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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神魔小说模式变革时期的作品，《海游记》之所以还称得上为神魔小说，很大程度得力于苗主徐公子的形象塑造。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出身高贵且品行高尚的好人形象——徐公子徐玉，以此表现出作者对清明政治、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并且，在善恶交杂的叙述中，徐公子的英雄形象，及其成为苗主的传奇经历，更是彰显了作者寓意讽刺的写作意图。同时，徐公子的形象诞生在神魔小说的发展过渡时期，其形象各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
关键词：《海游记》；徐公子；神魔小说；发展新趋势
作者简介：叶咏诗（1997.7-），广东佛山人，汉族，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3
历来学界中对清代小说《海游记》的研究并不多，宏观上，将其纳入通俗小说这一范畴；而微观上，以海洋小说和神魔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较为集中。在我看来，《海游记》虽以“海”为名，书中亦有海岛国的背景，但作者笔下书写的却是同现实社会相差无异的世俗环境，与以往典型的海岛奇遇、仙境等奇幻的海洋文学模式不同。[1]因此，小说中所谓的“海外”并没有太多特别或典型之处，与真正的异域世界也没有太大的关联。在此，我们可以将海岛“无雷国”看作是一个虚构框架，是用来承载作者所讽刺和所追求的人或事。从这个方面看，虽可将《海游记》归入海洋文学的范畴，但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代典型海洋文学的颠覆。
由此，联系创作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神魔小说的角度对《海游记》进行探究，更能凸显到作者借神魔内涵，用“神性”对抗和抵御“魔性”，以投射出对社会不满和追求改革进步的情感基础。
小说创作于清中叶，此时期中国古代神魔小说发展趋势有较大转变，模式特征有所变革。在我看来，作为神魔小说模式变革时期的作品，《海游记》之所以还称得上为神魔小说，很大程度得力于苗主徐公子徐玉的形象塑造。该小说通过写异邦岛域中两个恶人骗子——披“神仙”外衣的臧居华和冠以“活佛”名号的鉴清的奸淫掳掠、栽赃嫁祸、恩将仇报等众多罪恶行径，来影射黑暗的社会现实，讽刺浑浊荒诞的官场实况。书中虽将无法无天的无雷国的各种官场丑态尽力展现，对反映当时的颓败世风有一定的价值，但这并不是书中唯一的意义价值所在。如果作者没有在针砭社会现实的同时塑造出一个与众“魔性”人物对抗的“神性”人物，那么小说所影射的社会现实，则全然为黑暗一片，缺乏积极意义的支撑。故此，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出身高贵且品行高尚的好人形象——徐公子徐玉，以此表现出作者对清明政治、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并且，在善恶交杂的叙述中，徐公子的英雄形象，其成为苗主的传奇经历更是彰显了作者寓意讽刺的写作意图。
因而，徐公子的“神性”代表与以臧居华和鉴清为主的“魔性”代表相比，徐公子此人物形象是这一神魔小说的重要精髓，也更能体现小说的研究价值。同时，徐公子的形象诞生在神魔小说的发展过渡时期，其形象各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本文，将从神魔小说这一范畴角度出发，重点探析苗主徐公子形象的独特之处；同时，在此基础上，淺析其形象与神魔小说发展新趋势的关联。
一、徐公子的世俗化和神魔小说的民间化趋势
徐玉徐公子出生于大户人家徐府，其家世代为官，有高尚的家族背景。徐公子不但美冠如玉，文武双全，还最好行善。这可谓是出身上等而又德行美好，是“无雷国”这个远离雷音、佛地中的一股清流。他一开始便是一个大善人的形象，他善举善德也是多样化的。从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即使“现银用空，只田产未动”，也会为百姓修桥、开粮仓、施药施殓葬等；到其重情重义，尽管自己需离开海岛，远走他处另谋出路，他也会安顿好家中一切，赏赐银子让家仆资生，对只是寄住的张信也施予其继续生活的本钱。
