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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主持:徐勤
在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史册中，杨丽萍是一颗星。这颗星不仅标志一位纯粹的艺术家，还标志一个文化品牌的研发者、一个创意产业的弄潮儿。
2011年，中国创意产业经历七年之痒。
2011年，杨丽萍及其团队早已成功凭借创意产品《云南映象》进入国际商演主流。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指导《藏谜》备战日本巡演间隙，杨丽萍接受《创意设计源》“创意云南”特别专访，从创意产业角度展现了自己独有的创意领袖风采。
创意：从表演到研发
记者：杨老师，2003年7月召开的云南省委七届四次全会上，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云南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培育，云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质性启动；那一年，您的《云南映象》也登上了舞台。《云南映象》在昆明会堂一周上演五天，连续上演７年，但人们的观看热情至今不减。您当年的主要创作动机是什么？预期过现在的效果吗？
杨丽萍：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文化和本我却丢失太久。世界大同带来的“地球村”让人们在变革中得到很多益处，但精神享受趋于同质。
我是在自然中长大的。种花种草，看它们发芽、生长，那种生命的过程我很明白，也很欣赏。我们那里的少数民族会在插秧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唱歌舞蹈，舞蹈是他们生命过程的肢体语言表述。我觉得这些舞蹈有地域特点，反映民族精神，不仅是娱乐，还有文化价值，这样原生态的好东西丢了可惜，所以想方设法把它们保留下来。
还有，那时候我也岁数到了，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做大作品了。
杨丽萍
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
1980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
1986年以自己创作并表演的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 荣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1988年被《北京日报》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1989年，电视片《杨丽萍的舞蹈艺术》面世
1993年创作表演双人舞《两棵树》，获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投票第一名
1994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
1997年参加日本大阪国际艺术节演出，获大阪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最高艺术奖，获菲律宾国家民间舞蹈协会终身会员资格
1998年编制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太阳岛》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
2002年出演《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获得好评
2003年8月出任艺术总监和总编导并领衔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在昆明成功首演
记者：从发现舞蹈生态的美，到把美的民间舞蹈变成创意产品搬上舞台，您需要角色转变，还需要创意的支持。
杨丽萍：是啊，这就从演员变成了研发人员。
比方说我不用专业演员，而请民间艺人、放牛娃们到城市的舞台上来表演，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本身就是传奇，需要创意。
我把守民族歌舞的特质，舞台服装大部分取自民间，根本不做改动；少部分已经失传的服装根据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恢复。与照搬外国，认为舞台就是“表演”的时风完全不同，我把真正的“原生态”搬上舞台，就是创意。
