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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把我交给李老师的时候,我7岁,没有母亲,没有兄弟姐妹,是一个乱蓬蓬的头发里长有虱子的内向女孩。
李老师叫我到门口的阳光下,站好了,给我梳头。我很听话地站在她的前面,感受她柔软的手抚过我的头发,小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理,最后扎成两条粗粗的辫子垂在肩上。她再把我的小身子扳过来,端详一番,发出满意的一声“嗯”,让我回到座位上坐好。我的位子在第一排,课间或是自修的时候我常常会出神地看她。李老师的皮肤很白,说话的时候脸上闪着透明的光芒,和我的表姐堂姐们一点也不一样。她穿带一点点浅绿的别人都没有的灯心绒翻领外套,教我们读课文的声音很脆很亮,是我身边唯一能讲普通话的人。她那么好看,那么神奇,我觉得我的课桌和她的讲台之间隔得好远。
我的父亲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父亲回来打几条草栓,我搬张小凳坐在父亲身边,一边帮他一小把一小把地分稻柴,一边把我对李老师的想法告诉他。父亲“噢”了一声,仿佛见怪不怪的样子,说:“李老师是从大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上海哪!她当然和村里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她还有个好听的名字,茉莉的莉,茉莉是一种花。”我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不知道一个上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荒僻的乡问,更不知道茉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花。乡下的孩子只见过丝瓜开的黄花;扁豆开的紫红色的花一串串地垂下来;马兰头花的蓝边上带点白,在田埂上开得一摊摊很好看。当过兵的父亲告诉我,茉莉开很小的白花,花开的时候很香。我想象不出,只好把这种花藏在心里。
李老师依然帮我梳辫子,教我们算盘上的加减乘除,教我们唱歌,说好听的普通话。秋收的时候,年迈的祖母也在田里忙,父亲又抽不出身回来,祖母说:妹妹,李老师喜欢你,你在老师那里住两天吧。我晚上就住到了老师家里。村里人家的大人们都睡雕花大床,李老师只睡很平常的木板床。她给我吃刚煮好的热气腾腾的芋艿,她家的灶下和我家一样也放稻柴和晒干的豆萁,这些让我觉得老师亲切起来,在木板床上也睡得非常香甜。
我不知道李老师为什么喜欢我。我周围的人也都喜欢我,但是他们看我的眼神总有一点怪,有时一两个爱开玩笑的人会逗我:“你知道你姆妈到哪里去了?呵呵……你家姆妈在菜场卖菜呢。呵呵呵……”我听不得这样的话,方圆几里的小地方,我父母的离婚是一件顶顶大的丑事。多少年以后,我才体会出那有点怪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让人脆弱和自卑的东西,它叫同情,也叫怜悯。但李老师没有那样的眼光。冬天的时候,班上好几个女孩子像我一样都穿单薄的旧棉袄,两只小手冻得像冰凌一样。课间去上厕所时,僵冷的手怎么也解不开细棉绳做的裤腰带,还往往要乱扯成死结,一急,就尿湿小棉裤哇哇地哭。第二天,李老师就等在厕所外的一棵大树下,帮我们这群小丫头解裤腰带的死结。她蹲下身来,凑近了细心地解,一面还叮嘱,待会儿不要一边系裤腰带一边进教室,那样很不好看。我嗯嗯地答应着,高兴地发现身上带着李老师手上的百雀羚面霜的香味。
那一年里,最开心的事是李老师带我们出去演出。每个女孩子都梳着两根辫子,辫子上扎着大红大绿的缎带蝴蝶结。李老师帮我们一个个化妆,搽胭脂涂口红,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小手拉着小手,跟着李老师走在乡间冻得硬硬的土路上,或是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到小镇唯一的礼堂里去演出。全都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但李老师教我们怎样微笑,怎样挺起胸膛来表现得自信一些,所以我们唱歌、跳舞、朗诵歌词开篇的时候都不怯场,在满场热烈的掌声中骄傲地退场谢幕。谁在童年时没有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呢?谁在小时候没有读过《卖火柴的小女孩》呢?但是,一定没有我们唱得快乐,读得深情,因为每一句歌词、每一句台词里都有我们李老师耐心细致的示范。
