、物理及工业常识等课目，掌握了一定的工业技术知识，为赴法勤工俭学做准备。这是他走向革命道路的重要一步。
1920年8月，16岁的邓小平自费赴法勤工俭学时。法国驻中国公使馆向法国外交部提交的名单上。“邓希贤”(TAN SI SIEU)栏内注明的工种是“铸铁”。
抵达法国后，根据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华法教育会的安排，邓小平和同学被安排到距巴黎270公里的法国北部诺曼底区的小城巴耶。邓小平在巴耶中学开始了寄宿制学习生活，学号是1421。主要是学法语和商贸。对这段最初的勤工俭学生活，邓小平的回忆是：学校待他们像小孩子一样。每天很早就要上床睡觉。才上了几个月，没学什么东西，吃得却很坏。两个月后，来到欧洲的周恩来对这里的最强烈的印象也并不是什么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而是一战后欧洲各国社会生活的严重动荡和不安。中国的先进分子曾在长时期内钦羡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们看做中国仿效的榜样。一战结束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严重社会危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来到欧洲目睹这种情景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来说，这种感受自然格外强烈。青年邓小平也深有感触。
1920年8月。也就是在邓小平一行起程赴法时，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2月，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承担了旅欧期间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青年时期在国外亲身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
1921年2月，因经费困难，华法教育会表示该会与勤工俭学学生在组织上没有任何关系，经济上无力承担必需费用，引起勤工俭学学生的强烈不满。24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成立。28日，400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人组织下，在巴黎举行“反饥饿运动”，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经过斗争，中、法政府当局决定每人发给5个月的生活维持费。鉴于校方难以解决学费。家里又无法提供，邓小平等于3月中旬离开巴耶中学。据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开支细目账记载，邓小平该月应付学校费用244法郎65生丁。显然，他是因为无力支付这笔费用而离开学校的。
“俭学”不成，只好“勤工”。4月2日，邓小平等“志愿”来到位于法国南部的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厂轧钢车间做杂工，在高温的炉前拖送钢条。尽管工厂认为他的工作能力“很好”、工作表现好，但是，如此大的劳动强度，对于未满18岁、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来说。只得“体力不支，自愿离开”。在施奈德钢铁厂做苦工还不到一个月。不仅体力消耗大，工资微薄。所赚的钱连饭都吃不饱，而且还倒赔了100多法郎。这使邓小平在异国他乡初步了解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面，体验到工人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处境。4月下旬，邓小平等回到巴黎。等待做工机会。在这半年中，他每天领取6法郎的维持费，只能吃两顿饭，主要是面包加自来水。其间，他也曾做饭馆招待、火车站码头搬运工、清洁工等各种杂工。10月，在巴黎香布朗工厂做工(制作扇子和纸花)，不到一个月就被解雇。后来四处寻找工作长达三个多月。
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大多家境贫寒，已在国内中学毕业，毕业后找不到出路，又不满国内政治和学校教育的腐败，想到国外学一点实在本事，但到法国后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所带的钱，在三个月到半年间便花光了，必须自谋生路，而战后法国的失业情况相当严重，他们生活十分困窘，求学的前途也很渺茫。在青年邓小平看来，“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
在国外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教育
此时，战后欧洲的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杂然纷陈，相互间进行着激烈的论争，启发人们深入思考。在法国，社会矛盾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趋高涨。1920年，法国共产党成立，并参加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在法国十分流行。邓小平等阅读了马列著作，经过反复的学习和思索，逐渐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在这些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不少人是五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有些人在国内已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到法国后，就自己组织起社团，开展各种活动，并且形成了两个中心：第一个是巴黎以南卢瓦雷省的小城镇蒙达尼。到1921年，这里已经有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萧子璋、向警予、蔡畅等140多人。第二个是法国中部的重工业城市克鲁梭。主要有赵世炎、李立三等人。他们大多是在该地施奈德钢铁厂做工。他们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不久就把它移到克鲁梭。此外。在巴黎、里昂等地还有一批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青年，他们中很快就发生了分化。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就是从他们中分化出来，转而信仰共产主义的。
1921年春。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深感有消除隔阂、团结起来的必要。于是，赵世炎、李立三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填表参加的有七八十人)，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参加了。接着。赵世炎给蔡和森、李维汉等去信，又赶到蒙达尼同他们面谈了两三天。双方一致表示：以前争论已经过去。今后要共同研究问题，共同革命。不久，赵世炎给蔡和森去信，主张成立一个包括留法学生和华工中优秀分子的共产主 义组织。蔡和森回信表示同意，并且主张采用少年共产党的名称。
5月，王若飞、陈毅等人发起给蔡元培写信并签名活动，要求将里昂中法大学和中比大学改办为工学院，以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求学问题(共有243名学生在信上签名)。6月，周恩来、赵世炎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召开拒款大会，反对北洋军阀政府与法国政府商谈借款和购买军火的活动，迫使中国驻法公使派代表签署反对借款声明，拒款斗争取得胜利。