当然所谓“原生态”不是简单把河边村头的歌舞拿过来。就像你写文章一样，需要逻辑，需要起承转合。你记得《烟盒舞》吧，讲谈情说爱。民间在跳《烟盒舞》时“苍蝇搓脚”和“虾蚂虫扭腰”的顺序是乱的，我要让它的顺序符合逻辑。还有什么时候太阳升起来，什么时候月亮升起来，什么时候是欢快的，什么时候是深刻的，都需要调度。一个舞台，是歌舞、舞美、灯光、音响所有要素的配合，要求很高。你刚才说，《云南映象》给观众整体感、节奏感，这依赖于整体的创意和导演。
记者：在《云南映象》的姊妹篇《云南的响声》里，您也展开了很多探索型的创意。
杨丽萍：我们以各种响声主导作品；不仅从民间找来各种鼓乐器；还以民间鼓乐族群的后裔为基本创作群体，创意发展出了作品的大部分声响。比如吹笛子，我们改变旋律、创意吹法；别人打架子鼓，我们把彝族的图腾“葫芦”大大小小地挂在演员身上，以演员形体有节奏的摇动产生类似打击乐的声响……
记者：您这样演绎会不会有争议？
杨丽萍：很正常啊。当年《孔雀灵》出来时也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孔雀舞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但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就成了正宗的民间舞了。我希望我们对作品的创意也慢慢融入传统。好的东西自然能留下来。
记者：那天在昆明会堂看完《云南映象》散场后，甚至在门口站了好一会；走出场外，觉得值得回味咀嚼的东西还有很多。
杨丽萍：原生态舞蹈的形式审美是《云南映象》的价值之一，在我看来，对生活哲理的揭示更是它的重要价值组成。
你记得“太阳鼓”吧。把鼓击成那样不是炫技。在云南少数民族那里，鼓面代表女性，鼓槌代表男性，击鼓者的节奏、姿态、情绪呈现都与人的生命敬重、情感投入对应。理解到这一层，《云南映象》就非常好看。
在《太阳雨》那场，有一个生活场景：人们簸着麦子，背景就下起了太阳雨。歌词非常有意思：“又出太阳又下雨，青蛙出来讲道理”。你看啊，青蛙通常在下雨的时候出来，但现在又出太阳又下雨。出着太阳，青蛙还出来讲道理。现在的社会，你认为是这样，结果却是那样，又出太阳又下雨的事情太多了——“又出太阳又下雨，青蛙出来讲道理”，小孩子看了觉得好玩，觉得怎么模仿得那么像；能够感悟深层信息的观众会理解到这些歌词对生活哲理的揭示，不同的人群就有了不同的收获。
“跟我去，去哪里；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哪里好吃去哪里，哪里好住去哪里。”这样的歌词在《云南映象》里有好多。“去哪里”，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比方高更就问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民间给出了自己朴素的回答，非常质朴，非常有力量。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人们对太阳、土地、宗教的情感呈现，细细体会，歌舞背后，是人们千百年来对生活的富于哲理的深刻认识。
创意产品强调满足消费者的感觉诉愿，强调引导消费者在较高程度的审美和愉悦中达成体验。
约瑟夫•派因与詹姆斯•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中说：“人们购买服务时，买的是加诸于身上的无形活动；但购买经验时，则是花钱去享受一段值得记忆的活动——例如一场戏剧演出——以个人的方式融入。”
记者：《云南映象》不仅代表一个创意产品的诞生，还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它让更多人关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
杨丽萍：这种保护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展开：民间舞蹈艺术传人的队伍得到保护，受到锻炼，并且在锻炼中成长。比如云南土著虾嘎，现在才27岁，已经获得全国舞蹈比赛的大奖。他的舞蹈与《云南映象》一样，很纯粹了。
经营：从产品到市场
记者：从《孔雀之灵》的单人舞演员，到数百个演员参与的大型歌舞艺术总监，控场难度大大提高；还有，创意形成为产品或产业，亟需商业运作、科学管理，很难想象您是怎样过渡的。
杨丽萍：你看农民种地，需要播种、施肥、晒太阳、捉虫子，这种自然规律与做一个产品、开拓一个市场是相通的。想明白种地的道理，做产品、做市场，就跟培育种子发芽、培养庄稼生长一样。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管理团队，演出、传播、经济分开，会计、纳税都有专业人员负责。