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在秋收后的一个晚上,李老师带我们到离小学校不远的四方乡邻们聚会的茶馆去表演。土台子前的木柱上挂着的一盏汽油灯,把四周的墙壁照得锃亮。刚刚捆稻、脱粒后的村里人挤满了一屋子,一直挤到了土台子前。记不得唱了什么,跳了什么了,只看到台前一张张咧嘴笑着的模糊在灯影里的脸。小朋友们满场欢跳,有的看到了爸爸妈妈,有的看到了好婆,有的看到了自己的大哥。我最后像一只小猫一样在李老师的臂弯里睡着了,迷糊中看见她焦急的神情,听到她用累得有点沙哑的嗓子,叮嘱邻居家的伯伯一定把我送到我祖母身边。
我在那一年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孤单,甚至觉得比其他所有小朋友都幸运,因为李老师给了我一份特别的爱。
一年后李老师被调到了镇上的文艺宣传队,后来又调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校。有一次我发烧得了中耳炎,父亲带我到镇上的医院去看,配了一些药。但我固执地不肯吃药,对圆圆的药片滚下喉咙十分害怕。父亲没办法,只好把我送到李老师那儿。李老师让我坐在她的小床边,从一个铁皮罐子里拿出一捧花生牛轧糖给我吃。我剥出淡蓝纸头里的糖果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听老师讲生病了要吃药的道理,然后她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站在她的身边,看她示范把一颗药片放到舌头上、喝口水、一仰脖子咽下去的过程。我的嘴巴里全是糖的甜味,我把一颗黄色的药片放在手心里,按照李老师教的办法,药片竟然神奇地毫不费劲地滑下了我细细的喉管。李老师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夸奖我乖,让我躺在她的小床上睡一觉,又找出两条绿色的绸带塞在枕头底下,说送给我,让我好好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药片,父亲也那样教过,可是站在李老师身边,感到她看着你的目光那么亲切、熨贴,勇气和胆量就上来了啊。
以后就不大听到李老师的消息了。我工作的第一年,在乡下的一所中学里也当老师。生活和工作都不很顺利。闲时买了一盆茉莉养起来,可是因为疏于管理,没见到茉莉开花,花叶就枯萎了。第三年,我又买了一盆茉莉,这一回非常用心地养它,浇水、搬到屋外晒太阳、不让它太干太湿,终于等到一个月夜,茉莉的小小的白花在我居室的阳台上袅袅地盛开了。好惊奇也好陶醉,它的清清甜甜的香气随月光一直浸透到我的心里,仿佛一只白皙的手把岁月带给我的伤痛轻轻抚慰。
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念着李老师。当我回望童年,我才深深地感到,那样亲密而恬淡的花香多么难以寻找,对一个人的人生又多么重要!
李老师叫我到门口的阳光下,站好了,给我梳头。我很听话地站在她的前面,感受她柔软的手抚过我的头发,小梳子一下一下地梳理,最后扎成两条粗粗的辫子垂在肩上。她再把我的小身子扳过来,端详一番,发出满意的一声“嗯”,让我回到座位上坐好。我的位子在第一排,课间或是自修的时候我常常会出神地看她。李老师的皮肤很白,说话的时候脸上闪着透明的光芒,和我的表姐堂姐们一点也不一样。她穿带一点点浅绿的别人都没有的灯心绒翻领外套,教我们读课文的声音很脆很亮,是我身边唯一能讲普通话的人。她那么好看,那么神奇,我觉得我的课桌和她的讲台之间隔得好远。
我的父亲在外工作很少回家。有一次,父亲回来打几条草栓,我搬张小凳坐在父亲身边,一边帮他一小把一小把地分稻柴,一边把我对李老师的想法告诉他。父亲“噢”了一声,仿佛见怪不怪的样子,说:“李老师是从大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上海哪!她当然和村里的所有人都不一样!她还有个好听的名字,茉莉的莉,茉莉是一种花。”我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不知道一个上海的漂亮姑娘为什么会来到我们这荒僻的乡问,更不知道茉莉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花。乡下的孩子只见过丝瓜开的黄花;扁豆开的紫红色的花一串串地垂下来;马兰头花的蓝边上带点白,在田埂上开得一摊摊很好看。当过兵的父亲告诉我,茉莉开很小的白花,花开的时候很香。我想象不出,只好把这种花藏在心里。