如此美好形象的赋予，与自称“神仙”、“活佛”但出身戏班娼妓之家、层次低劣的臧居华、鉴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中体现出他是此神魔故事中带有正面色彩的“神性”人物代表。然而，若再深究其本质可发现，徐公子身上应有的神力却不是十分明显，被作者淡化了。即使他属于小说中的“神性”代表，有再大的善心光环，但他的形象设定却属于平民层面；他虽出生大户门第，但也是一普通人。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有天赐的功力，而他在于他有为人的善心和恻隐之心；他行善举，受人敬仰，也是通过使用金钱这一世俗的渠道；他遇险要远走他处另觅出路，助他的不是天机神计，而是靠他长期高尚品行，受人待见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因此，我认为，处于神性框架中的徐公子，其传统意义上应有的虚幻力量已经被弱化了。其形象之所以表现得万般崇高、有吸引力，反而是其身上的世俗化味道使然。徐公子形象的世俗化，在最初虽然谈不上有十分浓厚的“神性”色彩，但正因这些世俗化、平民化的味道将故事中虚幻、机遇的情节淡化，让此民间大善人的世俗化角色为往后深化其形象的独特之处作了一定准备。
就其表征来看，《海游记》是使用虚幻化的背景，借海外某地的人事为依托进行叙事的小说，多有影射世情之意，属于神魔小说的范畴；但与传统、典型的神魔小说对比，却有所不同。它缺少表现变幻奇谲、光怪陆离的景象，也不是主要描写神佛与妖魔鬼怪之间的斗争。如此来看，《海游记》中除了有两凡人所装扮、欺骗众人的“神仙”臧居华和“活佛”鉴清，似乎没有神魔的奇幻、虚化意味。而徐公子作为平民，表现出来的世俗化形象更能体现出神魔气息为世俗化，平民化所取代。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清中叶神魔小说衰微的迹象。然而，未必如此。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衰微趋势，不如看作是其发展变革的良好趋势。清中叶，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都受到了市民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使得神魔小说也逐渐向近代化方向蜕变，也更加迎合了社会读者受众的需求。
清中叶神魔小说模式蜕变的突出表现是趋向民间化。[2]在《海游记》中，徐公子形象的世俗化设定正能与神魔小说这一发展趋势相契合。小说当中的“神性”人物，不再以天庭灵境的众仙为载体，而是以尘世中的常人来塑造，使其凡俗化，当中的价值取向也非固定的神圣化了。至于“群魔”，也是如此，同样以凡人为“魔”的载体，他们也非往常般为“仙道”，而转为带着邪恶气息的“凡道”。神魔描写对象的下移，看似将神魔身上的法力去除了，却无失神魔小说的张力。虽无“仙气”，但作者赋予了正面的凡人形象一种独特的平民色彩，让其能用世俗的善心仁慈与“魔性”抗衡，为后续的英雄传奇经历作铺垫，让其“神性”世俗化、平民化也亲切化。同时，将“神性”形象放置于民间，也更符合大众的理想追求和审美倾向。 神魔小说往世俗化和平民化的模式转变，在描写对象的常人化，凡俗化上有重要表现，是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之一。这体现为使其中的“神”由凡人出身再变英雄，从而更显“神性”魅力；也令其中的“魔”本没有魔法却能作更大恶，因而尤能突出对“魔性”的厌恶和抗衡。这便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体现。[3]
二、徐公子的英雄传奇色彩和神魔小说的合流趋势
对于清中叶神魔小说的蜕变期，有学者进一步将其定位为衰蜕期，认为创作这种另辟蹊径的寓意讽刺或杂糅类的神魔小说，是让神魔文学创作走向下坡路，模糊了神魔小说的类型界限；并不认同当中的近代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积极蜕变一面。无可厚非，以《海游记》为例，当年神魔初出茅庐时的含蓄、温婉的韵致，在这里已变得笔无藏锋，语言偏直接、浅薄。
但我认为，《海游记》依然不失其有力的讽刺性和寓意性，被认为是此时神魔小说由奇幻转向世俗，由猎奇转向批判的过渡性代表作，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这部小说能纳入神魔小说的范畴，其精髓在于徐公子的形象塑造，不仅在于其能从常人的世俗化表现中散发光芒，更在于其“神性”的英雄形象，以及成为苗主的一段传奇经历。在清中叶神魔小说往民间世俗化的方向发展的基础上，作者放大了徐公子身上的英雄传奇色彩，这为当中凡俗化的对象描写着色不少，从而保持其神魔内涵，以“神性”的光芒反击现实中的黑暗，表现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如果小说少了这部分的内容，没有苗王徐公子英雄传奇色彩的助力，那么小说的“神性”色彩就大大减少了，只剩下虚假的“神仙”、“活佛”和一群庸俗腐败的官吏表现出来的“魔性”。这样一来，整部小说所影射的社会现实，就只有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黑暗浑浊的世界，彻底地沦为地狱般的世界末日了。显然地，这不全然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更没有表达出作者心中的美好景象和理想信念。
