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近年来中印边界争端的演变过程为案例,运用动态博弈和博弈策略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洞朗事件后中国对印合作政策没有获得预期回报的原因。洞朗事件后中国对印政策建立在维护次要战略方向稳定的目标上,具有风险厌恶型策略的典型特征。通过将2017年洞朗事件、2018—2019年的中印互动以及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和班公湖南岸对峙视为中印两国间不完全信息可观察行动重复博弈,重点研究博弈过程中的双方策略互动,作者得出结论:国家在次要方向上的合作性策略能否取得预期效果与博弈过程中双方对支付结构的预期存在密切关联,次要方向上主要对手的自我认知和关系认知会对行为体的信号接收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国家应准确判断次要对手的自我认知和关系认知,避免因信号释放失当造成政策目标与手段不匹配的消极后果。因此,中国调整对印外交策略时,需要避免以希冀目标作为可能前景等多种认知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