9月，鉴于中、法政府停发留学生维持费和里昂中法大学拒绝这批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为“争回里大”，赵世炎、蔡和森等率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与校方交涉，遭到法国政府当局拘禁，许多人被遣送回国。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认为，这说明，想学习一点搞实业的本领都不允许，在这样的世道里，要靠实业救国不是纯粹的幻想吗?从此，接受马克思主义，要求进行社会革命来改造中国的人越来越多。
为了把蔡和森、李立三等被押送回国后勤工俭学学生中留下的先进分子团聚起来，周恩来、赵世炎和李维汉商议在旅欧青年中成立共产主义组织的事情。他们议定：分头进行筹备工作。筹备工作到1922年5月底全部完成。到这时，信仰共产主义的旅欧革命青年联合起来的条件就成熟了。
1922年，邓小平年满18岁。2月，他进入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制鞋车间做工，制作防雨用套鞋，每天工作10小时，可挣十五六法郎。不久，他分别与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和从事革命活动的王若飞、赵世炎结识。邓小平受他们影响，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革命思想。他后来回忆说：“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我做工的环境使我益于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那时共产主义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不久，抱着勤工俭学的最后愿望，邓小平带着做工挣的和家里寄来的一点钱，来到塞纳一夏狄戎中学准备继续学习。终因学费不足，求学未成。后来他回忆说：“用勤工方法来俭学，已不可能。做工所得，糊口都困难，哪还能读书进学堂呢?于是，那些‘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等幻想，变成了泡影。”
加入旅欧共青团、共产党组织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
1922年6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在巴黎西郊的布罗尼森林中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代表18人，其中包括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报告了组织筹备经过。接着，由周恩来报告组织章程草案。会议开了三天，最后确定组织的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三人：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张伯简负责组织(先由李维汉代理，不久正式接替)。党部工作地点设在巴黎戈德弗鲁瓦街一座小旅馆内。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
1923年2月，根据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指示和革命活动的需要，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举行临时代表大会，决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有成员72人)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选出周恩来等五人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会议结束后不久，就正式收到团中央同意他们加入的文件。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在整个欧洲，也只有一个共产党的小组，附在团组织里面，一切公开活动，都用团的名义，党组织从不出面”。
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3年3月上旬，第二次到哈金森工厂做工仅仅一个多月的邓小平再次离开工厂，厂方档案卡上所注离开原因是“拒绝工作”，人事部在档案卡上注明：“辞职不干。不再雇用。”邓小平“拒绝工作”、“辞职不干”的实际原因厂方并不清楚，因为此前党团组织责成有关人员已经同他谈了几次话，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年以后，他回忆说：“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到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
6月11日，邓小平到达巴黎，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此前，孙中山派王京歧到法国筹备组织国民党支部。王京歧重返法国后，周恩来立刻同他取得了联系。共青团组织大多数人同意加入国民党或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双方合作的条件已趋成熟。
这时，邓小平一边做杂工，一边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同月，他刚刚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就出席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产生书记局，周恩来任书记，李富春负责宣传。尹宽负责组织。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少年》也在1924年2月改版为《赤光》。《赤光》同《少年》比较起来，最显著的特点是：更着重于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黑暗事实。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针。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理论的《少年》为实际的《赤光》”。
《赤光》是半月刊，16开本，每期12页左右，出版起来比较灵活而迅速。它的印刷份数比《少年》多，发行范围也比《少年》广。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并担任主要撰稿人。李富春、邓小平、傅钟、李大章等曾先后参加这里的工作。邓小平负责刻蜡版和油印，并用本名和化名发表文章。因刻字工整，印刷清晰。装订简雅，邓小平被大家称为“油印博士”。从这时起，周恩来和邓小平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几十年后，邓小平在回答女儿“在留法的人中间。你与哪个人的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时说：“还是周总理，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也最长。”
转为中国共产堂党员