《云南映象》要生长得好，呆在一个地方不行。我组织了两个演出队伍，一队在昆明留守，７年来差不多每天要演一场，被培育为昆明最响亮的歌舞演出品牌、昆明及至云南不可或缺的名片。还有一队我领着，做全国乃至全球的巡演，扩大影响，起到信息传播的作用。我们已经实现全国４次巡演和多次全球巡演，两队产生的口碑互相推动，对《云南映象》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刚才谈到团队管理，谈到演员们演了7年会不会懈怠。我和团队的成员一起工作，互相学习，关系很好。但演员也是人，尽管他们主观不愿意，但天天演出，一演就是７年，懈怠难免。所以我会时时提醒。除了责任的宣讲，如果我在国内，每星期至少去现场看一次演出。无论我是否在昆明，《云南映象》的每场演出会有3个专业人员在场内不同位置观察演员的表演，给他们打技术分。谁掉帽子了，扣15分，谁在唱歌的时候只有口形，谁的脚出错了……当场打分，第二天就向团队宣讲；扣分与收益联系。这样，绝没有人掉帽子，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
记者：您不仅创意导演了《云南映象》，还敢在2003年把它市场化搬上舞台。
杨丽萍：你记得2003年那时候有买票看表演的吗？没有。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观念里，看演出不是组织就是送票；完全乱的，不是生态的食物链结构。
你想想，《云南映象》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原来在家乡一边干活一边歌舞。现在离开家乡到昆明的舞台上专职表演舞蹈，他们也要生存，要壮大；所以，尽管推进时遇到的困难很多，但卖票，市场化，这是一定要走的路。
记者：《云南映象》是中国第一部打入海外主流演出市场的歌舞集，获得空前的国际荣誉。不少报道盛赞《云南映象》媲美《大河之舞》。这其中您的贡献在哪里？
杨丽萍：一方面是《云南映象》在积极寻找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商演公司也在寻找能够媲美《大河之舞》的欧洲巡演作品。找了3年，最后我们遇上了。
你说我会选择，会控制，其实我比较懂得不要盲目。我不喜欢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民族的东西弄得不好外国人会烦，或者会睡着。因为世界各地民族元素输出增多，一听说民族民间的东西来了，外国人可以被吓跑。问题是产品的差异在哪里。
食物链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生存，舞蹈啊、音乐啊、戏曲啊、杂技啊；纯粹的啊、商业的啊，还有乱的啊。《云南映象》追求原生态、人与自然的融合，追寻生命的本质，追求内容和审美的艺术质地，才能做到在国际市场上既叫好又叫座。
多年以来，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布许多国家，仅在美国辛辛那提一个地区就上演了16场，而且那个场子有2500个座位，每一位观众都是带着对艺术作品的期待和敬重购票欣赏的，没有送票搞联欢的夹杂。外国人不认识杨丽萍，不像国内，有30%的观众冲杨丽萍来。他们是一拨人看完演出，觉得好，口碑传出去，再带来良性循环的市场和票房。这是艺术的质地。《云南映象》已经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好的口碑。
派格太合环球传媒公司总裁在看完《云南映象》后立刻投资，什么程序都不讲，甚至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艺术的震撼可以在片刻间击溃商业的理性，市场见证了好的创意产品的理想生存境地。
2005年，《云南映象》受美国戏剧演出季邀请在辛辛那提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共16场演出。同时出演的还有百老汇《歌剧院魅影》等十个经典剧目。《云南映象》的演出取得轰动效果。当地剧院经理表示,他在此当经理十多年,头一次看见一个剧目如此受欢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几分钟。来看演出的州议员们更是认为《云南映象》这样经典的剧目能在辛辛那提首演简直是这个城市的光荣。他们不仅建议当地市长向杨丽萍代表的剧组颁发了荣誉证书,还把《云南映象》的首演日确定为“纪念日”。
创意产业输出产品，同时输出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创意产业的产品输出可以塑造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形象，展現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从而对各地人們选购该地的文化创意产品、相关生活、科技与工业产品产生影响，並引起他們对前往该地旅游或居住的兴趣。因此，好的创意产业输出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云南映象》2003年正式公演，2005年输出国际。据《中国创意产业报告》（2009）资料，至2008年，《云南映象》已在国内外公演1300场，总收入达1.2亿元。
