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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主动被动，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走向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现如今财政投入只能保证学校“不饿死”，不能保证“过好日子”。学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会。
当企业家熊新翔的手与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并被定格在镜头中时，中国高校接受单笔捐赠的新纪录随之诞生了。
“10.3亿元！”这所地处成都的大学，用感叹号宣布了这则消息。时间是2016年9月21日。
就在10个月前，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还由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保持，2015年12月，卢志强向复旦大学捐出7亿元。
随着校长和捐赠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国大学吸引社会捐赠的纪录随时有可能刷新。
“重要组成”与“必要补充”
高校基金会的秘书长们正前所未有地为“找钱”忙碌着。南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丁峰在两天内往返深圳和天津，还要在中途起草一份文件，连等飞机时都放不下电话。
他任职的这家基金会的年度余额在过去4年里几次翻番。2016年10月，南开获得了建校以来首笔单笔过亿元的校友捐款。
丁峰认为，目前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得以呈上升之势的基础包括：现阶段民间财富的积累到达了一定程度；具有现代捐赠理念的一批互联网“新贵”崛起；以及“文革”过后1977、1978、1979级校友企业家的企业也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他的记忆里，各高校教育基金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忙碌。在2010年之前，这些国内名校多数是在一笔笔捐赠主动找来时才陆续“被动”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
直到今天，财政拨款仍几乎是一所中国公立大学收入的全部，捐赠收入则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经计算，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统计也仅有不到2%。
国外高校把捐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高校只作为‘必要补充’，”长期关注高校捐赠问题的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说。
他认为，无论主动被动，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走向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现如今财政投入只能保证学校“不饿死”，不能保证“过好日子”。学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会。
中国正在支持一批大学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罗志敏认为，鼓励高校从社会汲取办学资源，已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多次背书。
不过，罗志敏指出，只有部属高校能够享受配比资金的待遇，个别地方有类似办法，希望政策范围扩大。
校长的拥抱很昂贵
很多高校觉醒的原因，不仅仅是政策和金钱本身。2010年，當中国富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张磊将8888888美元送进他另一所母校耶鲁的钱袋时，在国内引起了震动。罗志敏形容，“这是对国内高教界的一次灵魂上的刺激”。
同期，一份美国的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也从大洋彼岸传到了中国，再次刺激了高校的神经。就在2014年，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社会捐赠收入之和约为20.68亿元人民币，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学某学院校友4亿美元的单笔捐赠。
罗志敏回忆，当时有人认为，“既然哈佛、耶鲁能从校友那拿到那么多钱，中国的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可以呢？”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1979级校友陈东升说：哈佛、耶鲁都有二三百亿美元的基金，這些西方名校往往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就是循环，培养顶尖学生，顶尖学生回馈学校。循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学校基金。”中国名校虽然都是公立学校，但无论公立私立，都是国家培养顶尖人才的摇篮，都属于社会的，未来中国大学也会走向这个循环，“这是个潮流”。
