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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脱实向虚”的苗头已存在，要从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改革同时发力，共同遏制势头蔓延。
10月中旬，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GDP下半年有望实现7%。他坦言，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未来将逐步推动经济去杠杆。
还有哪些行业存在高杠杆率的风险？去杠杆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何？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私募投资联合会会长王连洲前不久在汉接受了《支点》记者采访。他同时表示，金融改革要通盘考虑，周密部署，减少行政非规则干预。
防止虚拟经济自我膨胀
《支点》：您认为哪些行业还存在着高杠杆率的风险？
王连洲：从宏观视角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流动性整体是充裕的，中国广义货币供给（M2）大幅增加，M2/GDP由2008年的1.51倍增长至2016年的2.08倍，加上信贷增长的速度很快，国家宏观债务扩张主要是通过信贷，杠杆率上升较快。
我们看到，这种货币金融的过度膨胀，资本市场的过度萎缩，从而导致风险越来越高，杠杆越来越高。从行业方面看，房地产、能源等具有投资品属性的行业杠杆率相对较高。
随着金融去杠杆推进，货币供给增速逐渐下降。下一阶段，实体经济的去杠杆是大势所趋。但同时，我们也不排除未来还将面临债务危机出现的可能。
《支点》：有些地方政府还不知道怎么运用杠杆，而有些地方政府却把杠杆用得很好。您如何看待政府或企业运用金融杠杆？
王连洲：金融杠杆就是以较小的资金撬动较大的资金，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获取高收益。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善于使用杠杆，而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却不会利用杠杆，这两种问题同时存在。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运用金融杠杆的关键在于“度”。金融链条过长导致的金融行业高杠杆，资金在金融行業内层层嵌套、体内循环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
我们要认识到，企业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货币。
《支点》：您提到货币环境的两大困境是货币过度深化与资金“脱实向虚”。对资金“脱实向虚”，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王连洲：首先我们要看到，资金“脱实向虚”的苗头已经存在，要从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两侧改革发力，共同遏制势头蔓延。
其次，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提倡大家都去搞虚拟经济，去做互联网金融。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潜在风险要防范，防范借金融创新之名，行违法违规之实的现象。例如，e租宝案对互联网金融带来不少反思。
最后，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要对金融创新业务实行“疏堵并举”，适当约束同业业务的虚拟性扩张的同时，提高监管规则一致性，减少套利空间，防止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
《支点》：当前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实体经济杠杆率较高的风险需要化解。我们如何更加有效地化解高杠杆债务风险？
王连洲：我认为化解高杠杆债务风险的根本解决方案是促进有效产出。货币对产出的短期效果是稳定市场，要想有长期产出，就取决于对技术、人口及由制度决定的激励机制和家庭时间偏好。
我们看到，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带来不少冲击。今年6月，欧元区财长同意向希腊发放下一笔85亿欧元救助贷款，这让希腊债务危机迎来新曙光。但是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缓兵之计，因为即使缓慢去杠杆过程也有可能对经济产生一定冲击。
因此，在去负债过程的同时，通过债务杠杆的转移重组、稳增长等多种方式，平稳缓释去杠杆风险和对经济的冲击。
经济增长动能回升
《支点》：自2015年年底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着力化解“三期叠加”问题，特别是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目前去杠杆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何？
王连洲：我国外汇储备仍然雄厚，汇率波动难伤经济金融基本安全。人民币汇率既难以再现过去曾经有过的大幅升值，也很难出现年度10%以上的贬值。今年四季度，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波动区间可能位于6.4-6.8之间。
今后一段时间，外汇储备对汇率市场的稳定器功能还将得到强化。同时，我国首次尝试通过市场工具来引导利率，历史上没有完全类比时期，需要一个观察和试错的过程。利率上行将以何种方式展开，货币市场利率如何与官方利率组合才能够既去杠杆防风险又不影响实体经济，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可以说，信心比黄金更可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决定了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走势。
《支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王连洲：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提升制造业，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大容器，能够直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工资水平。数据也表明，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
《支点》：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汇率市场的走势？
王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因素逐渐从支持利率上行转变为抑制利率上行甚至推动利率下行。首先是管理层去杠杆的阶段性目标基本达到。其次是伴随着补库存效应减弱以及地产、汽车滞后影响显现，经济再次面临调整压力。最后还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和美国加息的步伐，预计明年美联储可能还会加息两次，而加息对美元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支点杂志2017年11月刊）
