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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1”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成立70周年，这是值得隆重纪念的大事。因为它渊源于井冈山红军初建之始，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的广大敌后战场，建立了十二个分校，五个陆军中学和一所附设中学，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军政干部、革命精英到大江南北各条战线，支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它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巨大功勋，对现代历史前进起着重大推动作用。
朱毛会师首创红军军官教导队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立了黄埔军校。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黄埔军校一反民主革命的光荣传统，转向成为反动统治的军事支柱。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武装反抗；先有南昌起义，续有秋收起义，朱毛会师；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创立工农红军为支柱，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的斗争，以朱毛砻市会师建立红军肇始，高瞻远瞩，第一件要务，便是于1928年夏季在砻市（今为宁冈县治所在地，改称龙市）龙江书院内首创红军军官教导队。这便是后来的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最初的雏形，为两支起义部队加上湘南暴动起义军约一万人首创的红四军培养军政干部。
此后各军团先后创立了教导队和随营学校。1931年秋在瑞金创办了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即中央红军学校），刘伯承、叶剑英先后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陈明同志是此校最初的理论教员。
1933年冬，该校扩编，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何长工任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秋长征前夕，红大师生一部分分到各军团，大部分编为中央军委直属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从红军抗日大学到抗日军政大学
到了陕北，1935年10月在瓦窑堡，干部团与刘志丹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由周昆任校长，先由宋任穷后由袁国平任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长。袁国平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他给我们的印象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作报告的一些理论观点，常常与毛主席不谋而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红军学校合并。为了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到来，需要培养大批干部，1936年86月1日在此校基础上成立红军抗日大学，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何畏、李特都是原四方面军过来的。何畏后来跟张国焘跑了，据说是骑着小毛驴跑的。李特则在西路军征战中被杀。西安事变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当年6月至12月开办了第一期，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莫文骅任总支书记。下分三科，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二科科长周士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三个科按级别训练军、师、团、营、连、排、班级干部，学员都是红军老干部，三科也有老战士。
1937年1月第二期，毛主席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并增加刘伯承任副校长。成立政治部，傅钟任主任，莫文骅任副主任，后傅调出，莫任主任；训练部刘亚楼任部长；校务部杨立三任部长。这期仍分大学部，包括一、二科；三科即步兵学校、特科团、随营学校，亦称教导师。大学部14个队，学员1363人。队长陈赓、倪志亮、谭希林、韩振纪、苏振华、曹里怀、贾若瑜、方正平，第九至十四队编为四大队，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共550人，大队长聂鹤亭，政委董必武，队长边章武、何长工、刘忠、谢翰文、李干辉，女生区队长金维映。第三科即原来的干部团一部分，成为红大特科团，韦国清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后由董必武兼任政委，与成仿吾、陈明、阎捷三共管并兼教员。红大特科团又改为随营学校，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1936年11月与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合编为教导师，刘伯承兼任师长，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任参谋长。该师有三个团，二团团长皮定均，政委黄欧东，副团长阎捷三。刘伯承调离后称为步兵学校或称红大二校，由周昆接任校长，袁国平仍任政委。周离职后，袁国平兼任校长。该部先驻甘肃环县，后迁庆阳。抗战爆发后，教导师曾分出一个团的干部、人员，与红军改编的三大主力师一齐在陕西三原誓师，随八路军总司令部东渡黄河，走上山西抗日前线。后与115教导队合并为总部随营学校。
