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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3月19日国家卫计委港澳台办公室与香港一家致力于开展器官捐献宣传动员的社会组织合作，推出我国首个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站“施予受”后，4月2日，由中国红十字会下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办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网站也正式上线。
随着这两个具有官方背景的网站推出，我国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自愿身后器官“捐献无门”的困境。但是，公众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会在半个月时间内密集上线两个登记网站？这两个网站的信息是否互相兼容？如果公民希望身后捐献器官又该去哪家登记？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会分别在器官捐献工作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近日，就此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独家专访了红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
“卫计委与红会不和的说法不成立”
早在去年9月，国家卫计委公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时，一位多年参与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的医生曾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推动人体器官捐献这项工作上，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总会之间一直“面和心不合”。他的分析和理由是，人体器官移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国家卫计委作为医疗卫生政策的主管部门，有许多工作不便直接参与，而红十字会恰好可以在宣传动员、救助、缅怀纪念等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因此两方结合一起推动这项事业本来是理所应当，但是由于双方对于各自工作的理解认识不同，再加上“郭美美事件”等负面消息影响，国家卫计委方面认为红十字会不再适宜参与器官捐献等方面的工作，甚至“有很多工作都想摆脱红十字会而进行”。
对于这样的传闻，高新谱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的时候明确予以否定：“这个说法完全不成立。”
高新谱向记者展示了2010年1月原卫生部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的《关于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有关工作的函》，其中明确提出，由红十字会负责全国器官捐献动员宣传、报名登记工作，同时红十字会还负责建立国家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和捐献者资料库，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队伍等工作。高新谱对记者表示：“从这个文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器官捐献这项工作是原卫生部正式委托给红十字会来做的。”
“2010年3月，两部门选择了10个省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2年3月，两部门在杭州举行了试点工作总结会；去年2月25日，两部门在国家卫计委办公楼五层举行了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当时全国卫生系统的一把手、红十字会系统的领导和100多所医院的院长全部到场，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正式在全国全面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7月6日，中编办正式批准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中心属于中央财政补助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职责就是承担原卫生部在2010年那个函里委托给红十字会的所有工作。”“经过半年的筹备以后，中心于去年1月5日正式开展工作。”高新谱说。
“很多潜在志愿者
一直感到捐献无门”
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全球器官供需比大约是1：5，其中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1：30。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4月13日，我国共有22447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很多西方国家有接近40%的公民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表示，中国器官捐献率之所以如此偏低，主要受传统观念、机构建设和国家政策三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是一个非常崇尚孝道的国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很多人都认为逝者身体应该保全。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个人离世后留下的器官很可能会挽救三个甚至更多人的生命，这既是一件善举，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高新谱告诉记者，从2010年到现在，我国一共有1642人在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器官，这些人成功挽救了4471人的生命。
除观念问题之外，由于我国启动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较晚，也让很多潜在志愿者一直感到捐献无门。“在201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只有0.03人实现了成功捐献，但是这个捐献率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人的捐献意愿。2013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已经有0.63人实现了捐献。”高新谱表示，虽然这个数字距离世界最高的西班牙（每百万人口中有34人成功捐献）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可以证明，启动器官捐献工作这三年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率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另外，高新谱认为，除了靠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会的宣传与动员之外，国家一些相应政策也应该逐渐完善并配合。“以美国为例，在司机拿到驾照之前，交通部门会交给司机一份器官捐献志愿书，如果司机同意身后捐献器官，那么他的驾照上就会印有一个‘D’，代表Donor，即捐献者。一旦他出现严重的交通意外，被判定为脑死亡，有关部门和家属沟通后会立刻启动捐献工作，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政策。”高新谱说。
“登记平台越多越好”
多位参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专家和医生向记者透露，这次之所以会一下出现两个登记网站，正是两部门争时间、抢资源、矛盾公开化的表现。