创意领袖：我是创造者
杨丽萍：我属于创造者。小时候就不满足于学会父母辈的舞蹈动作，希望自己创造。
在民间，会跳孔雀舞的人很多，可绝大多数人满足于照旧循环。我学会了孔雀舞，还融入了自己的创造，最后让别人吃一惊，然后反过来学我。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继承与创造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梅兰芳先生突破了京剧诞生以来以老生为主角的传统，对旦角的化妆、服饰、唱腔、表演以及乐器伴奏大胆改革，改变了传统青衣不重表演的傻唱，在京剧伴奏乐器中加入二胡……梅兰芳先生的创造为京剧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当然我也听说有京剧改革用管弦乐伴奏的。我不认为那是发展，我认为那是乱。要研究京剧的小京胡怎么拉，唱念做打怎么演，只剩风格就失去魅力，加一个电脑效果并不表明现代。坚守而不迂腐，时时散发出生命的光辉；要表现出情感的生动，而非一股霉气。
记者：《雀之灵》、《云南映象》，接着又是《藏谜》，您确为不断前行者、不断创造者。
杨丽萍：藏族的文化特征显著，研究越深，越觉得没表现够。在《云南映象》，与藏文化有关的只有香格里拉朝圣一场；但在《藏谜》，我把全中国五个藏区的文化和舞蹈特色集中在一个舞台，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生死轮回。
记者：创意《藏谜》，与定点演出地九寨沟的旅游业有关吧。
杨丽萍：九寨沟确实需要这个作品。现在九寨沟共有9台演出，除了娱乐互动型的表演外，还需要一台严肃、纯粹表现藏文化的创意产品。
记者：刚才听您谈及高更，没想到您这么忙，还有如此广泛的涉猎。
我喜欢学习。建筑、音乐、电影，贝多芬，梅兰芳，邓肯，卓别林……但自然仍然是我最好的老师。我有空就会回到家乡，回到大理的土地；在不同的工作阶段回看自然，得到的启发非常多。很多人感叹《云南映象》里太阳鼓的震撼力，其实那个创意就与我从小看小蚂蚁排队有关。舞台上演员走的队形就是小蚂蚁排队的队形，太阳鼓被高高举起的舞台造型也与小蚂蚁举东西有关——“蚂蚁精神”嘛。烟盒舞、青蛙翻身、蜻蜓点水，都来自民间，我的创意得益于自然老师的启发。
记者：您的朋友曾称呼您“铁人”、“书记”。从创意产业平台的角度评估，您还是特别意义的老板，是创意领袖。
杨丽萍：我只是一名“艺术生产队队长”。
记者：您的艺术天赋、个人才华、倔强性格、感受敏度以及因为理念行为超前而经受的环境磨砺都是支持您成为创意领袖的要素。您觉得后来者应该怎样丰富自己的这些素质？
杨丽萍：保尔•柯察金有本著作，名称是：
杨丽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杨丽萍：对啊，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受锻炼，社会就是一个炼钢炉。去炼！
记者：有时候这个炼钢炉的温度令人却步；有时候炼得太久，被炼的不知道自己何时成钢。
杨丽萍：越炼越好，炼中长功夫、长能力，我乐此不疲。
记者：您热爱舞蹈艺术，乐此不疲能够理解；但那些经济运作、媒体应酬呢？一个艺术家比较愿意把身心放在对艺术本身的追求上。
杨丽萍：我的个性也不喜欢高调，小时候哪里人多我就跑——害怕。现在基本也是。但是我明白有个食物链。你创作了作品，就需要宣传，需要与演出商沟通，不然就不要干这行，回去种白薯好了。明白了这个，战胜自我，战胜恐惧，其实也不难。
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对藏传佛教、禅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太在乎自己的才华、个性，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也是某种程度的自私。我不是一个人工作，我有一个团队，我应该为这个团队着想。我需要有节度的宣传，而媒体也需要生存，双方要互相理解。哪怕遇到有恶的地方，也要设法让它向善转化。
还有，光发愁没有用，感叹民族的东西都丢了啊，全是学外国的啊，没用！要动起来，做点什么，做一点是一点。哪怕最后没转过来也没关系，至少去做了。
你提到创意产品的商业运作需要技术，我是这样看的：很多人其实早就具备类似的技术，只是自己视而不见，或者不用，忘记了。你看种地，小时候我们就会把土翻过来，让它晒太阳，因为不这样做，庄稼的根会被虫咬，庄稼长不大。翻土，播种，除草，这就是与实用与功利联系着的技术。既然这个大家都懂，都会做，那你把它放大了，就是生活中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技术系列。你有这个技术，不用，丢掉了，却还想着，我到哪个大学去学一学吧，比方经济管理。