到目前为止，陈东升已累计给母校捐款1.5亿元，建设了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他被认为是该校最大的捐款者和“劝捐者”——他也在事实上带动了更多的校友捐款。
小米创始人雷军今年给武汉大学捐了99999999元，比一亿元只少一元，他公开解释，是比陈东升师兄少一点，并希望更多的校友参与，不是为了攀比。
在每一笔大额捐赠过程中，除了处于核心的校长和企业家，一个层次分明的团队在为此工作着。应惟伟形容这种工作方式“像踢足球一样”：基金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调研、推荐潜在的捐赠人，初步接触；应惟伟本人作为“在中场跑”的领导争取与潜在的捐赠人“吃个饭见个面，初步谈一谈”；如果意愿基本达成，学校主要领导就必须出马。
应惟伟说：“我们校长曾经对一位捐赠人开玩笑说，我的拥抱是很昂贵的。”
难与世界名校匹敌
到去年为止，国内2000多所高校中，只有426家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罗志敏认为，“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仍是高校吸引捐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是最常见的给予荣誉的形式。除此之外，高校能给的，多半就是一个仪式，一个校董职位，一个捐赠纪念品。
甚至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目前也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和明确规定。一切由学校自行决定。大学的通常做法是：在学校整体的决算中会有捐赠收入的一栏，在基金会网站中公布年度报告摘要，并附有第三方专业机构作出的审计意见。主管的民政部门、国税局，以及每年核发配比资金的财政部门也都会对高校的基金管理进行监管。捐赠人也可以选择让高校“依申请公开”。
但这仍是“低水平的公开”。罗志敏感慨，在种种问题的背后是“高校领导的观念已经大大滞后于其他行业”，“依赖财政拨款，等、靠、要的老观念还没有被真正破除”。
在“找钱——捐钱——花钱”的简单链条之外，高校吸引捐赠还有更大的学问。
一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曾经历过一个特别的夜晚。她记得，2011年9月，一位名叫威廉·迪特里希二世（William S.Dietrich II）的富豪将遗产中的2.62亿美元捐赠给这所学校。
学校如往常一样，将收到这笔高额捐赠的好消息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告诉学生，并在学校里放起了庆祝的烟花。
这不仅是学校的庆典，也是学生的庆典。在学校当时可以任学生自由涂鸦的栅栏上，开心的学生写上了大大的“THANK YOU BILL（注：Bill是William的昵称）”，还举行了自己的庆祝活动。她回忆，“好几百人在栅栏旁边的草坪上狂欢喝酒，闹到很晚。”
对于美国名校，“捐赠”二字不仅是学校管理层脑子里绷紧的弦儿，对学生而言，它甚至都根植得如此自然。
在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上百亿美元的基金规模，有高水准的职业经理人专门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运作，以捐赠基金的收益盘活存量资产。比起有所起伏的捐赠收入，这笔投资显得更能为大学提供稳定的、永久性的资金来源。
随着“保本基金”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也成立了相似的投资委员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人数普遍增加，更详尽、更准确的年报也已出现。罗志敏说：“详细的财务报送，会让捐赠人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值。”
当企业家熊新翔的手与电子科技大学校长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并被定格在镜头中时，中国高校接受单笔捐赠的新纪录随之诞生了。
“10.3亿元！”这所地处成都的大学，用感叹号宣布了这则消息。时间是2016年9月21日。
就在10个月前，单笔捐赠的最高纪录还由泛海控股集团创始人卢志强保持，2015年12月，卢志强向复旦大学捐出7亿元。
随着校长和捐赠人的一次次握手，中国大学吸引社会捐赠的纪录随时有可能刷新。
“重要组成”与“必要补充”
高校基金会的秘书长们正前所未有地为“找钱”忙碌着。南开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丁峰在两天内往返深圳和天津，还要在中途起草一份文件，连等飞机时都放不下电话。
他任职的这家基金会的年度余额在过去4年里几次翻番。2016年10月，南开获得了建校以来首笔单笔过亿元的校友捐款。
丁峰认为，目前高校吸引社会捐赠得以呈上升之势的基础包括：现阶段民间财富的积累到达了一定程度；具有现代捐赠理念的一批互联网“新贵”崛起；以及“文革”过后1977、1978、1979级校友企业家的企业也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
在他的记忆里，各高校教育基金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忙碌。在2010年之前，这些国内名校多数是在一笔笔捐赠主动找来时才陆续“被动”地成立了自己的非公募基金会。
直到今天，财政拨款仍几乎是一所中国公立大学收入的全部，捐赠收入则可以忽略不计。
根据《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高校在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0.54%。经计算，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最多的清华大学此项统计也仅有不到2%。