在今年3月召开的2014器官捐献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对媒体表示，由于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还处于成长期，应该有更多社会组织的参与。他指出，各省份都可以跟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开发便捷、服务能力强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
然而就在同一活动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琳娜则表示，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人道救助和缅怀纪念是国家授予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今后各家网站平台上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信息应统一整合至中国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报名登记系统内。
一位多年参与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的医生向记者分析说，黄洁夫之所以会力促国家卫计委、港澳台办推出“施予受”登记网站，目的就是不让红十字会独揽所有器官捐献志愿者资料。“红十字会的网站在3月18日刚刚试运行，国家卫计委这边次日就大张旗鼓地推出了‘施予受’登记网站，时间上绝不只是巧合这么简单。” 高新谱明确否认了两家网站为争资源而相继上线的传闻。“现阶段，中国器官捐献登记平台更多的是起宣传作用，无论是‘施予受’还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这项公益事业。”高新谱表示，只要是对推广器官捐献有帮助，登记平台甚至可以越多越好。这些不同平台的登记资料未来也都会互相兼容，统一整合。
“红十字会比医院更为百姓认可”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阶段，器官捐献登记平台的启动并不会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率提升带来实质提升。“器官捐献志愿者绝大多数是健康人，从登记到真正实现捐献还会经过很多年，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毕竟器官能否进行移植和捐献者的死亡地点、死亡状态及器官状态都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掌握最终决定权的是家属，就算你在生前有捐献意愿，如果家属不同意，大家也只能尊重家属的意愿。”
对此，高新谱也表示，现阶段网站更多的价值是宣传，真正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在医院发现更多的潜在捐献对象。
目前，我国共有549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负责深入到全国上百万所医疗卫生机构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在这549人中，有170人来自红十字会，有379人是来自医院。
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在最终和家属签署器官捐献书时，来自红十字会和医院的协调员必须同时到场并确认签字。高新谱说，“医院和红十字会的分工不同，前者侧重专业，主要是从医学专业角度来判定这个人是否有条件成为潜在捐献者，而红十字会则是更多从公益出发，给予人文关怀。”
“对于家属来说，由于医院这种既参与捐献又参与移植的身份很难令家属完全信任，因此来自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就必须担负起第三方所应具有的公正职责，确保捐献者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受到保护，而且后续对于捐献者的缅怀、纪念和人道救助工作也都是由红十字会的协调员来完成。”高新谱说。
至于公众关于“郭美美事件”会否让红十字会信任度降低的疑问，高新谱明确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首先，‘郭美美事件’本身就不是一个有事实依据的事情。4月11日，秦志晖（即秦火火）已经承认这件事完全是网络推手及网络水军公司一手策划的阴谋。另外，从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老百姓是认可红十字会的。由于现在医患矛盾非常激烈，因此有些家属听到是要捐给医院，反而会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如果你来自红十字会，家属反倒会觉得好接受一些。”
高新谱表示：“国外一般是每百万人口就有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而且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社会工作者。我国目前还没有来自社会的协调员，未来我们会面向社会吸纳更多的爱心人士，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完成这项公益事业。”
（实习生申佳平对本文亦有贡献）
随着这两个具有官方背景的网站推出，我国结束了长期以来公民自愿身后器官“捐献无门”的困境。但是，公众的疑问也随之而来：为什么会在半个月时间内密集上线两个登记网站？这两个网站的信息是否互相兼容？如果公民希望身后捐献器官又该去哪家登记？国家卫计委和中国红十字会分别在器官捐献工作中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近日，就此相关问题，《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独家专访了红会下设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
“卫计委与红会不和的说法不成立”
早在去年9月，国家卫计委公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时，一位多年参与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的医生曾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在推动人体器官捐献这项工作上，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总会之间一直“面和心不合”。他的分析和理由是，人体器官移植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作，国家卫计委作为医疗卫生政策的主管部门，有许多工作不便直接参与，而红十字会恰好可以在宣传动员、救助、缅怀纪念等方面起到不小的作用，因此两方结合一起推动这项事业本来是理所应当，但是由于双方对于各自工作的理解认识不同，再加上“郭美美事件”等负面消息影响，国家卫计委方面认为红十字会不再适宜参与器官捐献等方面的工作，甚至“有很多工作都想摆脱红十字会而进行”。
对于这样的传闻，高新谱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的时候明确予以否定：“这个说法完全不成立。”
高新谱向记者展示了2010年1月原卫生部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发出的《关于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有关工作的函》，其中明确提出，由红十字会负责全国器官捐献动员宣传、报名登记工作，同时红十字会还负责建立国家人体器官捐献者登记管理系统和捐献者资料库，建立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队伍等工作。高新谱对记者表示：“从这个文件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器官捐献这项工作是原卫生部正式委托给红十字会来做的。”