记者：这个提法很特别，值得好好体会。
杨老师，您经常用种地阐释疑问，其实您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职业舞蹈家，与种地没什么关系了。
杨丽萍：我喜欢从本质上想问题，种地是最本质的东西。种地肯定会遇到阴天，那就做好思想准备。藏族人知道死亡是自然的，那就不要悲伤，今生过好，朝圣，得到精神寄托，希望来世更好。把这种本质的东西想明白，就心情舒畅，很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创意领袖需要具备符号（象征）价值创造、创意管理和授权经营模式等专业领域的专业能力。因为文化产品满足精神消费，创造符号（象征）价值，产业价值链通过知识产权授权经营来实现。
“我在进行一种我的仪式，我在我心里那个场地里起舞，我在跟神对话。”杨丽萍以罕见的个人艺术才华、创意价值鉴别力、审美辨别力、创意控制力和管理能力、文化界人脉资源等成功实现了自己作为创意领袖的价值。
盛誉面前，这位中国创意产业的先驱谦逊地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艺术生产队队长，把自己的作为归结为对“种地”这一人类基本劳动技能的理解和发挥。
在中国创意产业发展的史册中，杨丽萍是一颗星。这颗星不仅标志一位纯粹的艺术家，还标志一个文化品牌的研发者、一个创意产业的弄潮儿。
2011年，中国创意产业经历七年之痒。
2011年，杨丽萍及其团队早已成功凭借创意产品《云南映象》进入国际商演主流。
“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指导《藏谜》备战日本巡演间隙，杨丽萍接受《创意设计源》“创意云南”特别专访，从创意产业角度展现了自己独有的创意领袖风采。
创意：从表演到研发
记者：杨老师，2003年7月召开的云南省委七届四次全会上，云南省委正式提出要把文化产业作为云南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培育，云南省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质性启动；那一年，您的《云南映象》也登上了舞台。《云南映象》在昆明会堂一周上演五天，连续上演７年，但人们的观看热情至今不减。您当年的主要创作动机是什么？预期过现在的效果吗？
杨丽萍：现代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富裕，文化和本我却丢失太久。世界大同带来的“地球村”让人们在变革中得到很多益处，但精神享受趋于同质。
我是在自然中长大的。种花种草，看它们发芽、生长，那种生命的过程我很明白，也很欣赏。我们那里的少数民族会在插秧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唱歌舞蹈，舞蹈是他们生命过程的肢体语言表述。我觉得这些舞蹈有地域特点，反映民族精神，不仅是娱乐，还有文化价值，这样原生态的好东西丢了可惜，所以想方设法把它们保留下来。
还有，那时候我也岁数到了，有了一定的积累，可以做大作品了。
杨丽萍
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
1980年调入中央民族歌舞团
1986年以自己创作并表演的独舞《雀之灵》一举成名, 荣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1988年被《北京日报》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之一
1989年，电视片《杨丽萍的舞蹈艺术》面世
1993年创作表演双人舞《两棵树》，获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观众投票第一名
1994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
1997年参加日本大阪国际艺术节演出，获大阪国际交流中心授予的最高艺术奖，获菲律宾国家民间舞蹈协会终身会员资格
1998年编制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太阳岛》荣获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评委会大奖
2002年出演《射雕英雄传》中的梅超风获得好评
2003年8月出任艺术总监和总编导并领衔主演的大型原生态歌舞《云南映象》在昆明成功首演
记者：从发现舞蹈生态的美，到把美的民间舞蹈变成创意产品搬上舞台，您需要角色转变，还需要创意的支持。
杨丽萍：是啊，这就从演员变成了研发人员。
比方说我不用专业演员，而请民间艺人、放牛娃们到城市的舞台上来表演，以前没有人做过，这本身就是传奇，需要创意。
