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南下广州，除了与许广平会面，还有另外的意图——与以郭沫若、郁达夫为首的创造社联合起来，形成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攻。
　　可他还未到广州，郁达夫和郭沫若已离开中山大学，联合战线未成就散了。他并没泄气，将眼光转向中山大学，要将这里变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所以他到中山大学后，除了做国文系的主任，还担任教务长，忙得不可开交。
　　他公开以“五四”时期的风气为标准，在一次教务会议上主张让学生有研究、活动和组织的自由，谁知屡屡碰壁。
　　首先是广州的激进青年对他不满。他初到广州时，这些青年热烈欢迎，蜂拥去听他演讲，有的还直接去找他。可他毕竟看多了黑暗，即使极力振作，在演讲会上高呼口号，但还是会流露出某种信心不足的意味，这让整日沉浸在狂热情绪中的激进青年怎么受得了？因此，他到广州才一个月，就有人以“鲁迅先生往哪里躲”为标题，在报纸上公开批评他。
　　接着，更有人用近乎无理的态度责问：
　　“你不愿从事文学革命，又不去做武装革命，那你处在今日的中国，拿什么领导青年？”与此同时，广州的文学界也开始有人批评他“落伍”，认为在北伐的形势下，《阿Q正传》那样的作品已没资格自称革命文学了。
　　如果说这些攻讦都可一笑置之，那么令人震惊的“四·一五”大搜捕则彻底让他避无可避。
　　到广州后，他对国民党一直抱有好感，也为北伐的节节胜利感到高兴。他毫无保留地赞扬孙中山，除了受风气感染，也因他大体赞同孙中山的理想。可一直举着孙中山旗帜的国民党，竟会这样大规模地搜捕前一天还是同盟的共产党员，抓去那么多无辜的人并残酷杀戮，还要得意地形诸笔墨，实在出乎他的意料。尤其令他震惊的是，屠杀者中不仅有目不识丁的赳赳武夫，也有年轻的大学生。
　　国民党的这次“清党”行动，不但在精神上给了他严重的打击，对他的人身安全也造成了威胁。风声鹤唳的广州已不值得留恋，鲁迅离开这块是非之地，与许广平来到上海。
　　当时的上海不比广州，与北京更不同，是一座混杂着精明和浅薄的现代城市，也是不断滋生利害之心的温床。形形色色的人都能在上海插一脚，上海的文坛和学界就格外五花八门——既有徐志摩、胡适那样的绅士派，也有蒋光慈、成仿吾那样的激进党;既有依附官方的御用文人，更有只知迎合小市民的通俗作家。
　　试想，鲁迅骤然跨进这样的世界，将置身何处呢？
　　鲁迅初到景云里时住在23号，周围非常嘈杂，尤其到了晚上，唱京戏的吊嗓声、搓麻将的哗啦声等彻夜不停，这使惯于夜间写作的鲁迅每每掷笔長叹。
　　他家后院对门住着一位著名律师，这人有个十四五岁的儿子，仗着父亲的威风，屡次向鲁迅家的厨房扔石头。鲁迅向律师告状，不料小无赖的气焰更高，公然在鲁迅家的门上撒尿、画乌龟。鲁迅没办法，只好搬到景云里18号。
　　广州的恐怖事件，加之上海的不顺生活，使鲁迅对这个社会更加失望。此时他对青年的“妄想”已破灭，把这些青年看作“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
　　到广州后的种种体验，逼得他不得不承认——其实自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并不是他想超然事外，恰恰相反，他是想发挥作用的，但人家根本不理他，似乎已将他遗忘。
　　在这种处境下，鲁迅那种挑剔、多疑的脾气又一次膨胀起来。他以前多是对许广平私下发牢骚，如今常形诸辞色。林语堂是他极熟的朋友，他到上海的当天和第二天，林语堂都来探访陪伴。可有次郁达夫请吃饭，席间为了几句话，他勃然变色，与林语堂大吵起来，十多年的友情从此变质。
　　钱玄同更是他的老友了，可因说过“人一过四十，便该枪毙”之类的话，引起他的不快。他在1929年到北京，遇到钱玄同，竞拉下脸来不和他说话，一对老友从此绝交。
　　多疑和易怒并不表示他的为人之道发生了转变，而是证实他对立身之道的惶惑更深刻了。此时反抗和逃离全部失败，而那完全没有体现人生价值的“虚无感”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