徐玉徐公子人物形象中的英雄传奇色彩是逐步形成的，最初的世俗化色彩和早已存在的大善人形象为其英雄角色的转变、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公子以往的良好交往及多做善事，为其到他岛另谋他路打下了一定基础，提供了良机；而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善事更是进一步衬托出徐公子的英雄色彩。白老虎乃为强盗，但徐公子却将其义释，赠予银子让其改邪归正，而后来白老虎也成为苗主之臣；勇救粉金刚孙雪姐，使其后的征战路上，获恩情相报，也多了位夫人。还有教反叛的苗人开垦种地，任徐苗人自治，阵前手下留情放过王四姑等也是以德报怨的体现。所谓“种善恩，得善果”，这些经历是实际存在的，一定程度上是成就其英雄形象和传奇事迹的根基。而同时，这些事迹对带来日后的机遇和成功也有一定偶然性，能体现出英雄传奇中的幻化色彩。
徐公子在平凡中凸显不凡，书写传奇，他的英雄形象也有别于以往的英雄。他虽有高强武艺，遇险能救自己更能相助他人，但他不是因盖世武功而称霸绿林，也不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他的英雄之处除了表现在其品行或武艺，更体现在他处于世俗生活之中，却有不同流俗的思想和行为。他了解人世间的“休言财去人安乐，只恐风平浪播扬。”；他看清官场中的“官员任上求财易，兵将场中要命难。”；他明白治国需“不贪富贵荣华乐，要作艰难跋涉人。”等。他是有着非正统化、非神圣化的变革精神的英雄。作者在塑造其英雄形象之时，不但保持其“英雄之武”的一面，还增添其“英雄之文”的一面[4]，并从开始延续到结束。徐公子近乎理想的人物设定，体现了作者在小说的虚拟世界中，通过美好英雄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社会人生感受和追求，得以用世俗化的“神性”和正面色彩来抒写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抱负。
在英雄传奇色彩的层面上再深入剖析，我认为，除了“神性”的英雄形象，小说中最能体现其形象的独特魅力之处，表现作品的崇高性和表达作者的理想性的地方，还是在徐公子在苗地的传奇事迹，成为苗主的这段经历。
即使群魔势力屡次加害和报复徐公子，但徐公子依然心怀德善，遇需平乱之时，仍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因而在苗地展开了他人生传奇的一卷。小说中对徐公子的武艺描写只是以简单的“文武双全”概括，文笔略有欠缺，没有在“法力”方面对其进行符合英雄传奇特征的细致描写。但在众多的抵御敌人，杀敌上阵，遇迷阵等艰险困惑的情节中，却是描写得真切和生动，侧面展现了徐公子的英雄传奇模式。
徐玉从徐公子变为苗王，除了有善举基础和赫赫功绩助力，最终还是成于里苗主沈琼芳的让国。江山虽不是自己先辈留下来的，也不同于传统的英雄行径，全靠自己的功绩取得的，但却符合其身上的“神性”气息，能让众人信服，让国主甘愿让国，这从一开始的人物设定中也是可看出苗头的。沈琼芳让国，徐玉成苗主，这一情节的设计对多数读者来说，应是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它象征着徐玉这一人物的独特和传奇之处，进一步地深化了他的英雄魅力，而这种机遇也有一定的“天赐良机”的意味，带着神化了“神性”内涵。
在清中叶的时代背景下，封建统治从高峰转向衰落但仍然根基牢固，徐公子成苗主的这种传奇性，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程度微乎其微。与现实相对照，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对理想蓝图的殷切追求，同时，这种“神性”因在现实不可實现，也使得小说中蕴含的英雄传奇色彩更显生动，富有吸引力。
徐公子形象上的英雄特质，他众多的传奇经历，是神魔小说文体开始变革的体现。神魔小说在清中叶这个变革时期，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情节模式化特征，它们的内容更为丰富，叙述方式多样，主题多元化，也会揉杂其他类型的作品。《海游记》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它虽属于神魔小说范畴，但已混杂了域外探险、世情冷暖、英雄传奇、宗教轮回、侠义公案等多种成分。由此可见，神魔小说有着与其他小说题材合流的趋势。作为一部偏杂糅类的神魔小说，它通过融合多种小说成分，来加强其寓意讽刺性。而当中除了深刻勾画出的恶人、黑暗社会的丑陋面目，体现讽刺性外，苗主徐玉的英雄传奇经历也和神魔小说的寓意、言志的配合得颇为出彩。因此，在分析徐公子英雄传奇色彩的层面中，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为神魔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合流体现，也是神魔小说发展的新趋势之一。 三、徐公子形象中体现的思想意识