李老师依然帮我梳辫子,教我们算盘上的加减乘除,教我们唱歌,说好听的普通话。秋收的时候,年迈的祖母也在田里忙,父亲又抽不出身回来,祖母说:妹妹,李老师喜欢你,你在老师那里住两天吧。我晚上就住到了老师家里。村里人家的大人们都睡雕花大床,李老师只睡很平常的木板床。她给我吃刚煮好的热气腾腾的芋艿,她家的灶下和我家一样也放稻柴和晒干的豆萁,这些让我觉得老师亲切起来,在木板床上也睡得非常香甜。
我不知道李老师为什么喜欢我。我周围的人也都喜欢我,但是他们看我的眼神总有一点怪,有时一两个爱开玩笑的人会逗我:“你知道你姆妈到哪里去了?呵呵……你家姆妈在菜场卖菜呢。呵呵呵……”我听不得这样的话,方圆几里的小地方,我父母的离婚是一件顶顶大的丑事。多少年以后,我才体会出那有点怪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让人脆弱和自卑的东西,它叫同情,也叫怜悯。但李老师没有那样的眼光。冬天的时候,班上好几个女孩子像我一样都穿单薄的旧棉袄,两只小手冻得像冰凌一样。课间去上厕所时,僵冷的手怎么也解不开细棉绳做的裤腰带,还往往要乱扯成死结,一急,就尿湿小棉裤哇哇地哭。第二天,李老师就等在厕所外的一棵大树下,帮我们这群小丫头解裤腰带的死结。她蹲下身来,凑近了细心地解,一面还叮嘱,待会儿不要一边系裤腰带一边进教室,那样很不好看。我嗯嗯地答应着,高兴地发现身上带着李老师手上的百雀羚面霜的香味。
那一年里,最开心的事是李老师带我们出去演出。每个女孩子都梳着两根辫子,辫子上扎着大红大绿的缎带蝴蝶结。李老师帮我们一个个化妆,搽胭脂涂口红,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小手拉着小手,跟着李老师走在乡间冻得硬硬的土路上,或是开满油菜花的田埂上,到小镇唯一的礼堂里去演出。全都是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但李老师教我们怎样微笑,怎样挺起胸膛来表现得自信一些,所以我们唱歌、跳舞、朗诵歌词开篇的时候都不怯场,在满场热烈的掌声中骄傲地退场谢幕。谁在童年时没有唱过(《我爱北京天安门》呢?谁在小时候没有读过《卖火柴的小女孩》呢?但是,一定没有我们唱得快乐,读得深情,因为每一句歌词、每一句台词里都有我们李老师耐心细致的示范。
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在秋收后的一个晚上,李老师带我们到离小学校不远的四方乡邻们聚会的茶馆去表演。土台子前的木柱上挂着的一盏汽油灯,把四周的墙壁照得锃亮。刚刚捆稻、脱粒后的村里人挤满了一屋子,一直挤到了土台子前。记不得唱了什么,跳了什么了,只看到台前一张张咧嘴笑着的模糊在灯影里的脸。小朋友们满场欢跳,有的看到了爸爸妈妈,有的看到了好婆,有的看到了自己的大哥。我最后像一只小猫一样在李老师的臂弯里睡着了,迷糊中看见她焦急的神情,听到她用累得有点沙哑的嗓子,叮嘱邻居家的伯伯一定把我送到我祖母身边。
我在那一年里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孤单,甚至觉得比其他所有小朋友都幸运,因为李老师给了我一份特别的爱。
一年后李老师被调到了镇上的文艺宣传队,后来又调到了镇上的中心小学校。有一次我发烧得了中耳炎,父亲带我到镇上的医院去看,配了一些药。但我固执地不肯吃药,对圆圆的药片滚下喉咙十分害怕。父亲没办法,只好把我送到李老师那儿。李老师让我坐在她的小床边,从一个铁皮罐子里拿出一捧花生牛轧糖给我吃。我剥出淡蓝纸头里的糖果放在嘴里,一边吃一边听老师讲生病了要吃药的道理,然后她站起来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站在她的身边,看她示范把一颗药片放到舌头上、喝口水、一仰脖子咽下去的过程。我的嘴巴里全是糖的甜味,我把一颗黄色的药片放在手心里,按照李老师教的办法,药片竟然神奇地毫不费劲地滑下了我细细的喉管。李老师高兴地把我抱起来,夸奖我乖,让我躺在她的小床上睡一觉,又找出两条绿色的绸带塞在枕头底下,说送给我,让我好好睡。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药片,父亲也那样教过,可是站在李老师身边,感到她看着你的目光那么亲切、熨贴,勇气和胆量就上来了啊。
以后就不大听到李老师的消息了。我工作的第一年,在乡下的一所中学里也当老师。生活和工作都不很顺利。闲时买了一盆茉莉养起来,可是因为疏于管理,没见到茉莉开花,花叶就枯萎了。第三年,我又买了一盆茉莉,这一回非常用心地养它,浇水、搬到屋外晒太阳、不让它太干太湿,终于等到一个月夜,茉莉的小小的白花在我居室的阳台上袅袅地盛开了。好惊奇也好陶醉,它的清清甜甜的香气随月光一直浸透到我的心里,仿佛一只白皙的手把岁月带给我的伤痛轻轻抚慰。
三十年了,我一直想念着李老师。当我回望童年,我才深深地感到,那样亲密而恬淡的花香多么难以寻找,对一个人的人生又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