国外高校把捐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高校只作为‘必要补充’，”长期关注高校捐赠问题的云南大学教授罗志敏说。
他认为，无论主动被动，高校吸收社会捐赠、走向办学资金来源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现如今财政投入只能保证学校“不饿死”，不能保证“过好日子”。学校要靠政府，更要靠社会。
中国正在支持一批大学努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总体方案指出，“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罗志敏认为，鼓励高校从社会汲取办学资源，已经得到国家政策的多次背书。
不过，罗志敏指出，只有部属高校能够享受配比资金的待遇，个别地方有类似办法，希望政策范围扩大。
校长的拥抱很昂贵
很多高校觉醒的原因，不仅仅是政策和金钱本身。2010年，當中国富豪、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生张磊将8888888美元送进他另一所母校耶鲁的钱袋时，在国内引起了震动。罗志敏形容，“这是对国内高教界的一次灵魂上的刺激”。
同期，一份美国的高校校友捐赠排行榜，也从大洋彼岸传到了中国，再次刺激了高校的神经。就在2014年，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校，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其社会捐赠收入之和约为20.68亿元人民币，不及同年6月哈佛大学某学院校友4亿美元的单笔捐赠。
罗志敏回忆，当时有人认为，“既然哈佛、耶鲁能从校友那拿到那么多钱，中国的北大清华有什么不可以呢？”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大学1979级校友陈东升说：哈佛、耶鲁都有二三百亿美元的基金，這些西方名校往往是私立大学。“私立大学就是循环，培养顶尖学生，顶尖学生回馈学校。循环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学校基金。”中国名校虽然都是公立学校，但无论公立私立，都是国家培养顶尖人才的摇篮，都属于社会的，未来中国大学也会走向这个循环，“这是个潮流”。
到目前为止，陈东升已累计给母校捐款1.5亿元，建设了武大万林艺术博物馆。他被认为是该校最大的捐款者和“劝捐者”——他也在事实上带动了更多的校友捐款。
小米创始人雷军今年给武汉大学捐了99999999元，比一亿元只少一元，他公开解释，是比陈东升师兄少一点，并希望更多的校友参与，不是为了攀比。
在每一笔大额捐赠过程中，除了处于核心的校长和企业家，一个层次分明的团队在为此工作着。应惟伟形容这种工作方式“像踢足球一样”：基金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调研、推荐潜在的捐赠人，初步接触；应惟伟本人作为“在中场跑”的领导争取与潜在的捐赠人“吃个饭见个面，初步谈一谈”；如果意愿基本达成，学校主要领导就必须出马。
应惟伟说：“我们校长曾经对一位捐赠人开玩笑说，我的拥抱是很昂贵的。”
难与世界名校匹敌
到去年为止，国内2000多所高校中，只有426家大学成立了教育基金会。罗志敏认为，“总量少、比例低、范围窄”仍是高校吸引捐赠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中国，捐赠人冠名建筑、讲席教授席位、奖学金，是最常见的给予荣誉的形式。除此之外，高校能给的，多半就是一个仪式，一个校董职位，一个捐赠纪念品。
甚至基金会的信息公开，目前也并没有任何强制性措施和明确规定。一切由学校自行决定。大学的通常做法是：在学校整体的决算中会有捐赠收入的一栏，在基金会网站中公布年度报告摘要，并附有第三方专业机构作出的审计意见。主管的民政部门、国税局，以及每年核发配比资金的财政部门也都会对高校的基金管理进行监管。捐赠人也可以选择让高校“依申请公开”。
但这仍是“低水平的公开”。罗志敏感慨，在种种问题的背后是“高校领导的观念已经大大滞后于其他行业”，“依赖财政拨款，等、靠、要的老观念还没有被真正破除”。
在“找钱——捐钱——花钱”的简单链条之外，高校吸引捐赠还有更大的学问。
一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曾经历过一个特别的夜晚。她记得，2011年9月，一位名叫威廉·迪特里希二世（William S.Dietrich II）的富豪将遗产中的2.62亿美元捐赠给这所学校。
学校如往常一样，将收到这笔高额捐赠的好消息第一时间通过邮件告诉学生，并在学校里放起了庆祝的烟花。
这不仅是学校的庆典，也是学生的庆典。在学校当时可以任学生自由涂鸦的栅栏上，开心的学生写上了大大的“THANK YOU BILL（注：Bill是William的昵称）”，还举行了自己的庆祝活动。她回忆，“好几百人在栅栏旁边的草坪上狂欢喝酒，闹到很晚。”
对于美国名校，“捐赠”二字不仅是学校管理层脑子里绷紧的弦儿，对学生而言，它甚至都根植得如此自然。
在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上百亿美元的基金规模，有高水准的职业经理人专门成立基金管理公司运作，以捐赠基金的收益盘活存量资产。比起有所起伏的捐赠收入，这笔投资显得更能为大学提供稳定的、永久性的资金来源。
随着“保本基金”规模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也成立了相似的投资委员会。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人数普遍增加，更详尽、更准确的年报也已出现。罗志敏说：“详细的财务报送，会让捐赠人觉得自己的钱花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