《海游记》中苗主徐公子的人物形象为点睛之处，其英雄传奇色彩更为突出。这种英雄传奇色彩与当时清中叶的创作背景有一定的联系，从中能体现一定的时代文化内涵，也反映着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带有英雄模式的崇高信念。
在清中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统治者虽倾力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但仍不能扭转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中，颓败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官吏的日益腐败，且整顿力度有限，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局的衰亡趋势。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存在严重的粉饰和怠惰之风，官员与“妖道”勾结，社会无法无道，对百姓来说是暗无天日的生活。
结合当时的创作环境，《海游记》中群魔的“魔性”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都是有迹可循的。因此，当时的从文人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渴望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这和清中叶民间文化中个体意识回升的特征有一定的关联。
在小说中，作者显然有着对社会出路的探索，他把这种出路寄托在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奋斗中，更将个体意识上升到英雄意识的层次上。通过带有英雄传奇色彩的人物刻画，作者把自己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崇高信念和对社会的理想追求寄托在了苗王徐公子的身上。在表现对现实统治的失望之余，作者认为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岛异邦，都离不开群魔作恶的控制；即使是远走海外，仍然不能拯救社会，救治人心。最终，还是需要靠如徐公子一样的，符合实际的世俗化道德善人、带着传奇色彩的英雄来改革社会。
然而，这种依靠传奇英雄人物来改变社会、世界的观念是有其局限性的，多少有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色彩。同时，徐公子在成为苗王后，其所作的政绩，“创造的历史”是否完全符合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我看来，作者带着英雄传奇意识塑造苗王，以及所传达出来的理想追求，仍受到传统农耕意识的束缚，偏“理想化”。但客观地评价，在当时的历史情景和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作者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个人英雄意识，并以神魔形式表现出反传统倾向和叛逆精神，无疑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结语：
《海游记》能纳入神魔小说的范畴，有其引人入胜之处，不仅在于其构建了一个贴近真实和民俗的社会，更在于写神写魔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塑造了徐公子这一平民化、凡俗化的“神性”人物，将世俗欲望和非正统化、非神圣化的價值取向在世俗化人物心态中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小说添彩于用英雄传奇成分对常人化的描写对象再次保障，刻画出徐公子这一传奇英雄，用英雄传奇色彩保持神魔小说的内涵。徐公子形象的独特塑造，让小说中的社会世界不全是灰暗的“魔性”展现，而是借“魔性”的对照，凸显“神性”的韵味，给予当时受众一定的代入感，也满足了他们和作者自身的自我安慰、欲望倾诉和理想抒发。同时，徐公子人物形象中世俗化和英雄传奇色彩这两大特点，更是与清中叶神魔小说变革模式——民间化和合流相关联，体现出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
参考文献：
[1]张祝平，曹湘雯.《海游记》——对中国海岛形象模式的颠覆[J].衡水学院学报，2012.
[2]皋于厚.民间性：清中叶神魔小说蜕变的表征[J].明清小说研究，2005.
[3]胡胜.论衰蜕期的中国神魔系小说[J].社会科学辑刊，1999.