抗大第三期1937年“8·1开学，正逢抗战爆发之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期3—5月陆续毕业，林彪、刘伯承上了前线，罗瑞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升任教育长，许光达任训练部长，张际春接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任副主任。这时成立三个大队，大队长有韩振纪、苏振华、刘忠，政治协理员（相当于政委）有王赤军、李干辉。其中五个队学员是红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如王树声、许世友、洪学智。第三队学员是知识青年，另有一个女生队既有红军干部，也有知识青年。这期共13个队，学员有1270人，新来的知识青年占37％。
抗大第一、二、三期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历史形势转折的需要，红军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轮训。后来受勋的元帅、将军有的在抗大既当干部又当学员，所有的将军几乎都在抗大学习过。
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
第四期1938年8月、12月分批毕业。我所在的六大队即1937与1938年之交先在前方后调回延安、洛川的总司令部随营学校；我在此、在总校和一分校前后五年。一、二、六大队“8·1”第一批毕业较早，本期介于抗大三期与四期之间。加上12月毕业的第四期学员大都是从全国和海外涌来的革命知识青年，也有我军和地下工作的干部，共有5562人，八个大队，43个中队。这期许光达升任教育长，陈伯钧任训练部长，周文龙任校务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大队负责人有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冯达飞、李干辉、方正平、钟伟、刘忠、黄志勇、何长工、袁子钦、韦国清、陈明、张正光、阎捷三、徐德操、李呈瑞。八大队是女生大队，大队长是张琴秋，政治处主任是孟庆树。
抗大成立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抗大要继承黄埔的精神，完成革命任务。又说抗大住的是窑洞，过的是石器时代生活，学的是人类最进步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抗大没有住房就发动学员挖窑洞，缺乏教员就由党中央负责同志兼课和作报告，没有教室就在露天广场上课。在前方和敌人后方，往往一面行军，一面战斗，一面授课。
抗大的师生来自五湖四海，有红军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分子，抗大成为铸造革命干部人才的大熔炉。第一期学员还有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都是红军时代的老革命家。以后又有从全国大多数省区和海外前来的大批革命青年以及我军各级干部。
抗大四期1938年8月—12月两次毕业之间，正是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蒋介石开始发动反共高潮。大后方大批革命青年像潮水一样涌到延安抗大，突破了一万人。八个大队分驻延安及其周围，粮食供给发生困难。华北、华中广大敌后方我军扩大，战斗频繁，工作开展，急需大量军政各条战线人才。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总校分出一、二两个分校，挺进华北敌后方。当年12月渡过黄河。一分校由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训练部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黄欧东率领，由五、六大队全部，二、三、四大队各一部，以及陕北公学，西北青训班人员，共约3—4千人，代号为何纵队，越过同蒲铁路和吕梁、太岳山脉开赴晋东南，与我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靠拢，然后又到太行山；一年以后又越过河北平原和平汉、津浦铁路，挺进到山东沂蒙新开辟地区，在战斗环境培养干部，坚持抗战，直到胜利。二分校由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袁子钦率领，由七大队全部，一、二、三、四大队各一部，以及陕北公学一部组成，挺进到晋察冀，与一分校同样在战斗环境中培养干部，是为第五期。这是我国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教育历史上的创举，经历过异常的艰难险阻和频繁的战斗、困难和牺牲，坚韧不拔，坚持到抗战胜利，完成了历史任务。如果设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坚强无比的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不可能有此壮举。
此时，抗大的学员总数达到13390人，除了一、二分校挺进华北敌后方外，总校尚有五个大队，1962人。第五期于1939年1月份分别开学。前方一面战斗，一面培养干部；延安大后方一面发动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面完成教育计划。