1924年，在国共合作下以广东为根据地的国内革命运动发展得很快，急需大批干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根据这个情况，于7月13日至15日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为选送干部回国做准备。邓小平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其间，他和将要回国的周恩来等合影留念。16日，他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和余增生、周唯真三人组成执委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根据中共 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孙文：《建国方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孙中山先生演讲录》、《国民党演讲集》二集，《陈独秀先生演讲录》。”在“过去常看的书报和杂志”一栏填写：“《新建设》、《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广州民国日报》。”在“来俄的志愿”一栏填写：“学习革命工具”。
1月下旬。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要求，邓小平撰写自传。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现在我来此了，我便要开始学习活动能力的工作。”“我更感觉到而且大家都感觉到我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我还觉得我们东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颇觉浓厚，而且思想行动亦很难系统化，这实对我们将来的工作大有妨碍。所以，我来俄的志愿，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从事革命活动
1926年5月，来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希望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选拔四五十名优秀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做政治工作。11月，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先选派20多人。邓小平被列入选派人员名单。党组织对他的鉴定是：“非常积极，有能力，是一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守纪律，沉着坚定。学习优秀。党性强。”
6月13日，邓小平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填写《党组工作调查表》，报告本班党组活动情况。
6月16日，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共党支部的要求，邓小平填写《党员批评计划案》。在关于“党员问题”一栏填写：“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守纪律”、“对党中的纪律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有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在组会中亦能积极参加讨论各种问题。且能激动同志讨论各种问题”。在关于“对党的工作是怎样的”一栏填写：“党的大会和组会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能切实执行”；“与同志们的关系密切”。在“对功课有无兴趣”一栏填写：“很有兴趣”。在“能否为别人的榜样”一栏填写：“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在“党的进步”一栏填写：“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能在团中树植党的影响。”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栏填写：“在国民党中未消灭党的面目”。“不以同志的态度对国民党党员”。“能在国民党中实行党的意见”。在“做什么工作最适合”一栏填写：“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10月19日，邓小平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提交申请书，希望成为其正式党员。在申请书中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党的正式党员。过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责任，请求委员会允许我成为一个正式党员。”
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签写鉴定书：“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联共(布)预备党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单独开展工作——单独做国民党党员的工作，被指派做这项工作的都是最优秀的党员)。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
1926年底，邓小平和第一批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的20多人一起，从莫斯科起程回国。先乘火车到乌金斯克，再换乘汽车去库伦(今乌兰巴托)，1927年1月初到达库伦。2月初，邓小平一行到达银川，月底前往西安。途中，他向同行者介绍苏联的情况：调查沿途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宣传革命。3月底，邓小平到达西安，受到冯玉祥接见，被分配到刚成立的中山军事学校担任政治处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他除做政治工作外，兼授政治课，主要讲授中国革命史、三民主义、国民党史、布尔什维克十二条等。
国外早期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直接培养邓小平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从实践方面，使青年邓小平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认清了资本家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在革命实际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从思想理论方面，使青年邓小平直接阅读了马列主义的著作，提高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开阔了自己的政治眼界。从组织方面，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和战友，使得他在以后的中国革命、建设乃至改革开放中，与这些同志和战友携手并肩，共同奋斗。所以，正是在国外早期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培养和帮助下，青年邓小平一面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面积极活跃地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同时还不断地为早期共产党、共青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积极工作，最终一步一步坚定地、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直至为中华民族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