我把守民族歌舞的特质，舞台服装大部分取自民间，根本不做改动；少部分已经失传的服装根据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恢复。与照搬外国，认为舞台就是“表演”的时风完全不同，我把真正的“原生态”搬上舞台，就是创意。
当然所谓“原生态”不是简单把河边村头的歌舞拿过来。就像你写文章一样，需要逻辑，需要起承转合。你记得《烟盒舞》吧，讲谈情说爱。民间在跳《烟盒舞》时“苍蝇搓脚”和“虾蚂虫扭腰”的顺序是乱的，我要让它的顺序符合逻辑。还有什么时候太阳升起来，什么时候月亮升起来，什么时候是欢快的，什么时候是深刻的，都需要调度。一个舞台，是歌舞、舞美、灯光、音响所有要素的配合，要求很高。你刚才说，《云南映象》给观众整体感、节奏感，这依赖于整体的创意和导演。
记者：在《云南映象》的姊妹篇《云南的响声》里，您也展开了很多探索型的创意。
杨丽萍：我们以各种响声主导作品；不仅从民间找来各种鼓乐器；还以民间鼓乐族群的后裔为基本创作群体，创意发展出了作品的大部分声响。比如吹笛子，我们改变旋律、创意吹法；别人打架子鼓，我们把彝族的图腾“葫芦”大大小小地挂在演员身上，以演员形体有节奏的摇动产生类似打击乐的声响……
记者：您这样演绎会不会有争议？
杨丽萍：很正常啊。当年《孔雀灵》出来时也有争议，不少人认为孔雀舞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但过一段时间就习惯了，就成了正宗的民间舞了。我希望我们对作品的创意也慢慢融入传统。好的东西自然能留下来。
记者：那天在昆明会堂看完《云南映象》散场后，甚至在门口站了好一会；走出场外，觉得值得回味咀嚼的东西还有很多。
杨丽萍：原生态舞蹈的形式审美是《云南映象》的价值之一，在我看来，对生活哲理的揭示更是它的重要价值组成。
你记得“太阳鼓”吧。把鼓击成那样不是炫技。在云南少数民族那里，鼓面代表女性，鼓槌代表男性，击鼓者的节奏、姿态、情绪呈现都与人的生命敬重、情感投入对应。理解到这一层，《云南映象》就非常好看。
在《太阳雨》那场，有一个生活场景：人们簸着麦子，背景就下起了太阳雨。歌词非常有意思：“又出太阳又下雨，青蛙出来讲道理”。你看啊，青蛙通常在下雨的时候出来，但现在又出太阳又下雨。出着太阳，青蛙还出来讲道理。现在的社会，你认为是这样，结果却是那样，又出太阳又下雨的事情太多了——“又出太阳又下雨，青蛙出来讲道理”，小孩子看了觉得好玩，觉得怎么模仿得那么像；能够感悟深层信息的观众会理解到这些歌词对生活哲理的揭示，不同的人群就有了不同的收获。
“跟我去，去哪里；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哪里好吃去哪里，哪里好住去哪里。”这样的歌词在《云南映象》里有好多。“去哪里”，这样的问题有很多人问过，比方高更就问过“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民间给出了自己朴素的回答，非常质朴，非常有力量。
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人们对太阳、土地、宗教的情感呈现，细细体会，歌舞背后，是人们千百年来对生活的富于哲理的深刻认识。
创意产品强调满足消费者的感觉诉愿，强调引导消费者在较高程度的审美和愉悦中达成体验。
约瑟夫•派因与詹姆斯•吉尔摩在《体验经济》中说：“人们购买服务时，买的是加诸于身上的无形活动；但购买经验时，则是花钱去享受一段值得记忆的活动——例如一场戏剧演出——以个人的方式融入。”
记者：《云南映象》不仅代表一个创意产品的诞生，还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它让更多人关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保护。
杨丽萍：这种保护还有另一个层面的展开：民间舞蹈艺术传人的队伍得到保护，受到锻炼，并且在锻炼中成长。比如云南土著虾嘎，现在才27岁，已经获得全国舞蹈比赛的大奖。他的舞蹈与《云南映象》一样，很纯粹了。
经营：从产品到市场
记者：从《孔雀之灵》的单人舞演员，到数百个演员参与的大型歌舞艺术总监，控场难度大大提高；还有，创意形成为产品或产业，亟需商业运作、科学管理，很难想象您是怎样过渡的。
杨丽萍：你看农民种地，需要播种、施肥、晒太阳、捉虫子，这种自然规律与做一个产品、开拓一个市场是相通的。想明白种地的道理，做产品、做市场，就跟培育种子发芽、培养庄稼生长一样。
我们有一个完整的管理团队，演出、传播、经济分开，会计、纳税都有专业人员负责。