挺进敌后方广建分校
1939年“6·1”，在延安举行抗大成立三周年校庆之后，中央决定总校东迁，由罗瑞卿、成仿吾、张际春率领，改名八路军第五纵队，挺进到河北灵寿。完成第五期教育计划，送走毕业学员之后，又奉命于1940年2月向晋东南挺进，与何长工同志率领的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靠近总司令部和北方局，迎来了第六期开学。朱、彭总副司令和总政主任傅钟同志到会指导。何长工任总校教育长。
总校东进时留下部分师生，组成第三分校，由许光达任校长，培训后方留守部队和附近地区干部。第四分校校长彭雪枫，副校长吴芝圃、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教育长方中锋。第五分校校长兼政委陈毅，副校长赖传珠、冯定，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训练部长薛暮桥。第六分校校长刘忠，政委黄欧东，政治部主任胥光义，教育长姚继鹏。七分校校长周士第，政委徐烈文，副校长喻楚杰，政治部主任杨尚高。八分校校长张云逸，副校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高志荣，教育长冯文华。九分校校长粟裕，政委刘季平，副校长张崇文，政治部主任刘确坚，教育长杜坚。十分校校长李先念兼政委，副政委郑绍文，副校长肖远久，政治部主任余潜，训练部长张水泉。还有抗大太岳分校校长兼政委陈赓；太行分校校长童国贵，政委彭宗珠。此外，抗大还创办了五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中。陈赓、张力之、杨得志、余克勤、李志民、喻楚杰等兼任或专任过校长、政委等职。其间，总校又派出刘清明为大队长、李干辉为政委的华中派遣大队，到安徽泗阳，加强新四军豫皖苏地区的抗大第四分校。又派出洪学智、吴胜坤率领的华中第二派遣大队，到盐阜地区，加强新成立的抗大第五分校。又由洪学智，穰明德率领两个连队，与129师随营学校合并，在武乡蟠龙成立了抗大第六分校。还派出聂凤智、张英勃领导的山东派遣大队，加强了山东的抗大一分校，然后又调山东大队部分领导干部到胶东，加强抗大一分校胶东分校。
总校第七期于1940年1月在河北邢台桨水镇开学。罗瑞卿调任野战总政治部主任，滕代远继任抗大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这期仅总校学员达2156人。抗大成立五周年，总校在战斗间隙举行了多种校庆活动，并举行了典礼、演剧、军事体育比赛和阅兵式。一分校在山东敌后方滨海地区也举行了类似活动，115师代师长陈光等光临。这都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正气、誓死抗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943年中央决定何长工率领总校返回陕北，并任命徐向前为代理校长、李井泉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并于二、三分校和后来在晋西北的七分校一部合并，学员达六千多人。当时驻绥德，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学习文化和党的七大文件，迎来了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此时八期学员全部毕业，抗大宣布结束。抗大成立九年来，坚持在广大敌后方，在物质极度困难、战斗十分频繁条件下办学培养干部，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日寇投降后，总校干部由何长工同志率领挺进东北，成为东北军政干部大学的基础和前身。解放战争时期，各大区陆续成立了军政大学，迎接全国解放。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就红大和抗大来说，主要的经验和传统是什么呢？那就是抗大校训表明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习多项军事政治知识，强调少而精，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强调理解和运用革命理论的精神和实质，以更大的注意力，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精神。
抗大培育出来的约有二十万干部，虽然每期只经过约半年左右培训或轮训，但从中央到有关各级党政军领导高度重视，前后大多数元帅和大将都在抗大任过兼职或专职，几乎所有的将军都在抗大学习过，有些任过专职或兼职；校内党政、教育、行政工作配合协调有力；教师尽责尽力，教学相长，为人师表；在战时，学员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经过在校的学习、实践与战斗锻炼，毕业时都达到教育计划要求。所以在以后长期的实际工作和革命生涯中，都能保持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左”倾和“右”倾、教条主义和歪风邪气一般都有鉴别力和免疫力。这二十万毕业干部，主要分布于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几乎没有一个部队（甚至包括营团）没有抗大出身的干部，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产生了多么伟大的效果，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呢？实际上他们都是我军的核心、骨干和灵魂，对部队的建设与巩固、发展与壮大，争取战争胜利，起着决定的作用；他们都是开国将士，是建立新中国、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决定因素。70年后，饮水思源，追本求源，应该如何充分评估当初党中央排除万难，决定成立抗大，挺进敌后方，建立众多分校，扩大抗大规模呢？显然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历史上的壮举；其历史作用、远大效果和深远意义，现今看来越来越明显。