[4]相宇剑.明清长篇小说英雄形象的语义分析[J].齐鲁学刊，2018.
关键词：《海游记》；徐公子；神魔小说；发展新趋势
作者简介：叶咏诗（1997.7-），广东佛山人，汉族，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3
历来学界中对清代小说《海游记》的研究并不多，宏观上，将其纳入通俗小说这一范畴；而微观上，以海洋小说和神魔小说作为研究对象的观点较为集中。在我看来，《海游记》虽以“海”为名，书中亦有海岛国的背景，但作者笔下书写的却是同现实社会相差无异的世俗环境，与以往典型的海岛奇遇、仙境等奇幻的海洋文学模式不同。[1]因此，小说中所谓的“海外”并没有太多特别或典型之处，与真正的异域世界也没有太大的关联。在此，我们可以将海岛“无雷国”看作是一个虚构框架，是用来承载作者所讽刺和所追求的人或事。从这个方面看，虽可将《海游记》归入海洋文学的范畴，但同时它也是对中国古代典型海洋文学的颠覆。
由此，联系创作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从神魔小说的角度对《海游记》进行探究，更能凸显到作者借神魔内涵，用“神性”对抗和抵御“魔性”，以投射出对社会不满和追求改革进步的情感基础。
小说创作于清中叶，此时期中国古代神魔小说发展趋势有较大转变，模式特征有所变革。在我看来，作为神魔小说模式变革时期的作品，《海游记》之所以还称得上为神魔小说，很大程度得力于苗主徐公子徐玉的形象塑造。该小说通过写异邦岛域中两个恶人骗子——披“神仙”外衣的臧居华和冠以“活佛”名号的鉴清的奸淫掳掠、栽赃嫁祸、恩将仇报等众多罪恶行径，来影射黑暗的社会现实，讽刺浑浊荒诞的官场实况。书中虽将无法无天的无雷国的各种官场丑态尽力展现，对反映当时的颓败世风有一定的价值，但这并不是书中唯一的意义价值所在。如果作者没有在针砭社会现实的同时塑造出一个与众“魔性”人物对抗的“神性”人物，那么小说所影射的社会现实，则全然为黑暗一片，缺乏积极意义的支撑。故此，作者在小说中刻画了一个出身高贵且品行高尚的好人形象——徐公子徐玉，以此表现出作者对清明政治、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并且，在善恶交杂的叙述中，徐公子的英雄形象，其成为苗主的传奇经历更是彰显了作者寓意讽刺的写作意图。
因而，徐公子的“神性”代表与以臧居华和鉴清为主的“魔性”代表相比，徐公子此人物形象是这一神魔小说的重要精髓，也更能体现小说的研究价值。同时，徐公子的形象诞生在神魔小说的发展过渡时期，其形象各面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本文，将从神魔小说这一范畴角度出发，重点探析苗主徐公子形象的独特之处；同时，在此基础上，淺析其形象与神魔小说发展新趋势的关联。
一、徐公子的世俗化和神魔小说的民间化趋势
徐玉徐公子出生于大户人家徐府，其家世代为官，有高尚的家族背景。徐公子不但美冠如玉，文武双全，还最好行善。这可谓是出身上等而又德行美好，是“无雷国”这个远离雷音、佛地中的一股清流。他一开始便是一个大善人的形象，他善举善德也是多样化的。从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即使“现银用空，只田产未动”，也会为百姓修桥、开粮仓、施药施殓葬等；到其重情重义，尽管自己需离开海岛，远走他处另谋出路，他也会安顿好家中一切，赏赐银子让家仆资生，对只是寄住的张信也施予其继续生活的本钱。
如此美好形象的赋予，与自称“神仙”、“活佛”但出身戏班娼妓之家、层次低劣的臧居华、鉴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从中体现出他是此神魔故事中带有正面色彩的“神性”人物代表。然而，若再深究其本质可发现，徐公子身上应有的神力却不是十分明显，被作者淡化了。即使他属于小说中的“神性”代表，有再大的善心光环，但他的形象设定却属于平民层面；他虽出生大户门第，但也是一普通人。他的伟大之处不在于有天赐的功力，而他在于他有为人的善心和恻隐之心；他行善举，受人敬仰，也是通过使用金钱这一世俗的渠道；他遇险要远走他处另觅出路，助他的不是天机神计，而是靠他长期高尚品行，受人待见积累下来的人脉关系。因此，我认为，处于神性框架中的徐公子，其传统意义上应有的虚幻力量已经被弱化了。其形象之所以表现得万般崇高、有吸引力，反而是其身上的世俗化味道使然。徐公子形象的世俗化，在最初虽然谈不上有十分浓厚的“神性”色彩，但正因这些世俗化、平民化的味道将故事中虚幻、机遇的情节淡化，让此民间大善人的世俗化角色为往后深化其形象的独特之处作了一定准备。
