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现实存在。作为一个历史概念，西方起源于大约两千五百年前波斯帝国入侵希腊，之后，西方的演变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以英法为核心时期及美国学派语境中的西方等几个历史阶段。作为一个现实存在，西方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通常它是指以跨大西洋关系为内核，地理上覆盖从北美到欧洲的广大区域，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富有的市场和最庞大的军事同盟体系。然而，往昔被视为秩序、发达、繁荣和文明代名词的西方，如今正陷入忧虑，西方正在变得不那么西方了。2020年2月1日英国正式脱欧，英欧关系进入为期不到1年的过渡期;2月，一向被称为西方“家庭团聚”的慕尼黑安全大会直奔主题“西方的缺失”，达成一致性协议遥遥无期;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全面爆发，欧盟和成员国应对无序，搅乱了履新的欧委会“地缘政治”谋划，“团结”变成一地鸡毛……
　　在世界历史演进中，西方的结构性优势构成国际体系和秩序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然而，随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结构出现“东升西降”新态势，西方权力受到威胁，中心地位下降，话语权受到挑战，跟随者风行雨散。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思维模式下，不甘坠落的西方产生强烈反弹，开始在贸易、金融、高科技等领域对其自我树立的假想敌进行制裁和打击。与此同时，西方内部矛盾重重，美欧之间战略意图不同，双方渐行渐远。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旋风退群”行为和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做法，破坏了跨大西洋联盟基础，加剧了西方的安全忧虑。2019年12月，北约伦敦峰会声明其作为一个同盟，正面临来自各个战略方向的明显威胁和挑战。欧洲不愿意追随美国立场，更多强调欧洲的利益，于是在西方首要威胁、对华认知、5G研发、物联网、数字税、全球产业链重构等问题上的态度，欧洲与美国明显不同。而欧洲一体化道路荆棘丛生，地缘政治变化成为欧盟最大的挑战，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欧委会应对迟缓、各国各自为政，南部和北部成员国在救助资金上争吵不息，将其结构性缺陷和治理能力弊端再次充分暴露。
　　曾在霸权殖民之路上风光无限的“普世价值”也受到严重冲击，主导优势遭遇滑铁卢的西方变得不再自信。在非西方国家进行民主制度的试验不仅未收到预期成效，反而出现水土不服。移民问题、难民危机让西方价值不堪一击，自由的灯塔失去光芒。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担心自己失去美国，欧洲人担心自己被伊斯兰化，种族问题给西方世界带来巨大潜在危险，人权理念饱受诟病。西方是在挑战与竞争中产生的，现在又面临着新的挑战。一方面，在国际政治舞台中，西方曾经拥有的相对优势，包括經济、军事和政治，不断被挑战、被削弱。这不仅带来西方影响力的下降，也导致西方民众优越感和幸福感的被相对剥夺。另一方面，西方内部对西方的共识发生动摇。西方曾经从殖民主义时代的宗教西方和种族西方，发展到二战后的价值观西方，基本上可以延续宗教文化、种族群体和政治制度的一致性，即宗教西方、种族西方和政治西方的三位一体。但是现在，这些重要的因素都在发生变化。
　　不仅如此，安全问题也已经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切肤之痛。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失败国家、有组织犯罪是其面临的主要威胁，而且威胁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具有跨国界和跨部门的性质。个别国家在如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利比亚危机中进行单边制裁，带来额外财富消耗，军队大规模作战能力和国家战争承受力严重缺失。此外，西方还面临网络安全、环境恶化、贫困问题、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生态环境恶化、核不扩散问题、粮食安全及水资源、人类公共健康重大威胁等诸多问题。追根溯源，西方的焦虑源自西方中心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利益驱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驱动、竞争而非合作的国际关系理论作为政策哲学的思维驱动。难怪托尼·朱特在《沉疴遍地》中指出，“资本主义”式的全球化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则认为西方再也无力回天。
　　经济结构比例失调，贫富分化差距加大，失业问题日趋严重，社会治理出现困难。西方焦虑的症状背后是其发现自身地位下降、价值沦陷、安全受到威胁甚至发展遭遇困境后的自我保护之举，反映出其内心深处的不甘、失落与恐慌，却又难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当前，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亟需全新的视野和理念，摒弃以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观念的束缚，秉持同舟共济、休戚与共，守望相助、团结应对的理念，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找到通往未来世界的新路径。本期特别策划“西方世界的焦虑与担忧”，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体系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背景下，西方表现出的种种不适应、焦虑与担忧的历史、文化、制度根源，以及因应之道。敬请读者垂注！
　　——《学术前沿》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