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的最后两个周末，众多领导干部走上街头大扫除。
　　先 是西藏下发通知，要求开展“周末卫生大扫除”活动。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在大扫除间隙，与环卫工人交谈：“今天我邀请大家当指挥官，指导我们党员干部怎么把城市环境卫生做得更好。”
　　继而上海、海南等地相继开展类似的大扫除活动，广州日报评论称，需要“来一场全民参与的‘大扫除’”，巩固好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与前几年领导干部扫街捡烟头，总会引起舆论质疑不同，这次领导干部带头进行卫生大扫除舆论一边倒称赞，毕竟疫情下提升卫生环境尤为必要，而且领导干部参与大扫除等义务劳动的历史也很悠久。

让“三不管”变成“有人管”

　　领导干部参与大扫除的传统由来已久。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单位宿舍等集体生活的解体，以及环卫、城管等现代管理制度的完善，大扫除现象逐步减少。但在体制内，大扫除仍具有独特的意义。
　　全国政协原主席俞正声担任湖北省委书记时，2003年就率四大班子机关干部100余人，到武昌火车站至大东门京广铁路沿线大扫除、清理捡拾垃圾。当时媒体一一列举名字的湖北省领导就有23人。
　　据媒体报道，这些省领导在站台上领取劳动工具后，分成两组沿京广铁路两侧向大东门方向清理。标配是——头戴草帽，一手提着黑色垃圾袋，一手持火钳。这些领导毕竟年纪不小了，不一会很多人已是汗流浃背。
　　俞正声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这次活动是希望全社会关注铁路沿线卫生，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动员全省干部群众讲文明、講卫生、改陋习、树新风。
　　大扫除有时候也是在给管理敲警钟、划清责任、推动难题解决。
　　俞正声在铁路沿线清理后也谈到，铁路沿线脏乱问题突出，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手段。
　　而海南省委常委、海口市委书记何忠友3月份以来，参加了三次大扫除。他参加扫除的地点有个共同之处：都是位于街道与居民区之间的夹块地带，未纳入环卫清扫保洁范围，俗称“三不管”的卫生死角。
　　对于这些暂时没有责任人的，或者说责任不清的地方，他和其他市领导前往，与辖区的党员干部群众一起义务劳动，就是要让“三不管”变成“有人管”，“谁的责任谁承担，谁的任务谁落实”。
　　越到基层，尤其是市县一级的大扫除，功利性、目的性有时候会更强。
　　同样是海口市，4年前，当地也曾搞过一次声势浩大的大扫除。当时海口市四套班子领导率全市各级干部职工、驻区军警部队官兵及近万名身着红色帽子和马甲的志愿者一起走进医院、小区、背街小巷，动手清扫卫生。
　　那次活动的目的是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病媒生物防制专项考评和创卫技术评估。
　　借大扫除机会作秀的也有。2014年，河南信阳市行政执法支队在当地胜利南路开展卫生大扫除，十余人扫一小块地方，就被质疑作秀。

植树、疏浚、平房改造……

　　笔者梳理了近年来大部分地方一把手参与的大扫除活动，虽然大部分仍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但有些已经脱离出去，成为“党员活动日”等活动的一部分。
　　2018年北京市委书记蔡奇以普通党员身份到北京东四街道二条社区党委报到。他走进东四六条42号院，北屋窗前的一拉溜废物垃圾挺碍眼。住户胡志宏说：“这都是多年存下来的，趁着大扫除好好清理清理。”“周末卫生大扫除”是东四街道开展一年多的活动。
　　“来，咱们一起干。”蔡奇加入扫除队伍。蔡奇和大家站成一排，将垃圾向院外传递。当时报道称，他弯腰拾起一卷破旧油毡，灰土飞扬呛得人眯起了眼。
　　不管是“爱国卫生运动”还是“党员活动日”活动，大扫除是领导干部义务劳动的一种。除了大扫除，领导干部还参加了植树、修水库等义务劳动。
　　4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市大兴区旧宫镇的植树点，同首都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第八年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
　　在此前的七次义务植树活动中，习近平总是与少先队员们在一起。今年的植树活动，因为疫情没有了少先队员的身影。此次植树活动虽在空旷的室外，但由于人员较多，习近平以及参与活动的干部群众全程佩戴口罩，并且彼此保持一定距离。
　　参与修水库的义务劳动较早的是1958年。当时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毛泽东提议，大家都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下午1时多，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前集合，依次上了几辆大轿车。当时看到中央领导来了，工地工作人员都很激动，大家齐声喊道：欢迎首长莅临工地！1996年，江泽民等时任国家领导人参加整治疏浚永定河的义务劳动。
　　相对而言参与义务劳动更多样的是李瑞环。1982年10月，李瑞环参加引滦入津工程明渠开挖义务劳动。1987年5月，他参加天津平房改造工地义务劳动。
　　正如习近平所言：“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这些官员参与的义务劳动，大部分都是以强烈的责任担当，指引着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