就其表征来看，《海游记》是使用虚幻化的背景，借海外某地的人事为依托进行叙事的小说，多有影射世情之意，属于神魔小说的范畴；但与传统、典型的神魔小说对比，却有所不同。它缺少表现变幻奇谲、光怪陆离的景象，也不是主要描写神佛与妖魔鬼怪之间的斗争。如此来看，《海游记》中除了有两凡人所装扮、欺骗众人的“神仙”臧居华和“活佛”鉴清，似乎没有神魔的奇幻、虚化意味。而徐公子作为平民，表现出来的世俗化形象更能体现出神魔气息为世俗化，平民化所取代。对此，有人认为，这是清中叶神魔小说衰微的迹象。然而，未必如此。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说是衰微趋势，不如看作是其发展变革的良好趋势。清中叶，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审美情趣都受到了市民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影响，这使得神魔小说也逐渐向近代化方向蜕变，也更加迎合了社会读者受众的需求。
清中叶神魔小说模式蜕变的突出表现是趋向民间化。[2]在《海游记》中，徐公子形象的世俗化设定正能与神魔小说这一发展趋势相契合。小说当中的“神性”人物，不再以天庭灵境的众仙为载体，而是以尘世中的常人来塑造，使其凡俗化，当中的价值取向也非固定的神圣化了。至于“群魔”，也是如此，同样以凡人为“魔”的载体，他们也非往常般为“仙道”，而转为带着邪恶气息的“凡道”。神魔描写对象的下移，看似将神魔身上的法力去除了，却无失神魔小说的张力。虽无“仙气”，但作者赋予了正面的凡人形象一种独特的平民色彩，让其能用世俗的善心仁慈与“魔性”抗衡，为后续的英雄传奇经历作铺垫，让其“神性”世俗化、平民化也亲切化。同时，将“神性”形象放置于民间，也更符合大众的理想追求和审美倾向。 神魔小说往世俗化和平民化的模式转变，在描写对象的常人化，凡俗化上有重要表现，是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之一。这体现为使其中的“神”由凡人出身再变英雄，从而更显“神性”魅力；也令其中的“魔”本没有魔法却能作更大恶，因而尤能突出对“魔性”的厌恶和抗衡。这便是“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的体现。[3]
二、徐公子的英雄传奇色彩和神魔小说的合流趋势
对于清中叶神魔小说的蜕变期，有学者进一步将其定位为衰蜕期，认为创作这种另辟蹊径的寓意讽刺或杂糅类的神魔小说，是让神魔文学创作走向下坡路，模糊了神魔小说的类型界限；并不认同当中的近代化、民间化和世俗化的积极蜕变一面。无可厚非，以《海游记》为例，当年神魔初出茅庐时的含蓄、温婉的韵致，在这里已变得笔无藏锋，语言偏直接、浅薄。
但我认为，《海游记》依然不失其有力的讽刺性和寓意性，被认为是此时神魔小说由奇幻转向世俗，由猎奇转向批判的过渡性代表作，仍然是值得肯定的。这部小说能纳入神魔小说的范畴，其精髓在于徐公子的形象塑造，不仅在于其能从常人的世俗化表现中散发光芒，更在于其“神性”的英雄形象，以及成为苗主的一段传奇经历。在清中叶神魔小说往民间世俗化的方向发展的基础上，作者放大了徐公子身上的英雄传奇色彩，这为当中凡俗化的对象描写着色不少，从而保持其神魔内涵，以“神性”的光芒反击现实中的黑暗，表现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如果小说少了这部分的内容，没有苗王徐公子英雄传奇色彩的助力，那么小说的“神性”色彩就大大减少了，只剩下虚假的“神仙”、“活佛”和一群庸俗腐败的官吏表现出来的“魔性”。这样一来，整部小说所影射的社会现实，就只有为非作歹、作恶多端的黑暗浑浊的世界，彻底地沦为地狱般的世界末日了。显然地，这不全然是作者的写作意图，更没有表达出作者心中的美好景象和理想信念。