《云南映象》要生长得好，呆在一个地方不行。我组织了两个演出队伍，一队在昆明留守，７年来差不多每天要演一场，被培育为昆明最响亮的歌舞演出品牌、昆明及至云南不可或缺的名片。还有一队我领着，做全国乃至全球的巡演，扩大影响，起到信息传播的作用。我们已经实现全国４次巡演和多次全球巡演，两队产生的口碑互相推动，对《云南映象》的成长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刚才谈到团队管理，谈到演员们演了7年会不会懈怠。我和团队的成员一起工作，互相学习，关系很好。但演员也是人，尽管他们主观不愿意，但天天演出，一演就是７年，懈怠难免。所以我会时时提醒。除了责任的宣讲，如果我在国内，每星期至少去现场看一次演出。无论我是否在昆明，《云南映象》的每场演出会有3个专业人员在场内不同位置观察演员的表演，给他们打技术分。谁掉帽子了，扣15分，谁在唱歌的时候只有口形，谁的脚出错了……当场打分，第二天就向团队宣讲；扣分与收益联系。这样，绝没有人掉帽子，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
记者：您不仅创意导演了《云南映象》，还敢在2003年把它市场化搬上舞台。
杨丽萍：你记得2003年那时候有买票看表演的吗？没有。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观念里，看演出不是组织就是送票；完全乱的，不是生态的食物链结构。
你想想，《云南映象》的演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原来在家乡一边干活一边歌舞。现在离开家乡到昆明的舞台上专职表演舞蹈，他们也要生存，要壮大；所以，尽管推进时遇到的困难很多，但卖票，市场化，这是一定要走的路。
记者：《云南映象》是中国第一部打入海外主流演出市场的歌舞集，获得空前的国际荣誉。不少报道盛赞《云南映象》媲美《大河之舞》。这其中您的贡献在哪里？
杨丽萍：一方面是《云南映象》在积极寻找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商演公司也在寻找能够媲美《大河之舞》的欧洲巡演作品。找了3年，最后我们遇上了。
你说我会选择，会控制，其实我比较懂得不要盲目。我不喜欢那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国际的”。民族的东西弄得不好外国人会烦，或者会睡着。因为世界各地民族元素输出增多，一听说民族民间的东西来了，外国人可以被吓跑。问题是产品的差异在哪里。
食物链上，有很多东西可以生存，舞蹈啊、音乐啊、戏曲啊、杂技啊；纯粹的啊、商业的啊，还有乱的啊。《云南映象》追求原生态、人与自然的融合，追寻生命的本质，追求内容和审美的艺术质地，才能做到在国际市场上既叫好又叫座。
多年以来，我们的足迹已经遍布许多国家，仅在美国辛辛那提一个地区就上演了16场，而且那个场子有2500个座位，每一位观众都是带着对艺术作品的期待和敬重购票欣赏的，没有送票搞联欢的夹杂。外国人不认识杨丽萍，不像国内，有30%的观众冲杨丽萍来。他们是一拨人看完演出，觉得好，口碑传出去，再带来良性循环的市场和票房。这是艺术的质地。《云南映象》已经在国际市场有非常好的口碑。
派格太合环球传媒公司总裁在看完《云南映象》后立刻投资，什么程序都不讲，甚至没有经过董事会的批准。艺术的震撼可以在片刻间击溃商业的理性，市场见证了好的创意产品的理想生存境地。
2005年，《云南映象》受美国戏剧演出季邀请在辛辛那提进行了为期两个星期共16场演出。同时出演的还有百老汇《歌剧院魅影》等十个经典剧目。《云南映象》的演出取得轰动效果。当地剧院经理表示,他在此当经理十多年,头一次看见一个剧目如此受欢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几分钟。来看演出的州议员们更是认为《云南映象》这样经典的剧目能在辛辛那提首演简直是这个城市的光荣。他们不仅建议当地市长向杨丽萍代表的剧组颁发了荣誉证书,还把《云南映象》的首演日确定为“纪念日”。
创意产业输出产品，同时输出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创意产业的产品输出可以塑造一个国家或城市的形象，展現一个国家或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从而对各地人們选购该地的文化创意产品、相关生活、科技与工业产品产生影响，並引起他們对前往该地旅游或居住的兴趣。因此，好的创意产业输出能够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云南映象》2003年正式公演，2005年输出国际。据《中国创意产业报告》（2009）资料，至2008年，《云南映象》已在国内外公演1300场，总收入达1.2亿元。
创意领袖：我是创造者
杨丽萍：我属于创造者。小时候就不满足于学会父母辈的舞蹈动作，希望自己创造。
在民间，会跳孔雀舞的人很多，可绝大多数人满足于照旧循环。我学会了孔雀舞，还融入了自己的创造，最后让别人吃一惊，然后反过来学我。
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继承与创造有自己的规律和法则。梅兰芳先生突破了京剧诞生以来以老生为主角的传统，对旦角的化妆、服饰、唱腔、表演以及乐器伴奏大胆改革，改变了传统青衣不重表演的傻唱，在京剧伴奏乐器中加入二胡……梅兰芳先生的创造为京剧的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当然我也听说有京剧改革用管弦乐伴奏的。我不认为那是发展，我认为那是乱。要研究京剧的小京胡怎么拉，唱念做打怎么演，只剩风格就失去魅力，加一个电脑效果并不表明现代。坚守而不迂腐，时时散发出生命的光辉；要表现出情感的生动，而非一股霉气。