由此不能不引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工农红军、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一脉相承，表现了英勇非凡的革命精神，承继发扬了优良传统，至今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至理名言。也可以引申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红大和抗大的集中反映、传承下来的红军精神和优良传统，就不会有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红军精神、红大精神、抗大精神不朽，它将永远放光芒。
（作者为上海抗大研究会校友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朱毛会师首创红军军官教导队
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创立了黄埔军校。但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黄埔军校一反民主革命的光荣传统，转向成为反动统治的军事支柱。中国共产党不得不进行武装反抗；先有南昌起义，续有秋收起义，朱毛会师；在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创立工农红军为支柱，建立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的斗争，以朱毛砻市会师建立红军肇始，高瞻远瞩，第一件要务，便是于1928年夏季在砻市（今为宁冈县治所在地，改称龙市）龙江书院内首创红军军官教导队。这便是后来的红军学校、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最初的雏形，为两支起义部队加上湘南暴动起义军约一万人首创的红四军培养军政干部。
此后各军团先后创立了教导队和随营学校。1931年秋在瑞金创办了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即中央红军学校），刘伯承、叶剑英先后担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刚从苏联留学回国的陈明同志是此校最初的理论教员。
1933年冬，该校扩编，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何长工任第一任校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秋长征前夕，红大师生一部分分到各军团，大部分编为中央军委直属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
从红军抗日大学到抗日军政大学
到了陕北，1935年10月在瓦窑堡，干部团与刘志丹红军学校合并，成立新的红军学校，由周昆任校长，先由宋任穷后由袁国平任政治委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郭化若任训练处长。袁国平后来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他给我们的印象是马列主义理论水平高，作报告的一些理论观点，常常与毛主席不谋而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双方红军学校合并。为了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到来，需要培养大批干部，1936年86月1日在此校基础上成立红军抗日大学，校长倪志亮，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何畏、李特都是原四方面军过来的。何畏后来跟张国焘跑了，据说是骑着小毛驴跑的。李特则在西路军征战中被杀。西安事变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当年6月至12月开办了第一期，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周昆为校务部长，袁国平为训练部长，莫文骅任总支书记。下分三科，一科科长陈光，政委罗荣桓；二科科长周士第；三科科长周昆，政委袁国平。三个科按级别训练军、师、团、营、连、排、班级干部，学员都是红军老干部，三科也有老战士。
1937年1月第二期，毛主席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林彪任校长兼政委，并增加刘伯承任副校长。成立政治部，傅钟任主任，莫文骅任副主任，后傅调出，莫任主任；训练部刘亚楼任部长；校务部杨立三任部长。这期仍分大学部，包括一、二科；三科即步兵学校、特科团、随营学校，亦称教导师。大学部14个队，学员1363人。队长陈赓、倪志亮、谭希林、韩振纪、苏振华、曹里怀、贾若瑜、方正平，第九至十四队编为四大队，学员都是知识分子，共550人，大队长聂鹤亭，政委董必武，队长边章武、何长工、刘忠、谢翰文、李干辉，女生区队长金维映。第三科即原来的干部团一部分，成为红大特科团，韦国清为团长，宋任穷为政委，后由董必武兼任政委，与成仿吾、陈明、阎捷三共管并兼教员。红大特科团又改为随营学校，陈奇涵任校长，宋任穷任政委。1936年11月与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合编为教导师，刘伯承兼任师长，袁国平任政委，郭化若任参谋长。该师有三个团，二团团长皮定均，政委黄欧东，副团长阎捷三。刘伯承调离后称为步兵学校或称红大二校，由周昆接任校长，袁国平仍任政委。周离职后，袁国平兼任校长。该部先驻甘肃环县，后迁庆阳。抗战爆发后，教导师曾分出一个团的干部、人员，与红军改编的三大主力师一齐在陕西三原誓师，随八路军总司令部东渡黄河，走上山西抗日前线。后与115教导队合并为总部随营学校。