徐玉徐公子人物形象中的英雄传奇色彩是逐步形成的，最初的世俗化色彩和早已存在的大善人形象为其英雄角色的转变、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公子以往的良好交往及多做善事，为其到他岛另谋他路打下了一定基础，提供了良机；而化敌为友，以德报怨的善事更是进一步衬托出徐公子的英雄色彩。白老虎乃为强盗，但徐公子却将其义释，赠予银子让其改邪归正，而后来白老虎也成为苗主之臣；勇救粉金刚孙雪姐，使其后的征战路上，获恩情相报，也多了位夫人。还有教反叛的苗人开垦种地，任徐苗人自治，阵前手下留情放过王四姑等也是以德报怨的体现。所谓“种善恩，得善果”，这些经历是实际存在的，一定程度上是成就其英雄形象和传奇事迹的根基。而同时，这些事迹对带来日后的机遇和成功也有一定偶然性，能体现出英雄传奇中的幻化色彩。
徐公子在平凡中凸显不凡，书写传奇，他的英雄形象也有别于以往的英雄。他虽有高强武艺，遇险能救自己更能相助他人，但他不是因盖世武功而称霸绿林，也不是驰骋疆场的英雄。他的英雄之处除了表现在其品行或武艺，更体现在他处于世俗生活之中，却有不同流俗的思想和行为。他了解人世间的“休言财去人安乐，只恐风平浪播扬。”；他看清官场中的“官员任上求财易，兵将场中要命难。”；他明白治国需“不贪富贵荣华乐，要作艰难跋涉人。”等。他是有着非正统化、非神圣化的变革精神的英雄。作者在塑造其英雄形象之时，不但保持其“英雄之武”的一面，还增添其“英雄之文”的一面[4]，并从开始延续到结束。徐公子近乎理想的人物设定，体现了作者在小说的虚拟世界中，通过美好英雄形象的塑造来表达自己的社会人生感受和追求，得以用世俗化的“神性”和正面色彩来抒写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抱负。
在英雄传奇色彩的层面上再深入剖析，我认为，除了“神性”的英雄形象，小说中最能体现其形象的独特魅力之处，表现作品的崇高性和表达作者的理想性的地方，还是在徐公子在苗地的传奇事迹，成为苗主的这段经历。
即使群魔势力屡次加害和报复徐公子，但徐公子依然心怀德善，遇需平乱之时，仍奋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因而在苗地展开了他人生传奇的一卷。小说中对徐公子的武艺描写只是以简单的“文武双全”概括，文笔略有欠缺，没有在“法力”方面对其进行符合英雄传奇特征的细致描写。但在众多的抵御敌人，杀敌上阵，遇迷阵等艰险困惑的情节中，却是描写得真切和生动，侧面展现了徐公子的英雄传奇模式。
徐玉从徐公子变为苗王，除了有善举基础和赫赫功绩助力，最终还是成于里苗主沈琼芳的让国。江山虽不是自己先辈留下来的，也不同于传统的英雄行径，全靠自己的功绩取得的，但却符合其身上的“神性”气息，能让众人信服，让国主甘愿让国，这从一开始的人物设定中也是可看出苗头的。沈琼芳让国，徐玉成苗主，这一情节的设计对多数读者来说，应是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它象征着徐玉这一人物的独特和传奇之处，进一步地深化了他的英雄魅力，而这种机遇也有一定的“天赐良机”的意味，带着神化了“神性”内涵。
在清中叶的时代背景下，封建统治从高峰转向衰落但仍然根基牢固，徐公子成苗主的这种传奇性，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程度微乎其微。与现实相对照，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对理想蓝图的殷切追求，同时，这种“神性”因在现实不可實现，也使得小说中蕴含的英雄传奇色彩更显生动，富有吸引力。
徐公子形象上的英雄特质，他众多的传奇经历，是神魔小说文体开始变革的体现。神魔小说在清中叶这个变革时期，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情节模式化特征，它们的内容更为丰富，叙述方式多样，主题多元化，也会揉杂其他类型的作品。《海游记》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它虽属于神魔小说范畴，但已混杂了域外探险、世情冷暖、英雄传奇、宗教轮回、侠义公案等多种成分。由此可见，神魔小说有着与其他小说题材合流的趋势。作为一部偏杂糅类的神魔小说，它通过融合多种小说成分，来加强其寓意讽刺性。而当中除了深刻勾画出的恶人、黑暗社会的丑陋面目，体现讽刺性外，苗主徐玉的英雄传奇经历也和神魔小说的寓意、言志的配合得颇为出彩。因此，在分析徐公子英雄传奇色彩的层面中，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看作为神魔小说和英雄传奇小说的合流体现，也是神魔小说发展的新趋势之一。 三、徐公子形象中体现的思想意识