10月中旬，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GDP下半年有望实现7%。他坦言，中国的整体宏观杠杆率较高，未来将逐步推动经济去杠杆。
还有哪些行业存在高杠杆率的风险？去杠杆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何？围绕这些热点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中国私募投资联合会会长王连洲前不久在汉接受了《支点》记者采访。他同时表示，金融改革要通盘考虑，周密部署，减少行政非规则干预。
防止虚拟经济自我膨胀
《支点》：您认为哪些行业还存在着高杠杆率的风险？
王连洲：从宏观视角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流动性整体是充裕的，中国广义货币供给（M2）大幅增加，M2/GDP由2008年的1.51倍增长至2016年的2.08倍，加上信贷增长的速度很快，国家宏观债务扩张主要是通过信贷，杠杆率上升较快。
我们看到，这种货币金融的过度膨胀，资本市场的过度萎缩，从而导致风险越来越高，杠杆越来越高。从行业方面看，房地产、能源等具有投资品属性的行业杠杆率相对较高。
随着金融去杠杆推进，货币供给增速逐渐下降。下一阶段，实体经济的去杠杆是大势所趋。但同时，我们也不排除未来还将面临债务危机出现的可能。
《支点》：有些地方政府还不知道怎么运用杠杆，而有些地方政府却把杠杆用得很好。您如何看待政府或企业运用金融杠杆？
王连洲：金融杠杆就是以较小的资金撬动较大的资金，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获取高收益。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善于使用杠杆，而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却不会利用杠杆，这两种问题同时存在。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在运用金融杠杆的关键在于“度”。金融链条过长导致的金融行业高杠杆，资金在金融行業内层层嵌套、体内循环导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
我们要认识到，企业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货币。
《支点》：您提到货币环境的两大困境是货币过度深化与资金“脱实向虚”。对资金“脱实向虚”，您有哪些对策建议？
王连洲：首先我们要看到，资金“脱实向虚”的苗头已经存在，要从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两侧改革发力，共同遏制势头蔓延。
其次，我们要营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不提倡大家都去搞虚拟经济，去做互联网金融。目前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潜在风险要防范，防范借金融创新之名，行违法违规之实的现象。例如，e租宝案对互联网金融带来不少反思。
最后，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要对金融创新业务实行“疏堵并举”，适当约束同业业务的虚拟性扩张的同时，提高监管规则一致性，减少套利空间，防止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
《支点》：当前中国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实体经济杠杆率较高的风险需要化解。我们如何更加有效地化解高杠杆债务风险？
王连洲：我认为化解高杠杆债务风险的根本解决方案是促进有效产出。货币对产出的短期效果是稳定市场，要想有长期产出，就取决于对技术、人口及由制度决定的激励机制和家庭时间偏好。
我们看到，2009年底，希腊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带来不少冲击。今年6月，欧元区财长同意向希腊发放下一笔85亿欧元救助贷款，这让希腊债务危机迎来新曙光。但是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缓兵之计，因为即使缓慢去杠杆过程也有可能对经济产生一定冲击。
因此，在去负债过程的同时，通过债务杠杆的转移重组、稳增长等多种方式，平稳缓释去杠杆风险和对经济的冲击。
经济增长动能回升
《支点》：自2015年年底我国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着力化解“三期叠加”问题，特别是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去杠杆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目前去杠杆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如何？
王连洲：我国外汇储备仍然雄厚，汇率波动难伤经济金融基本安全。人民币汇率既难以再现过去曾经有过的大幅升值，也很难出现年度10%以上的贬值。今年四季度，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波动区间可能位于6.4-6.8之间。
今后一段时间，外汇储备对汇率市场的稳定器功能还将得到强化。同时，我国首次尝试通过市场工具来引导利率，历史上没有完全类比时期，需要一个观察和试错的过程。利率上行将以何种方式展开，货币市场利率如何与官方利率组合才能够既去杠杆防风险又不影响实体经济，都需要进一步观察。
可以说，信心比黄金更可贵，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决定了未来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走势。
《支点》：今年以来，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回升。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王连洲：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提升制造业，制造业是吸纳劳动力的大容器，能够直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工资水平。数据也表明，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家庭部门消费的快速增长。
《支点》：您认为未来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汇率市场的走势？
王连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因素逐渐从支持利率上行转变为抑制利率上行甚至推动利率下行。首先是管理层去杠杆的阶段性目标基本达到。其次是伴随着补库存效应减弱以及地产、汽车滞后影响显现，经济再次面临调整压力。最后还要看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和美国加息的步伐，预计明年美联储可能还会加息两次，而加息对美元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撑。（支点杂志2017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