抗大第三期1937年“8·1开学，正逢抗战爆发之际，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这期3—5月陆续毕业，林彪、刘伯承上了前线，罗瑞卿升任副校长，刘亚楼升任教育长，许光达任训练部长，张际春接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任副主任。这时成立三个大队，大队长有韩振纪、苏振华、刘忠，政治协理员（相当于政委）有王赤军、李干辉。其中五个队学员是红军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如王树声、许世友、洪学智。第三队学员是知识青年，另有一个女生队既有红军干部，也有知识青年。这期共13个队，学员有1270人，新来的知识青年占37％。
抗大第一、二、三期为适应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历史形势转折的需要，红军高级将领都参加了轮训。后来受勋的元帅、将军有的在抗大既当干部又当学员，所有的将军几乎都在抗大学习过。
在抗日烽火中发展壮大
第四期1938年8月、12月分批毕业。我所在的六大队即1937与1938年之交先在前方后调回延安、洛川的总司令部随营学校；我在此、在总校和一分校前后五年。一、二、六大队“8·1”第一批毕业较早，本期介于抗大三期与四期之间。加上12月毕业的第四期学员大都是从全国和海外涌来的革命知识青年，也有我军和地下工作的干部，共有5562人，八个大队，43个中队。这期许光达升任教育长，陈伯钧任训练部长，周文龙任校务部长，欧阳毅任秘书长。大队负责人有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冯达飞、李干辉、方正平、钟伟、刘忠、黄志勇、何长工、袁子钦、韦国清、陈明、张正光、阎捷三、徐德操、李呈瑞。八大队是女生大队，大队长是张琴秋，政治处主任是孟庆树。
抗大成立开学典礼上毛主席讲话，他说：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军校，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抗大要继承黄埔的精神，完成革命任务。又说抗大住的是窑洞，过的是石器时代生活，学的是人类最进步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抗大没有住房就发动学员挖窑洞，缺乏教员就由党中央负责同志兼课和作报告，没有教室就在露天广场上课。在前方和敌人后方，往往一面行军，一面战斗，一面授课。
抗大的师生来自五湖四海，有红军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工农分子，抗大成为铸造革命干部人才的大熔炉。第一期学员还有朝鲜的武亭、越南的洪水，都是红军时代的老革命家。以后又有从全国大多数省区和海外前来的大批革命青年以及我军各级干部。
抗大四期1938年8月—12月两次毕业之间，正是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的困难时期。蒋介石开始发动反共高潮。大后方大批革命青年像潮水一样涌到延安抗大，突破了一万人。八个大队分驻延安及其周围，粮食供给发生困难。华北、华中广大敌后方我军扩大，战斗频繁，工作开展，急需大量军政各条战线人才。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总校分出一、二两个分校，挺进华北敌后方。当年12月渡过黄河。一分校由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训练部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黄欧东率领，由五、六大队全部，二、三、四大队各一部，以及陕北公学，西北青训班人员，共约3—4千人，代号为何纵队，越过同蒲铁路和吕梁、太岳山脉开赴晋东南，与我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靠拢，然后又到太行山；一年以后又越过河北平原和平汉、津浦铁路，挺进到山东沂蒙新开辟地区，在战斗环境培养干部，坚持抗战，直到胜利。二分校由校长陈伯钧、副校长邵式平、政治部主任袁子钦率领，由七大队全部，一、二、三、四大队各一部，以及陕北公学一部组成，挺进到晋察冀，与一分校同样在战斗环境中培养干部，是为第五期。这是我国高级军政干部学校教育历史上的创举，经历过异常的艰难险阻和频繁的战斗、困难和牺牲，坚韧不拔，坚持到抗战胜利，完成了历史任务。如果设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坚强无比的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不可能有此壮举。
此时，抗大的学员总数达到13390人，除了一、二分校挺进华北敌后方外，总校尚有五个大队，1962人。第五期于1939年1月份分别开学。前方一面战斗，一面培养干部；延安大后方一面发动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面完成教育计划。
挺进敌后方广建分校
1939年“6·1”，在延安举行抗大成立三周年校庆之后，中央决定总校东迁，由罗瑞卿、成仿吾、张际春率领，改名八路军第五纵队，挺进到河北灵寿。完成第五期教育计划，送走毕业学员之后，又奉命于1940年2月向晋东南挺进，与何长工同志率领的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靠近总司令部和北方局，迎来了第六期开学。朱、彭总副司令和总政主任傅钟同志到会指导。何长工任总校教育长。