《海游记》中苗主徐公子的人物形象为点睛之处，其英雄传奇色彩更为突出。这种英雄传奇色彩与当时清中叶的创作背景有一定的联系，从中能体现一定的时代文化内涵，也反映着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带有英雄模式的崇高信念。
在清中叶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统治者虽倾力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但仍不能扭转历史发展的趋势。其中，颓败趋势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官吏的日益腐败，且整顿力度有限，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政局的衰亡趋势。地方官员对民隐民情存在严重的粉饰和怠惰之风，官员与“妖道”勾结，社会无法无道，对百姓来说是暗无天日的生活。
结合当时的创作环境，《海游记》中群魔的“魔性”在现实社会中的投射都是有迹可循的。因此，当时的从文人士大夫到平民百姓渴望在黑暗中寻找出路，这和清中叶民间文化中个体意识回升的特征有一定的关联。
在小说中，作者显然有着对社会出路的探索，他把这种出路寄托在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奋斗中，更将个体意识上升到英雄意识的层次上。通过带有英雄传奇色彩的人物刻画，作者把自己和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崇高信念和对社会的理想追求寄托在了苗王徐公子的身上。在表现对现实统治的失望之余，作者认为无论是本土还是海岛异邦，都离不开群魔作恶的控制；即使是远走海外，仍然不能拯救社会，救治人心。最终，还是需要靠如徐公子一样的，符合实际的世俗化道德善人、带着传奇色彩的英雄来改革社会。
然而，这种依靠传奇英雄人物来改变社会、世界的观念是有其局限性的，多少有着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色彩。同时，徐公子在成为苗王后，其所作的政绩，“创造的历史”是否完全符合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我看来，作者带着英雄传奇意识塑造苗王，以及所传达出来的理想追求，仍受到传统农耕意识的束缚，偏“理想化”。但客观地评价，在当时的历史情景和政治高压的环境下，作者作为普通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个人英雄意识，并以神魔形式表现出反传统倾向和叛逆精神，无疑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结语：
《海游记》能纳入神魔小说的范畴，有其引人入胜之处，不仅在于其构建了一个贴近真实和民俗的社会，更在于写神写魔的民间化和世俗化，塑造了徐公子这一平民化、凡俗化的“神性”人物，将世俗欲望和非正统化、非神圣化的價值取向在世俗化人物心态中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小说添彩于用英雄传奇成分对常人化的描写对象再次保障，刻画出徐公子这一传奇英雄，用英雄传奇色彩保持神魔小说的内涵。徐公子形象的独特塑造，让小说中的社会世界不全是灰暗的“魔性”展现，而是借“魔性”的对照，凸显“神性”的韵味，给予当时受众一定的代入感，也满足了他们和作者自身的自我安慰、欲望倾诉和理想抒发。同时，徐公子人物形象中世俗化和英雄传奇色彩这两大特点，更是与清中叶神魔小说变革模式——民间化和合流相关联，体现出神魔小说的发展新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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