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灿若星河的北宋词坛，周邦彦绝对称得上是其中十分耀眼的一颗，有人甚至称他是“词中老杜”——写词人中的杜甫。他的才华没的说，但他的气节却颇多非议，因为他的升官，有强烈的拍马屁嫌疑。
　　事情发生在元丰六年（1083），周邦彦年仅28岁，还是一名在太学读书的大学生。此时大宋王朝处在王安石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之时，年轻的周邦彦大约感到热血沸腾，于是满怀激情地写下了一篇《汴都赋》，并将它进献给了神宗皇帝。这篇诗赋，长达七千余字，写得非常漂亮，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评价说：“《汴都赋》变《二京》、《三都》之形貌，而得其意，无十年一纪之研炼，而有其工。壮采飞腾，奇文绮错。两刘博奥，乏此波澜;两苏汪洋，逊其典则。”宋神宗看到这篇颂扬盛世、讴歌改革的作品很是激动，召周邦彦赴政事堂亲自接见，鼓励一番后，任命他为太学正，相当于训导主任，周邦彦由此从一名太学生，摇身一变而成为管理太学生的官员。
　　这还不算完。元祐二年（1087），周邦彦因为改革派的倒台而被外放为官，经历了整整十年“浮沉州县”“漂零不偶”的生活，就在他感到郁郁不得志之时，元符元年（1098）六月，重举改革大旗的宋哲宗读到了《汴都赋》，深受震撼，下诏召见周邦彦，“使诵前赋”，于是周邦彦写下了《重进〈汴都赋〉表》，再次进献给皇帝，哲宗提拔他为秘书省正字。
　　凭借一篇文章，升了两次官，难免让人羡慕嫉妒恨，谁见了都有酸酸的感觉，不过这种大唱赞歌的溜须之举，又很让文人们所不齿，事实又是如何呢？《汴都赋》里道出了周邦彦写作的动机，他在这篇赋的开头写道：“彼三国割据方隅，区区之霸，言余事乏，而三都之赋，磊落可骇人，到於今称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遗美，可不愧哉！”意思说，三国时国家分裂，《三都赋》却可流传，为人称道，现在天下统一，却没有这样一篇诗赋来歌颂，实在让人惭愧，那就让我来献上它吧。原来年轻气盛的周邦彦写作《汴都赋》，本意就是要和《三都赋》一较高下。
　　这样说如果有人觉得牵强，那么后来的事则是更好的证明。
　　宋徽宗时，有一阵子他接连收到大臣们看见了白鹿、赤兔、苍鸟等祥瑞的奏报，借此称颂太平盛世。这不过是某些人拍皇帝的马屁而已，可徽宗却很开心，他想这事不能只管自己偷着乐，而要让万民尽知，与民同乐，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写成歌曲，广为传唱，由此他想到了流行乐的大家周邦彦。
　　一天，徽宗召见宰相蔡京，对他说：“最近祥瑞沓至，可以把这件事让乐府广泛传播。”蔡京心领神会，立刻找来主管乐府的周邦彦，传达了皇帝的最新指示。照理说，皇帝交办了任务，应该欢欣鼓舞才是，因为你就是有心想拍皇帝的马屁，也未必就能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机会送到了眼前，那自然是走过路过不能错过。不料，周邦彦脸上却没半点高兴的神情，反而叹了口气，回绝说：“某老矣，颇悔少作。”我岁数大了，现在已经很后悔年轻时写那些轻佻的作品。这样的回答，让徽宗和蔡京一脸乌云。这事引起了周邦彦一个同僚的注意，他素来與周邦彦不和，于是留心他的行踪，不久他就向蔡京打了个小报告，说某天周邦彦出席一位王爷的宴会，在酒宴上当场给一个歌妓赋了一首词。蔡京如获至宝，当即上奏给徽宗，徽宗很是恼火，立刻把周邦彦贬出京城。
　　王国维对周邦彦为人的风骨极为称道，他在《清真先生遗事》中说：“盖文人脱略，于权势无所趋避。”当初周邦彦受到宋神宗的赏识，但在太学正的职位上一待五年，他也没想去跑跑皇帝的路子，只是“益尽力于辞章”，埋头于文学创作，自得其乐。宋哲宗让他再进《汴都赋》，他也没有因此夤缘求进，“虽归班于朝，坐视捷径，不一趋焉”。周邦彦虽然二十几岁就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但一生也没做过什么大官，甚至到了晚年，因为不肯为皇帝溜须拍马，不愿依附权臣蔡京，十年间经历了三次外放。
　　南宋文学家楼钥曾经感慨说：“盖其学道退然，委顺知命，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连皇帝的马屁都不肯拍，在旁人看来真的有些呆若木鸡，但从中却让我们看到了周邦彦的文人气节，这或许正是他的词流传千年而热度不减的真正原因吧！
　　（编辑/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