总校东进时留下部分师生，组成第三分校，由许光达任校长，培训后方留守部队和附近地区干部。第四分校校长彭雪枫，副校长吴芝圃、张震，政治部主任肖望东，教育长方中锋。第五分校校长兼政委陈毅，副校长赖传珠、冯定，政治部主任余立金，训练部长薛暮桥。第六分校校长刘忠，政委黄欧东，政治部主任胥光义，教育长姚继鹏。七分校校长周士第，政委徐烈文，副校长喻楚杰，政治部主任杨尚高。八分校校长张云逸，副校长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高志荣，教育长冯文华。九分校校长粟裕，政委刘季平，副校长张崇文，政治部主任刘确坚，教育长杜坚。十分校校长李先念兼政委，副政委郑绍文，副校长肖远久，政治部主任余潜，训练部长张水泉。还有抗大太岳分校校长兼政委陈赓；太行分校校长童国贵，政委彭宗珠。此外，抗大还创办了五所陆军中学和一所附中。陈赓、张力之、杨得志、余克勤、李志民、喻楚杰等兼任或专任过校长、政委等职。其间，总校又派出刘清明为大队长、李干辉为政委的华中派遣大队，到安徽泗阳，加强新四军豫皖苏地区的抗大第四分校。又派出洪学智、吴胜坤率领的华中第二派遣大队，到盐阜地区，加强新成立的抗大第五分校。又由洪学智，穰明德率领两个连队，与129师随营学校合并，在武乡蟠龙成立了抗大第六分校。还派出聂凤智、张英勃领导的山东派遣大队，加强了山东的抗大一分校，然后又调山东大队部分领导干部到胶东，加强抗大一分校胶东分校。
总校第七期于1940年1月在河北邢台桨水镇开学。罗瑞卿调任野战总政治部主任，滕代远继任抗大副校长，主持全面工作。这期仅总校学员达2156人。抗大成立五周年，总校在战斗间隙举行了多种校庆活动，并举行了典礼、演剧、军事体育比赛和阅兵式。一分校在山东敌后方滨海地区也举行了类似活动，115师代师长陈光等光临。这都充分表达了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正气、誓死抗日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1943年中央决定何长工率领总校返回陕北，并任命徐向前为代理校长、李井泉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长工、彭绍辉为副校长；并于二、三分校和后来在晋西北的七分校一部合并，学员达六千多人。当时驻绥德，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学习文化和党的七大文件，迎来了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此时八期学员全部毕业，抗大宣布结束。抗大成立九年来，坚持在广大敌后方，在物质极度困难、战斗十分频繁条件下办学培养干部，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日寇投降后，总校干部由何长工同志率领挺进东北，成为东北军政干部大学的基础和前身。解放战争时期，各大区陆续成立了军政大学，迎接全国解放。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就红大和抗大来说，主要的经验和传统是什么呢？那就是抗大校训表明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学习多项军事政治知识，强调少而精，强调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强调理解和运用革命理论的精神和实质，以更大的注意力，要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团结友爱、无私奉献精神。
抗大培育出来的约有二十万干部，虽然每期只经过约半年左右培训或轮训，但从中央到有关各级党政军领导高度重视，前后大多数元帅和大将都在抗大任过兼职或专职，几乎所有的将军都在抗大学习过，有些任过专职或兼职；校内党政、教育、行政工作配合协调有力；教师尽责尽力，教学相长，为人师表；在战时，学员都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经过在校的学习、实践与战斗锻炼，毕业时都达到教育计划要求。所以在以后长期的实际工作和革命生涯中，都能保持抗大的优良传统作风，对“左”倾和“右”倾、教条主义和歪风邪气一般都有鉴别力和免疫力。这二十万毕业干部，主要分布于当时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几乎没有一个部队（甚至包括营团）没有抗大出身的干部，这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产生了多么伟大的效果，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呢？实际上他们都是我军的核心、骨干和灵魂，对部队的建设与巩固、发展与壮大，争取战争胜利，起着决定的作用；他们都是开国将士，是建立新中国、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决定因素。70年后，饮水思源，追本求源，应该如何充分评估当初党中央排除万难，决定成立抗大，挺进敌后方，建立众多分校，扩大抗大规模呢？显然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中国历史上的壮举；其历史作用、远大效果和深远意义，现今看来越来越明显。
由此不能不引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现代史上出现的工农红军、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一脉相承，表现了英勇非凡的革命精神，承继发扬了优良传统，至今应该继承和发扬。我们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至理名言。也可以引申为：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没有红大和抗大的集中反映、传承下来的红军精神和优良传统，就不会有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不会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红军精神、红大精神、抗大精神不朽，它将永远放光芒。
（作者为上海抗大研究会校友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