记者：《雀之灵》、《云南映象》，接着又是《藏谜》，您确为不断前行者、不断创造者。
杨丽萍：藏族的文化特征显著，研究越深，越觉得没表现够。在《云南映象》，与藏文化有关的只有香格里拉朝圣一场；但在《藏谜》，我把全中国五个藏区的文化和舞蹈特色集中在一个舞台，无论是藏传佛教，还是生死轮回。
记者：创意《藏谜》，与定点演出地九寨沟的旅游业有关吧。
杨丽萍：九寨沟确实需要这个作品。现在九寨沟共有9台演出，除了娱乐互动型的表演外，还需要一台严肃、纯粹表现藏文化的创意产品。
记者：刚才听您谈及高更，没想到您这么忙，还有如此广泛的涉猎。
我喜欢学习。建筑、音乐、电影，贝多芬，梅兰芳，邓肯，卓别林……但自然仍然是我最好的老师。我有空就会回到家乡，回到大理的土地；在不同的工作阶段回看自然，得到的启发非常多。很多人感叹《云南映象》里太阳鼓的震撼力，其实那个创意就与我从小看小蚂蚁排队有关。舞台上演员走的队形就是小蚂蚁排队的队形，太阳鼓被高高举起的舞台造型也与小蚂蚁举东西有关——“蚂蚁精神”嘛。烟盒舞、青蛙翻身、蜻蜓点水，都来自民间，我的创意得益于自然老师的启发。
记者：您的朋友曾称呼您“铁人”、“书记”。从创意产业平台的角度评估，您还是特别意义的老板，是创意领袖。
杨丽萍：我只是一名“艺术生产队队长”。
记者：您的艺术天赋、个人才华、倔强性格、感受敏度以及因为理念行为超前而经受的环境磨砺都是支持您成为创意领袖的要素。您觉得后来者应该怎样丰富自己的这些素质？
杨丽萍：保尔•柯察金有本著作，名称是：
杨丽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记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杨丽萍：对啊，每个人都要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经受锻炼，社会就是一个炼钢炉。去炼！
记者：有时候这个炼钢炉的温度令人却步；有时候炼得太久，被炼的不知道自己何时成钢。
杨丽萍：越炼越好，炼中长功夫、长能力，我乐此不疲。
记者：您热爱舞蹈艺术，乐此不疲能够理解；但那些经济运作、媒体应酬呢？一个艺术家比较愿意把身心放在对艺术本身的追求上。
杨丽萍：我的个性也不喜欢高调，小时候哪里人多我就跑——害怕。现在基本也是。但是我明白有个食物链。你创作了作品，就需要宣传，需要与演出商沟通，不然就不要干这行，回去种白薯好了。明白了这个，战胜自我，战胜恐惧，其实也不难。
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对藏传佛教、禅的研究，发现一个人太在乎自己的才华、个性，只顾及自己的感受，也是某种程度的自私。我不是一个人工作，我有一个团队，我应该为这个团队着想。我需要有节度的宣传，而媒体也需要生存，双方要互相理解。哪怕遇到有恶的地方，也要设法让它向善转化。
还有，光发愁没有用，感叹民族的东西都丢了啊，全是学外国的啊，没用！要动起来，做点什么，做一点是一点。哪怕最后没转过来也没关系，至少去做了。
你提到创意产品的商业运作需要技术，我是这样看的：很多人其实早就具备类似的技术，只是自己视而不见，或者不用，忘记了。你看种地，小时候我们就会把土翻过来，让它晒太阳，因为不这样做，庄稼的根会被虫咬，庄稼长不大。翻土，播种，除草，这就是与实用与功利联系着的技术。既然这个大家都懂，都会做，那你把它放大了，就是生活中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技术系列。你有这个技术，不用，丢掉了，却还想着，我到哪个大学去学一学吧，比方经济管理。
记者：这个提法很特别，值得好好体会。
杨老师，您经常用种地阐释疑问，其实您从11岁开始就是一个职业舞蹈家，与种地没什么关系了。
杨丽萍：我喜欢从本质上想问题，种地是最本质的东西。种地肯定会遇到阴天，那就做好思想准备。藏族人知道死亡是自然的，那就不要悲伤，今生过好，朝圣，得到精神寄托，希望来世更好。把这种本质的东西想明白，就心情舒畅，很多问题也都迎刃而解了。
创意领袖需要具备符号（象征）价值创造、创意管理和授权经营模式等专业领域的专业能力。因为文化产品满足精神消费，创造符号（象征）价值，产业价值链通过知识产权授权经营来实现。
“我在进行一种我的仪式，我在我心里那个场地里起舞，我在跟神对话。”杨丽萍以罕见的个人艺术才华、创意价值鉴别力、审美辨别力、创意控制力和管理能力、文化界人脉资源等成功实现了自己作为创意领袖的价值。
盛誉面前，这位中国创意产业的先驱谦逊地把自己定位为一名普普通通的艺术生产队队长，把自己的作为归结为对“种地”这一人类基本劳动技能的理解和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