“2010年3月，两部门选择了10个省份启动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2012年3月，两部门在杭州举行了试点工作总结会；去年2月25日，两部门在国家卫计委办公楼五层举行了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当时全国卫生系统的一把手、红十字会系统的领导和100多所医院的院长全部到场，也是在这个会议上，我们正式在全国全面启动了人体器官捐献工作。”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7月6日，中编办正式批准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下设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中心属于中央财政补助的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职责就是承担原卫生部在2010年那个函里委托给红十字会的所有工作。”“经过半年的筹备以后，中心于去年1月5日正式开展工作。”高新谱说。
“很多潜在志愿者
一直感到捐献无门”
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全球器官供需比大约是1：5，其中美国和英国等发达国家都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而中国目前的状况是1：30。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网站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4月13日，我国共有22447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很多西方国家有接近40%的公民都是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表示，中国器官捐献率之所以如此偏低，主要受传统观念、机构建设和国家政策三方面因素影响。
“中国是一个非常崇尚孝道的国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很多人都认为逝者身体应该保全。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个人离世后留下的器官很可能会挽救三个甚至更多人的生命，这既是一件善举，也是一种生命的延续。”高新谱告诉记者，从2010年到现在，我国一共有1642人在去世后捐献了自己的器官，这些人成功挽救了4471人的生命。
除观念问题之外，由于我国启动公民器官捐献体系较晚，也让很多潜在志愿者一直感到捐献无门。“在2010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只有0.03人实现了成功捐献，但是这个捐献率并不能真正体现中国人的捐献意愿。2013年，中国每百万人口中已经有0.63人实现了捐献。”高新谱表示，虽然这个数字距离世界最高的西班牙（每百万人口中有34人成功捐献）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可以证明，启动器官捐献工作这三年来，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率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另外，高新谱认为，除了靠国家卫计委和红十字会的宣传与动员之外，国家一些相应政策也应该逐渐完善并配合。“以美国为例，在司机拿到驾照之前，交通部门会交给司机一份器官捐献志愿书，如果司机同意身后捐献器官，那么他的驾照上就会印有一个‘D’，代表Donor，即捐献者。一旦他出现严重的交通意外，被判定为脑死亡，有关部门和家属沟通后会立刻启动捐献工作，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而中国目前还没有相关政策。”高新谱说。
“登记平台越多越好”
多位参与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专家和医生向记者透露，这次之所以会一下出现两个登记网站，正是两部门争时间、抢资源、矛盾公开化的表现。
在今年3月召开的2014器官捐献国际学术论坛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对媒体表示，由于我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还处于成长期，应该有更多社会组织的参与。他指出，各省份都可以跟社会组织或政府部门合作，开发便捷、服务能力强的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平台。
然而就在同一活动上，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郝琳娜则表示，器官捐献的宣传动员、报名登记、捐献见证、人道救助和缅怀纪念是国家授予中国红十字会的职责，今后各家网站平台上登记的器官捐献志愿者信息应统一整合至中国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报名登记系统内。
一位多年参与中国器官移植工作的医生向记者分析说，黄洁夫之所以会力促国家卫计委、港澳台办推出“施予受”登记网站，目的就是不让红十字会独揽所有器官捐献志愿者资料。“红十字会的网站在3月18日刚刚试运行，国家卫计委这边次日就大张旗鼓地推出了‘施予受’登记网站，时间上绝不只是巧合这么简单。” 高新谱明确否认了两家网站为争资源而相继上线的传闻。“现阶段，中国器官捐献登记平台更多的是起宣传作用，无论是‘施予受’还是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网站，大家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这项公益事业。”高新谱表示，只要是对推广器官捐献有帮助，登记平台甚至可以越多越好。这些不同平台的登记资料未来也都会互相兼容，统一整合。
“红十字会比医院更为百姓认可”
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现阶段，器官捐献登记平台的启动并不会对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率提升带来实质提升。“器官捐献志愿者绝大多数是健康人，从登记到真正实现捐献还会经过很多年，这里面就存在很大的变数，毕竟器官能否进行移植和捐献者的死亡地点、死亡状态及器官状态都有很大的关系。另外，掌握最终决定权的是家属，就算你在生前有捐献意愿，如果家属不同意，大家也只能尊重家属的意愿。”
对此，高新谱也表示，现阶段网站更多的价值是宣传，真正的工作重点是如何在医院发现更多的潜在捐献对象。
目前，我国共有549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负责深入到全国上百万所医疗卫生机构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在这549人中，有170人来自红十字会，有379人是来自医院。
高新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为了确保公平公正，在最终和家属签署器官捐献书时，来自红十字会和医院的协调员必须同时到场并确认签字。高新谱说，“医院和红十字会的分工不同，前者侧重专业，主要是从医学专业角度来判定这个人是否有条件成为潜在捐献者，而红十字会则是更多从公益出发，给予人文关怀。”
“对于家属来说，由于医院这种既参与捐献又参与移植的身份很难令家属完全信任，因此来自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就必须担负起第三方所应具有的公正职责，确保捐献者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受到保护，而且后续对于捐献者的缅怀、纪念和人道救助工作也都是由红十字会的协调员来完成。”高新谱说。
至于公众关于“郭美美事件”会否让红十字会信任度降低的疑问，高新谱明确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首先，‘郭美美事件’本身就不是一个有事实依据的事情。4月11日，秦志晖（即秦火火）已经承认这件事完全是网络推手及网络水军公司一手策划的阴谋。另外，从我们目前所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老百姓是认可红十字会的。由于现在医患矛盾非常激烈，因此有些家属听到是要捐给医院，反而会存在一些抵触情绪。如果你来自红十字会，家属反倒会觉得好接受一些。”
高新谱表示：“国外一般是每百万人口就有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而且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社会工作者。我国目前还没有来自社会的协调员，未来我们会面向社会吸纳更多的爱心人士，大家一起努力，共同完成这项公益事业。”
（实习生申佳平对本文亦有贡献）